值得一提的是，林辰一生在几十年的同行审稿中也经常无私地把思想和方法提供给作者。笔者在学术同行的交往中，就听到过若干当年论文作者（其中有的与林未曾谋过面）说林辰为他们审稿时，提供过许多改进意见、修正性或推广性证明，乃至奉献新的思想（当然是在论文发表后应作者要求由编辑部解密的），同行们每每提及，都刻骨铭心。
三
林辰自1952年夏成立福建师范学院数学系以来，历任过福建师范学院数学系副主任、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他饱受各次政治运动“洗礼”，仍带领师生为数学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夏，林辰作为福建省代表之一，赴北京出席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聆听了周恩来总理报告，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切会见了全体代表。会议期间数学科的代表曾举办过专题活动：在圆明园集会（由华罗庚主持），赴北京大学数学系参观（由江泽涵接待）等。就在此间，林辰向苏步青先生请教如何组织开展科学研究。苏介绍了浙江大学的3点经验：其一，坚持办讨论班；其二，成立资料室，广泛搜集学术文献资料；其三，注重人才培养与交流。苏的一席经验之谈通过林辰的努力实践，对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后来的发展影响至深。
1952年以来，在全国学习苏联的那段岁月里，林辰积极组织数学系教师钻研当时的一套苏联数学译著，如辛钦的《数学分析》、那汤松的《实变函数论》、柯尔莫哥洛夫的《集与函数的泛论初阶》等，并组织起了学术讨论班，有效地促进了当时师资队伍建设。
1954~1955年间，福建师范学院把数学系作为教学改革的典型系，张禾瑞曾陪当时的教育部领导前来视察，林辰在此期间与张有过较充分的学术交流。另外，教育部在北京举办暑期讲习班，以培养理科基础课教师，福建省送出的学员中唯林辰是数学科的。林辰听取过秦元勋、李国平和申又枨等教授主讲的讲座。1956年，林辰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师范院校会议，在此会间林辰结识了程其襄教授。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林辰被打成“右派”，1958年遭受革职、降薪处分。即使如此，他还以惊人的毅力深入扎实地自学泛函分析。
1962年，政治气候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稍有“回暖”，林辰就冒着风险，克服困难，在系里组织起了泛函分析讨论班。严子锟、庄兴无、刘藕业、何力等一批优秀学生与青年教师从此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功底，走上了科研道路。回首当年，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1962届和1963届本科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生。例如，1962届的翁祖荫考取了陈省身的研究生，以后在函数逼近论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1964年“四清”运动起，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十年动乱”结束，林辰在那风雨如晦的政治气候中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身心摧残。1964年被安排到物理系教高等数学，1966年作为“牛鬼蛇神”挨批斗，1970年被安排到福州大学（其时福建师范学院已停办）教育系的数学连……那时林辰已经心力交瘁，曾因冠心病住医院。即便如此，他心中仍萦念着学术问题和数学系的复办和发展问题，可谓“虽九死其犹未悔”。
“十年动乱”尚未结束，林辰回到由福建师范学院演变成的福建师范大学，不顾许多人的心有余悸，又奋然重新组织起中青年教师的泛函分析讨论班，由张文泉和他一起主讲，有严子锟等教师参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沐浴下，林辰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校领导的器重，回到了系领导岗位，“愿以此身长报国”，林辰不顾年事已高，心脏病、胃病等疾患缠身，抱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执著信念，满腔热情地规划着数学系的前景，始终如一地实践着办学术讨论班、抓资料室建设和抓人才培养、人才交流这三项大事。
由于师范院校的局限和历史的原因，福建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师资长期以来都主要依赖于自身培养。林辰主持数学系工作期间，在3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为数学系的长期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是“十年动乱”前，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积极支持、致力选送中青年教师外出进修，又如前所述培养1962、1963届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成为一批业务骨干；其次是“十年动乱”后以1977、1978级为代表的一批留校任教的业务骨干；再次是林辰作为福建师范大学“十年动乱”后首批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之一，培养出一批教学与科研人才学习非线性分析，以后留学瑞典的李永青博士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外交流以来，林辰支持青年教师出国留学，在美籍华裔数学家林伯禄的支持配合下，仅由林辰推荐往美国依阿华大学留学者就达十数人之众。
在培养人才方面，林老可谓思才如渴，惜才如金。他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时时注意，处处留心，着力发现学生中素质好、潜力大者。而后总是通过个别辅导、面谈面批，吸纳入讨论班等种种方式予以指导培养。例如，他在77级、78级学生中举办实变函数讨论班，从中挑出尖子给予重点辅导，以带动全面提高质量。许多毕业后走出校门的学生，林辰仍与他们保持联系与指导。林辰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对一些品学兼优，却因当年社会政治因素被列入另类的学生，林辰一视同仁，尽力予以关怀帮助。例如，1956届毕业生赖观模当时被视为“只专不红”，林辰却另眼相看，多方关怀，后来在数学教育研究方面取得成绩。1953届毕业生黄政书与薛天森留校任教后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58届毕业生曹奋进在“十年动乱”中曾被打为“现行反革命”，林辰后来都帮助他们调回母校工作。黄、薛和曹后来或在科研或在教学中都各有所长。
值得一提的是，林辰的爱才、怜才，还体现在对校外师生的尽心培养与帮助上。例如，福州人谢羲，抗日战争胜利后从福建永安中学毕业，成绩优异。有人推荐其求教于林辰。林与其谈微积分的基本思路与问题，谈数学的思想与方法，而后还常通信交流。谢认为这一段经历对他是数学的“启蒙”，“奠定数学基础”，“受益终生”。后谢毕业于厦门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留学前苏联，回国后任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还担任过原子能研究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谢和林长期鸿雁传书，保持友谊。林辰在福建省数学界受到普遍的赞誉和爱戴，是与他50年如一日，诲人不倦栽桃李，呕心沥血育英才分不开的。
（钟怀杰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1983级硕士
研究生，教授，曾任校研究生处处长）忆德艺双馨的翻译家许崇信教授
◎赖耀先
2009年5月，也就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许崇信教授逝世10周年之际，在英国伦敦，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当代国际翻译理论代表作的重要文集，许崇信教授发表于1962年《福建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上的论文《文艺翻译中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经刘亚猛教授翻译成英文，也收入其中。这部国际经典论文集的出版，至少表明了两点：其一，《福建师范学院学报》早在1962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其中有些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其二，许崇信教授当年发表的译论，其学术成就在47年后得到了国际译学界的认可。
回想起1962年，福建师范学院在全国还是默默无闻，鲜为人知。1970年被撤销，1972年复办，改称福建师范大学。在许崇信老师的倡导下，外语系成立了编译室，他被任命为编译室主任。在校党委的领导和外语系总支书记黄行之同志的支持下，他立即开始挖掘并搜罗各路人才。一批有翻译才华的专家，齐聚到编译室许老师的麾下，其中有教育系的心理学和教育学专家檀仁梅教授，中文系的翻译天才项星耀教授，历史系的留美博士郭舜平教授等人，还有当时尚未出来担任系领导的英美文学专家谢德贞教授以及当过中国远征军翻译官的林纪焘教授等。除了上述老一辈专家外，还吸纳了我系一批不同语种的中青年学者，其中有陈正元、周复、谢翰如、陈加洛、范一、汪庆安、黄松柏、戴树英等人。这样，就组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中英俄语种相交融，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翻译队伍。回想那时，这么一大批人，挤在外语系三楼两间办公室里，上班时鸦雀无声，休息时欢声笑语，洋溢着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编译室实行8小时坐班制。许崇信同志以身作则。他住在烟台山麓，离编译室很远，又没有公交车，每天步行上下班，一天4趟，风雨无阻，从不迟到早退。我们这些中青年教师，虽然都住在学校附近，但从来没有坐班过，开始很不习惯，看见许老师这种模范行动，也都不敢有半点怠慢。
由于这支队伍阵容强大，实力雄厚，加上领导有方，便很快展示了实力，拿出了初步成果。一批国别史、回忆录等相继出版，引起了国内出版界和翻译界的关注。随着我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汉语成为联合国6种主要工作语言之一，联合国请求我国外交部每年将800多万字的英语文件翻译成汉语。1974年外交部首次委托全国42所高校翻译联合国文件，福建师大外语系被首批受托承担此项任务，这在当时是很难得、很光荣的，实质上是中央权威机关对我校我系英语翻译水平的认可。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完整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中央编译局委托我系翻译其中的第40卷。经过两年多夜以继日的伏案劳作，初稿译成，中央编辑局邀请我们全组7位译员赴京最后定稿。赴京时，按规定，许老师可以坐火车软卧，但他坚决不肯，一定要同我们一起坐硬卧。抵京后，他本来可以住高级宾馆，但他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和我们挤住在编译局宿舍院子里的两间条件相当简陋、没有卫生设备的平房里。那时我们还比较年轻，而他已经接近花甲之年，每天还和我们一起吃食堂，从平房步行到编译局上下班，时间约持续半年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于1982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12月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翌年，编译局委托许崇信教授单独承担《列宁全集》第15卷的审校工作，他按时按质地完成了任务，再次受到编译局的表彰。
另外，使我十分感动的，是他为创办福建省第一份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份外语学术刊物《外国语言文学》所付出的艰辛。20世纪80年代，全省各高校，包括厦门大学，都没有一份外语学术刊物。许崇信教授站得高，看得远，深知外语学术刊物的重要性。为了这个刊物的获准出版，他以年老体弱的身躯，冒着酷暑严寒，乘坐公交车，多次跑福建省委宣传部、出版局，一次又一次地送申请，报材料，不厌其烦，不辞劳累，终于得到了上级机关的批准。这一学术刊物的获批并出版发行，意味着我校占领了一个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制高点，对我们青年学者的发展成长具有深远的意义。
许崇信教授不仅注意挖掘和吸纳老一辈翻译精英，还十分关注培养后起之秀。他对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扶掖，可以说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由于学贯中西，知识渊博，他的翻译课尤其精彩，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课后，学生向许老师请教，他一样循循善诱，不知疲倦。我有幸参加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负责翻译马克思青年时期《致燕妮》的爱情诗。初稿译完后，请许老师审校。他修改得非常认真，圈圈点点，密密麻麻，一个句子，一个词语，甚至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他反复强调，翻译作品“在传达原著的意境与格调上，应该达到既貌合又神存，既状物又传神的境界”。经他审校过的译稿，读之会有“增之一字则嫌长，删去一字则嫌短”之感。
许老师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处处与人为善。在治学严谨的同时，又具有甘当人梯的精神，为我国我省外语界和翻译界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已成为著名的教授、翻译家、外交官和特级教师，像朱纯深、叶大波、陈小慰、岳峰等均是他的高徒。他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光明磊落，生活十分俭朴，对待名誉地位，向来十分淡泊。他留给师大，留给人间的，不仅仅是看得见的有形的大约2000万字译、校、著作品，更宝贵的是，他栽种的桃李已经满园芳香，他崇高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人格品质已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德艺双馨”就是他一生的完美写照。
（赖耀先外国语学院教授）迟到的悼念——追忆俞元桂教授◎吴仰南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也已经退休了。这是人生一个爱回忆的阶段，过去师友的音容笑貌就会不期然地涌现在脑际，其中总让我抹不掉印象的就有俞元桂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