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因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而且长时间没有开展评定职称的工作了，以至于教授、副教授队伍严重老化。据统计，教授平均年龄高达73岁，副教授平均年龄也达69岁。这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可思议，但在那时，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本来在学术界还有一定的地位，但不知现在是否还有影响力。同时，为了改善学缘结构，我们从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陆续调来一批人，他们的状况如何，必须进行调查。比如，从什么高校毕业，担任过什么课程，主持或参与过什么课题的研究，取得过什么成绩，等等。总而言之，我们希望通过调查能够了解他们是否能够胜任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此，我们除了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外，还进行个别访谈，前后历时数月。
在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向校领导提交了一份《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其主要内容，就是为优秀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创造良好条件。至于哪些人可以作为优秀中青年教师加以重点培养呢？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我们让所有申报参评的教师提供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材料，然后请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教学评议委员会委员审议，最后筛选出大家都认可的82位。几年后，我们按同样办法进行筛选，使这支队伍扩大至107人。显然，他们代表着学校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对这些优秀人才的扶持力度比较大。经与图书馆、总务处、基建处等部门商议，大家一致同意采取激励政策。主要有：按教授标准，每次可借图书20册；优先派遣出国留学；还有，当时是福利分房，何时拿到房子，要看积分，我们对优秀中青年教师按福州市劳动模范标准，每人加5分，让他们尽快地安居乐业。值得提到的是，为了打破“熬年头”和论资排辈的旧习，我省曾采取破格提升的办法。结果我校被破格提升的达128人，比在榕其他高校破格提升总人数还要多。我校现任校长黄汉升当年从提讲师到副教授、教授，全是破格提升的，为中青年教师做出了榜样。
1983年，按照上级部署，我校开展重点学科建设。做好这项工作，显然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通过筛选并经校领导批准，我校确认了以丁汉波先生为带头人的发育生物学、以陈征先生为带头人的政治经济学、以朱鹤健先生为带头人的土壤地理学、以黄寿祺先生为带头人的中国古典文学、以俞元桂先生为带头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以林忠民先生为带头人的应用概率、以谢德贞和许崇信先生为带头人的外国语言文学、以林辰先生为带头人的基础数学、以甘景镐先生为带头人的高分子化学等10个学科为首批重点学科。校领导对重点学科建设非常重视，要我们每学期都必须进行专题汇报。为此，师资科要先期到各系了解情况，内容包括重点学科建设的进展，以及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让人高兴的是，这些困难和问题都能及时地得到解决。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感到重点学科还有一种作用，那就是有利于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因为重点学科都有学术水平较高的学术带头人，有较为重大的科研课题，有学术气氛浓厚的科研团队。所以，它能够成为中青年教师成长的一片沃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现任副校长汪文顶，当时是现代文学的一位年轻的助教，仅几年时间就晋升为教授，并被任命为副系主任。因而我们很自然地便把重点学科建设同师资队伍建设结合起来。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校也大力开展留学生派遣工作。但是要把人派出去，就先要让教师的外语过关。那时候大家学习外语的热情很高，我们就在旧华南地区一座三层红砖楼里，办了外语初级、中级、高级班，共10个班，为教师出国留学创造必要的条件。
由于我们属地方院校，所能得到的公派名额甚少。但我们想尽办法为教师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我们的主要渠道有：1与赴日经商的福建同乡会联系，争取到出国留学的名额。比如，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姚建年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出国深造的。2与外国高等院校建立姐妹关系，如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美国俄勒大学等进行教育的合作和交流，并互派访问学者。3接受外国高等院校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按协议我校也可以对等地派出留学人员。我们对这些留学人员是很关心的，经常到他们家里看望，并写信把他们家里的情况告知他们，以慰远念。每到春节，我们还写信慰问，并把学校的进展情况告诉他们。由于我们工作做得比较细，因而他们中的多数人学习期满后都能按时回国，回归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令人高兴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校已有29个校系和研究所的领导，由回国留学人员担任。这表明我校的整体实力已大幅提升。同时，我们还定期召开回国留学人员座谈会，请他们畅谈在国外的见闻，以及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做，无疑有利于开拓我们的办学思路。
由于留学人员的回归和优秀中青年的成长，我校的师资力量不断增强。令人欣喜的是，新的学术带头人开始涌现。经校领导同意，我们又开始实施对新一代学术带头人的扶持政策。
在师资队伍建设的过程中，还应当提到我校的包容性。我们一直坚持接纳五湖四海，延揽各方英才。例如，先后担任我校校长的陈征先生和朱鹤健先生都是从外校调来的。此外，还有一些系主任、名教授也是从外校调来的。这也体现了我们百年院校的风范。
我在教务处工作20年。除了搞好教学工作，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外，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师资队伍建设工作上。因为我始终认为师资队伍建设关系到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前面所说的都是我们过去曾经遇到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后的欣喜心情。今天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我们师资队伍的建设很强大。说说过去的事，因为它是印象很深的一个记忆。
最后还要提到的是，在我任职期间先后担任师资科科长的有：曾国玲、俞无尘、刘舒平和张芝华。多年一起合作共事，他们都付出了辛劳，我感谢他们。
（郑锹文学院1953级，教授，曾任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教务处处长）五十年，常忆常新——郑锹老师教我的片段回忆◎淙源
在我的记忆中，1961年的秋天格外明朗，我考上了福建师院中文系，而且很快就“认识”了郑锹老师。
一
20世纪60年代初，福建师院强调抓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我们一年级的《现代文选及习作·散文部分》课程，由我省现代文学教学科研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俞元桂老师讲授。那时，我们在《福建日报》的副刊《海潮》上，看到一位署名“燕青”的作家写的《照片》、《我的老师》、《山村火把》等十几篇诗情浓郁的散文。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燕青就是郑锹老师。”
郑锹老师年轻时英俊儒雅，着淡蓝色开襟毛衣时，更显得潇洒飘逸。我上前“搭讪”，他有问必答，平易近人，且声音极具磁性，富含吸引力。
二
让我兴奋的是，我们二年级《现代文选及习作·小说部分》课程，是郑锹老师授课。他授课的“独特风景”，是朴实、求实、务实，在求实求新的基础上，开辟了巨大的空间，让我们自主探究、讨论，自由地驰骋想象，尽情地发表见解。这一过程，竟是毫不显山露水，丝毫没有刻意为之的感觉，真有一种“润物无声”的效果。下课了，我们还久久沉浸在“拥你入怀”的意境中，有茅塞顿开的感悟。
我经常到郑锹老师的宿舍——24号筒子楼，向他讨教散文写作。他宿舍不足8平方米，仅一灯一桌一床和两把椅子，狭小的空间里唯一架又一架的书十分引人注目。记得当时郑锹老师给我讲授了散文的体用与华采、避俗与避熟、为文之道唯字与义等等，反复教导我：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鼓励我多读多写多议。郑锹老师深刻的教学思想、精湛的教学艺术，甘为人梯、奖掖后进的精神，给我的启示良多。
三
1964年10月初，中文系全体师生赴建瓯农村参加“点”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乡之前，须进行“三查”，人人过关，以便“轻装上阵”。当时我在小组里顺利过关，但惊魂未定，就被告知须在分团总结大会上作关于文艺观的“大会发言”，并指定由郑锹老师帮助我“提高认识”。郑锹老师亲切地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不要乱扣帽子了！你是喜欢艺术性高的文学作品，只是有时忽略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彼苍者天，郑锹老师的这一“定性”，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我不敢问，只觉感激之情，不能自已。
四
1966年夏天，“十年动乱”全面爆发，是年冬，我回母校探望老师。使我心惊的是低我一届同学的一句话：“你写的《兰花》被批，你害苦郑锹老师了！”
1962年，中文系创办刊物《闽江》，由郑锹老师具体负责。1963年深秋，我们年段师生赴闽清参加“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结束后，我曾选取临别时与房东恋恋不舍的几个片断，写一篇千余字的短文，题名《兰花》，刊于《闽江》。未料此文遭到批判，批判说：《兰花》小资产阶级情调浓厚，严重歪曲了贫下中农形象。编者同意刊发，足见与作者思想“共鸣”。此事竟然连累了郑锹老师！
我确实害苦郑锹老师了，他教我时孜孜不倦，“三查”中又救我于水火，我却给他雪上加霜！而令我深感内疚的是，郑锹老师从来未因此事责怪于我！
五
我再次见到郑锹老师，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时任福建师大教务处处长，乔迁华南新村。那是两室一饭厅的单元房，卫生间设在走廊，为多户“共享”。饭厅只容一张小方桌。两室的陈设沉静、高洁，除去一排书柜和桌椅床之外，很少饰物，这像他的人，又像他的文章，透亮、宁静、自然，没有雕饰与凿痕。
虽然岁月的风霜给他留下痕迹，但郑锹老师的风采一如当年。他没有某些官员颐指气使的做派，而是和蔼可亲、虚怀若谷，仍然保持淡泊名利、无竞无争的书生气。这一切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他卓然的气质和风格。
公务之余，郑锹老师一如既往地进行学术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连续刊登了他以抒情的笔调撰写的多篇学术论文，如《诗和散文的结合——读〈杨朔散文选〉》、《爱和恨的火焰——黄宗英的〈星〉读后》、《知识的森林——浅谈秦牧的散文》、《叶笛又响了》、《他歌唱红日和大江——漫谈刘白羽的散文创作》等，令我敬佩！
郑锹老师是在校长助理任上退休的。1977年，他的儿子留学挪威，几年后，女儿又赴美国深造。郑锹老师到挪威和美国探亲时，为《福建乡土》杂志写了多篇文化底蕴深厚的优美散文，如写挪威的《雪·孩子的书包》、《在海盗船上留影》、《今天的娜拉》、《钓鱼》、《石道格湖印象》、《中国方便面》、《买车小记》、《我们家的小花园》，写英国的《波黑两姐妹》，写美国的《美国农场作客记》、《寻访大烟山》、《城郊有个贫民窟》、《坎瑞的农贸市场》等。
郑锹老师的文章宛如一束阳光，一滴雨水，使我这近于干枯的小草，又逐渐支棱起来，青翠起来，重鼓勇气，迈向文学园地。
六
郑锹老师是我们同学之间“永恒的主题”！可惜相聚时，我们得到的消息往往是“他到儿子那边”、“他去女儿那里”；每当繁杂的事务告一段落，想和郑锹老师叙旧时，却被告之“他上个月还在，刚走”。惆怅之情，不能平复！
时间肯定回不到开始的地方，但是这延续了50年的“永恒的主题”，今后也肯定会继续延续下去！
郑锹老师！无论您在挪威还是美国，您的学生都会把您给予的昨天，折叠成记忆的小船，任其飘荡在思念的心湖。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借此入学50周年的美好时刻，我记下了这难以用价值观衡量的一段师生情谊和我人生中这一重要时光。
（陈宗沅，笔名淙源文学院1961级校友，
曾任《福建乡土》常务副主编）购餐分房评职称——陈一琴、郑一书、陈祥耀故事三则◎陈庆元
年前朋友小聚，席间，广通兄赠我新著《杂记》，回家后挑了些写老师范学院旧事的文章，一读为快，广通兄让我知道许多旧事。眼看，又到了逢五逢十的校庆，文学院赖书记早早就向我索稿。我对他说，假如我写的文章，都是沉闷中的记忆，你敢不敢用？我试图以此“吓唬”他，让他取消邀约，无奈未能起什么作用。我没有广通兄对往事深沉思考的本领，就我过去写的小文章而言，大多是平平淡淡的小事，或者是趣事快事，例如瀑雨浇淋、被狗攻击、过屠门大嚼之类，没有哲理，也没有思想深度。所以，在我读广通兄《杂记》的当晚，我就给他发了短信，表示钦佩。因为校庆的索稿，我这才记起来，我到师大求职并获得职位已经整整30年了。30年间，似乎也有些值得写写的东西，只是现在尚无出一本书的计划而已。本文打算说三件事，餐厅购餐、分配住房和评定职称，前两件关乎生存，后一件是教学与学术评价，都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