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间，俞先生、周先生、郑先生相继故去，灵光岿然的还有祥老和钟老。我评上教授之后，参与职称评定10多年，先是在成人高校中文学科当组长（只评副教授），后来到普通高校，其间高校行政化逐渐“抬头”，在我没有行政头衔时被更换过，当我有行政头衔时又重新回来，还当过组长；到了任职年限，又离开学科组。据说，现在的学科组采取随机抽签制，明天开评，今天才从专家库中抽取名单和候补名单，连夜通知专家。这或许是不得已的办法？20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答辩每个专家是谁，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我想，和我一起参加答辩的其他3位学者也不会忘记。不唯独是我特别有心，上个月我的学生郑珊珊给我打电话，她所在的《东南学术》期刊主编杨健民先生最近还对她说过：你们陈老师当年和我一起评职称，参加答辩，他评正高，我评副高。为什么我们都还记得那次答辩？我长久地思索这个问题。我很幸运，那次答辩，能够得到这么好的老师的指教，他们很严格，同时也很宽容。我能出自这些老师的门，真的很幸运。20年了，时间距离已经有点遥远，但我离那个中文学科组的心理距离却很近很近。
（陈庆元文学院1964级，教授，曾任文学院院长、协和学院院长）一堂钢琴回课
◎王耀华
1956年5月，第一届五年制音乐专修科招生时，由于分配了一个名额到我所在的长汀县，所以，使我这个怀着吃饭不要钱、爱唱歌的农村学生，能幸运地在“矮个子里挑高个儿”的情况下进入福建师范学院读书。
8月底，我一踏进校门就听见有人在琴房流畅地弹奏《小奏鸣曲》，这对从来没有见过钢琴的我来说，是既羡慕，又有无限压力。因此，一开学我就认准琴房起早摸黑，抓紧所有能够利用的时间往里奔。
经过两个月的练习，我居然也能弹奏巴赫的钢琴曲《小步舞曲》了。一个星期练下来，音符没错，节奏顺畅。突然异想天开，我能否按谱上要求的速度，对着节拍器来试弹弹看呢？于是，借来节拍器，就以每分钟120个单位拍的速度弹奏起来了。
回课时，我以满腔的热情和企盼表扬的信心坐到琴凳上，用标准速度弹着《小步舞曲》，总算连滚带爬地弹完了，我以为老师一定会表扬我一番。可是，等了老半天，林老师一言不发，终于迸出了一句：“还没有学走路就要跑，这是正确的学习方法吗？”我的脑子“嗡”地懵了一下，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脑际浮现出当时我正在阅读的凡丁《钢琴演奏法》扉页上的两句话：
“要慢而有恒地学习。”
“凡是值得做的事情都应当把它做好。”
（王耀华音乐学院1956级，教授，曾任
省政协副主席、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母校与恩师
◎郑长铃
福建师范大学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意义非凡。我曾三进母校，如今，虽然离开母校快10年了，却时常想起或被想起。因为母校成就了我，那里有我终身难忘的恩师，当然还有相互牵挂的故人和尘封的故事。
我与母校结缘于1984年，那一年，我凭着一副好嗓子考上了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音乐专业，怀揣着理想开始了4年的大学生活。因为接受过中专教育，又有4年小学教书的工作经验，没多久，我就加入了学校学生会文艺部的工作行列。学习之余，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组织校园的文艺活动上。正当其时，社会上掀起了“文化热”，文化活动风起云涌，我们的校园文艺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校园歌手大奖赛、合唱比赛、小型展览、系列讲座、知识竞赛等等。虽然，充其量我当时只是个“小催巴儿”，但却很有成就感，因为我的努力换来的是大家的快乐。不仅于此，细想起来，如今我的许多工作经验还真的都是那时“风风火火闯校园”锻炼出来的——组织大型活动、指挥合唱，包括安排聚会吃饭……
本科学习阶段，我专业课成绩几乎门门优秀，特别感恩各位任课老师付出的辛劳。1988年8月，由于留校工作的努力没有成功，我悻悻地离开了长安山，那时心里想着的自然是——我一定会回来的。3年后，我果然“回”到了母校——以福建师范大学教师家属的身份，住在了长安山校园不远的地方——意园、康山里，我成了敬爱的钢琴老师林君玉教授的女婿。虽然客居，但我没有被视为客人，也因我生性比较主动、活泼，所以经常反客为主，在长安山附近交朋结友，经常东倒西歪在母校的怀抱里，把许许多多的真言都说给了操场边的小草、小虫、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露水。与此同时，我也在校园的边缘见证着母校一天天的变化、发展壮大——艺术系变成了音乐系，又从音乐系升为音乐学院，从本专科教育到了硕士、博士的培养……
早在本科学习阶段，王耀华老师就被我树立为榜样，决心将来走上讲台，课要上得像王老师那样生动，张嘴范唱得像王老师那样腔韵纯正。1985年开始，我暗自定下目标：按省份至少两首民歌，按民族至少一首民歌，按剧种至少两个代表性唱腔，按曲种至少一个名段……并践行学唱背诵，清早每每都到后山琉球墓群中找感觉，因为那儿没人。虽然，4年过去了都没有完全实现原定目标、数量，韵味也欠火候，但现在所记得的几首民歌，在觥筹交错之余偶尔也还是能博得些许勉励的掌声。
1986~1987学年，王老师到日本作一年的学术研究访问，回国时带回了一部日文出版的著作——《琉球中国音乐比较研究》，随后即在国内出版，中日学界赞声一片。那时，我也翻读了不少书，写了一篇关于二胡历史考证的习作，还因相关史料问题向黄寿祺老师、曾雨音老师当面请教过。二老不仅给了悉心指导，还分别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二老很严谨负责，都在所供材料上签名盖章。今天想来，当时写的文章肯定不值一提，但二老如此提携晚辈，可能也有不便驳意园邻居情面的缘故：我的岳母大人亲自领着我登门拜访过二老。借此，母校恩师们的爱生传统，可见一斑！那篇习作我以“初生牛犊”之势，汹汹然要与人家商榷。习作写完，恰好王老师从国外回到系里，故先请指正。老师上完课约我晚上去他家，可是我正忙着组织一个全校性活动，耽误了，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就不敢去了。几天后，老师再次约我。我们沿着后山的公路边走边聊，老师先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和今后的打算，然后就开始介绍日本的见闻和他亲自下厨做中国菜等趣事，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琉球墓群，老师说起了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和待人接物，晚一分钟到都要打个电话致歉……当时我很羞愧，以至于后面他说什么都没听清更没记住。临别，老师微笑着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我的习作和他工整的批改意见。老师的批改意见用铅笔写在一张纸条上，大意是文章写得还可以，但字写得太潦草，做文章与做人一样要认真、谦虚……那张纸条连同二老所供材料的卡片原来我一直珍藏着，此次本想“呈堂证供”一把，可几次搬家后，居然没找着。现在虽然一时找不着了，但我时常想起它们，想起它们对我的鞭策，也想起我曾经的迷失……
1999年，在北京“流浪”3年后，我第三次回到了母校，考上了王耀华老师的单招硕士研究生。鉴于已年届不惑，我干脆一股脑儿把博士学位也给攻读下来了。这回与母校整整续缘了5年。人生路上有和风细雨，也不乏暴风骤雨，风雨中，我守住了真诚，感悟了宽容，也学会了感动。长安山校园成了我的双重家园，经年累月中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故事，在故事的演绎中，我与母校的感情也就越来越醇厚、深沉、丰富多彩。
2004年7月，42周岁的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母校，告别了安在校园不远的新家（新房子）的妻儿，告别年迈的4位老人和工作了12年的福州，只身北上。为了让我去实现理想，王老师和我的弟兄们负责任地把我推荐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为了我的北上和举家北迁，王老师给我们开了两次“家庭扩大会议”。为了了解我在北京的生活情况，王老师每次出差来都要在百忙中安排请我们去一起吃顿饭，除了带来母校恩师的关怀外，还时常督促、告诫我——“我们农民出身，千万不要丢了农具，忘了该干的农活。”老师尽到了，并远远超过了他该尽的责任，从本科到博士毕业，从学业到生活，从为人到处世，他把深深的、浓浓的情点点滴滴地镌刻入了我的生命……
今年春夏之交，乘出差之便，我回到了长安山校园，回到了已经改作茶室的教室。当茶韵在舌底齿间弥漫过后，伴着乐声和知了的鸣叫，我恍惚了，仿佛有一种声音穿越我心，洪亮、高亢，很有穿透力。如今，这儿虽然已经人去楼空，使我有了很多莫名的感慨，但我深深地知道，我的生命故事已不可能在此继续演绎，只有那对母校的眷恋和对老师的感恩之情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深厚……作为“福师大人”，除了好好珍惜，勇猛精进，还有什么！
向光荣的福建师范大学致敬！
向敬爱的恩师顶礼三拜！
（郑长铃音乐学院1984级校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我的老师，我的亲人
◎李向京
2011年这一页即将要翻过，可想起2010年那一场大病，许多事情历历在目，特别让我难以忘怀的是许多关心我的老师们。
首先想到的是王耀华老师。大家都知道，他是国内外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他有许多头衔：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理会亚太音理会副主席，亚太民族音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等。同时，他还是一位副部级的官员，可他没有一点官架子，骨子里就是一位很平民化的学者，质朴厚道，平易近人。著名作曲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王安国教授曾跟我们说过，耀华老师是一位情商很高的人，是一位值得大家学习的人。王老师为人热情、随和，心里总是装着别人。他在北京开会时，大家在一起吃饭，他总是抢着去买单，为大家盛饭、夹菜，（王老师请学生吃饭时也是这样）逢年过节时他总是第一个给大家寄贺卡，为大家带来祝福。
在我心里，王老师不仅仅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更像是一位家长，一位关爱我的亲人。他治学严谨，尽显学人本色风范。在我博士研读期间，他总是像家人一样在工作、生活上对我处处关照。为了让我能更好地提高作曲与作曲技术的理论水平，他出资将我送到上海音乐学院贾达群教授处学习。可以说，如果没有那次的上海学习，就没有我后来的博士论文。让我特别难忘的是，在我生病期间，他先后10余次到医院、家里来看望我、关心我，而且每次都带来许多营养品。我想起音乐圈内曾流传的一句话：“田青的嘴，王耀华的腿”，当时我还并不真正懂得这话的意思，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含义，王老师关心别人总是最勤快的。此外，王老师还非常细心，记得有一次他带了许多樱桃来看我，过后才知道他为了让我能吃上新鲜的樱桃，亲自到水果店一粒一粒地挑选。王老师不仅关心我，而且还时常关心我女儿的学习与生活。我女儿在日本留学期间，王老师多次打电话问候她。我女儿回国后，王老师又百忙之中抽空专程为她接风洗尘。王老师在我身上花了太多的心血，而我只是他千百名学生中的一个普通弟子，却让他如此悉心牵挂。我真的很感动，大爱无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恩师的感激与崇敬之情！
其实，在我们学院，像王老师这样的教师还有许多，他们都像亲人一样关心、支持着我。尤其在我生病期间，院长叶松荣教授、书记骆积强教授，以及院领导班子和许多在职与离退休的老师都经常来慰问我，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减轻我的工作量，关照我的生活等等。那无言的情感，如亲人们的殷殷深情，给了我莫大的精神支持，让我从病痛中走了出来。可以说，老师们的关爱，是我的精神力量，也是我战胜疾病的坚强动力。
回首20多年的工作历程，尝尽酸甜苦辣百味。像亲人一样帮助过我的老师还有许多许多，无法一一提及，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在今后的生活中，我要像老师们一样，更多地去关爱别人，并将老师们的爱心和精神不断传承下去。当今社会，智者生存，唯有向学，躬行实践，方能不负众望。我将带着感恩之心和老师们的厚望，去开启新的征程，奋发有为，努力实现人生的价值，以谢众恩！
（李向京音乐学院1986级，教授）绿叶对根的情意——记曾民勇教授二三事◎莲荷
大约是两年前，有一天民勇老师给我们来了个电话，让我们几个人到他家一趟。那时，他刚退休不久，但因为身体的原因已经很少到学校。当我们到他家时，他刚服完药，正靠在藤椅上休息，脸上带着倦意。我们关切地问他最近身体怎样，他回答道：“还好，还好……”声音低沉而略带沙哑，“今天找你们来，主要是想问问物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的准备情况，看看是否还需要帮助做些什么。”当他听说准备工作总体还比较顺利时，倦意已完全退去，讲话的音调似乎也高亢了许多，脸上还露出久违的笑容。我们记忆中的那一位睿智、务实、充满人格魅力、令人敬重的老师、校长的鲜活影像仿佛又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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