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国庆长假，中文系1981级同学们回福建师范大学母校新区聚会，并与诸师合照叙旧。搀着满头白发、拄着单拐的83岁的肖天赏老师，握住他温暖的手，我感动、感慨。在晚宴上，87岁的曾一萍老师勉励同学们更好地创业，同时达观地说再过10年、20年的聚会还会再来。89岁的彭霖辉老师精神矍铄，态度和蔼，我们如坐春风。许多女同学在晚宴中向恩师们献上了表达由衷敬意和谢意的鲜花。
面对此情此景，我想起了30年前开始的大学生活，那求学中一幕幕亲切感人的场景，又历历如在跟前。
1981年高考，我超出重点线30多分，填报志愿时，父亲的意见是，报考福建师范大学最好。最主要的理由是，福建师大有他敬重的当年下放到上杭旧县乡的温祖荫和陈其芳老师，还有一位乡贤是数学系党总支副书记陈金昌老师，我若在此就读能得到三位师长的教诲和关照。
记忆犹新的是，辅导员罗莹老师作的全年级入学动员大会报告。他以宰我“昼寝”受孔子批评为例，认为白天睡懒觉是一种“自杀”行为，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以此作为反面教材，激励同学们奋发学习。
大二时我萌生了毕业后支援西藏、新疆的想法，陈金昌老师问我，有没有和家长商量？身体适不适应？他认为我不适合去。现在回想，这是充满人情味的忠厚长者的忠告。
指导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是翁银陶老师。当时，他住在文科大楼西、地理系宿舍楼东的筒子楼里，我经常到他家去聆听教诲。我的毕业论文是《浅论〈诗经〉中的爱情诗》，那时没有任何学术研究基础，经过老师指点和修改，论文取得良好成绩。
大三、大四期间，我选修了林新樵老师的《〈左传〉选读》、张文潜老师的《唐宋词研究》、郑锦扬老师的《音乐欣赏》等，他们用的都是刻蜡板油印的讲义。我从中受益匪浅。
李洛枫老师教《现代汉语》，她温柔美丽，普通话讲得很好。陈泽平老师教《语言学概论》，他魁梧潇洒，让我们初步接触了语言学理论。黄以诚、林建煌老师教《文学概论》，他们认真严谨，把枯燥的理论讲得井井有条又生趣盎然。陈果民老师、陈子清老师教我们《基础写作》，他们寓教于乐，要求我们用听觉和嗅觉写下从师大出发到台江、东街口、火车站的感觉。陈一舟老师一口莆田腔，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却格外吸引我们。林海权老师、马重奇老师教《古代汉语》。林老师把古汉语语法等讲得透彻明了，我们很爱听；马老师的闽南口音浓重，他讲“帮旁并明，非敷奉微，端透定泥”的驾轻就熟的功夫让我们敬佩不已，至今声犹在耳。
李万钧老师上课爱提问，戏说他提的是“小学生的问题”。要大家记笔记，句号、逗号都得记，还等大家记下后，才继续新的讲授。他边抽烟，边喝茶，边讲课。孙绍振老师教我们《文学创作论》，他上课语言犀利、幽默，时时闪烁智慧的光芒。
在考博求学过程中，我又拜识了陈庆元老师，向他索求《中古文学研究论文集》，从此聆听了陈老师的诸多教诲，他还赠送了我《福建文学发展史》、《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诗词研究论集》等书籍，使我从此明了今后学术努力的方向。
温祖荫老师虽未教过我，但由于他是乡贤，所以我得以经常拜访他。在“比较文学与客家文化”等研究思路方面，他给予了我许多启迪。记得有一天，我在门外听到钢琴叮叮当当的声音，以为是温老师家孩子在学琴，等老师开门一看，只有温老师一人在家，原来是温老师自己在学琴！
陈其芳老师是上杭旧县人，他是政教系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研究。他与厦门大学高令印老师合著的《福建朱子学》是研究福建朱子学的必读之作。据他女儿冬金笑言，一位教授一辈子写一本书的稿费只够买一台威力牌单缸洗衣机。
在坐闽江学院校车回家时，我结识了化学系的李献文教授，交谈中意外获悉其父亲是编写我们《文学概论》教材的李联明教授；闽江学院的黄高宪教授的父亲是德高望重的黄寿祺老先生！真巧，在这次从山东赶回母校参加聚会的火车上，偶遇从江苏徐州上车的一对中年姐妹，她们去福建。我说，自己毕业于福建师大中文系，记得中文系1978级毕业晚会上李少园教授朗诵苏轼《水调歌头》特别让人陶醉。她们说，李教授是她们的亲舅舅，这次她们就是去探望老先生的。
纸短情长。唯愿母校愈办愈好！愿恩师们顺心如意，健康长寿！
（冯蔚宁文学院1981级校友，闽江学院教师）跨越三代的接力
◎陈创业
“报福师大吧！”30年前，当我填报高考志愿时，父亲说。
“报福师大吧！”两年前，当儿子填报高考志愿时，我说。
1954年父亲考入福建师院中文系，2010年儿子接过第三棒考入福建师大文学院，从仓山到旗山，跨越56年的接力，我一家三代都奔跑在福师大的书香道上，一些熟悉的朋友开玩笑说我一家是不是在师大有股份？我说，股份肯定是没有，但是却和师大有一条看不见的脐带，绵长而柔韧，永远割不断。
当老师好，贫穷没什么可怕的
“布衣疏食，屋漏泰然……”书房里挂着一幅父亲的书法作品，那是父亲草书的关于莆田乡贤、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先生的一段文字。郑樵结茅深山，苦心修行，贫病不移治史志，终成大器，这精神成了父亲安身立命的圭臬，也成了父亲教导我发奋苦学的教材。父亲多才多艺，书法、绘画、音乐都有涉猎，书法更能行、楷、草、篆各体兼工。他一生浸染在教育界，先后辗转泉州师院、莆田一中、白沙中学、莆田三中、莆田学院等多所学校，担任过教师、教务主任、校长等职。从我懂事开始，我就知道家里虽然有个吃公粮的父亲，但生活一直十分拮据。直到2005年去世，父亲一辈子都没有买过一件家用电器，电视机、洗衣机、冰箱都是我工作后掏钱添置的，家里的书桌和书柜是让当木匠的亲戚打的，一用20多年，他唯一给我买过的一件礼物就是一个文具盒。我读高中时个头长得快，穿的几条裤子都是用新布料接旧裤脚，新旧对比耀眼，俨然少数民族穿的筒裙。一生清寒，不改父亲对老师这一职业的痴迷。他兢兢业业，一心扑在教学上，深受学生的敬重。退休之后，他更享受一辈子为师累积的“红利”：逢年过节，学生的贺年卡雪片般地飞来；除夕夜的拜年电话让他接到手软；平时生个小病，总有学生主动过来带他去挂号。这些虽然不值钱，却都是父亲很看重的精神财富。他晚年常说一句话就是，当老师好，贫穷没什么可怕的，重要的是活着对别人有帮助，对社会有价值。他去世时，时任莆田学院的党委书记林文杨赞扬他是“师德之星”。那天从各地赶来参加他追悼会的学生挤满吊唁大厅，有人评价道，“十年动乱”前的福师院毕业生就是这么令人尊敬……
科研需要“土包子精神”
1982年9月，父亲带我第一次走出莆田山沟沟，来到位于福州仓山区的福建师大报到。当晚我们穿过几条弯弯的小巷，来到烟台山公园边一条僻静的小路，敲开了一个花木扶疏的小院子，一个神情和蔼、身材清癯的长者把我们引进了门。我不会想到，4年后我会经常出入这个叫文园的院子，这个长者就是父亲的老师，时任中文系主任的俞元桂先生。
客厅灯光有些昏暗，掩饰着我的局促和紧张，但父亲还是看出来了，他笑着对俞先生说我是土包子，从小在乡下长大读书，没见过世面。俞先生笑眯眯地说，土包子好啊，乡下人实在，踏实，诚实，读书做学问要的就是这种精神。4年后当我和来自重庆的师姐唐惠秋以他研究生的身份再次出现在俞先生面前时，他早记不得我曾经聆听过他的教诲，但对我说的“土包子精神”却十分赞同。我清楚地记得俞先生对我们上的第一节研究生课程强调的就是研究学风：做学问容不得半点虚妄、偷懒，务必掌握第一手资料，打牢研究根基，这样的研究成果才经得住考验。多年来，俞先生就是靠这种扎实的研究功力建立了一支中国现代散文史的学术研究梯队，出版了系列研究专著，领衔国内散文研究领域，为中文系捧回许多荣誉。惭愧的是，跟在这个梯队后我还是掉队了，毕业后，我和师姐都拐到了新闻行列，俞先生多少有些遗憾，不过他鼓励我们“走出象牙塔”。有次我在报上发表一篇公交问题的调查报道，竟接到俞先生的电话，他说，跑新闻和做学问还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要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有细节就会生动，读者才爱读，其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知明行笃立诚致广
摇一杆瘦笔，喊几嗓民生，转眼间我奔走新闻行业一晃也23年了。2010年9月，当我再次跨入师大大门时，身边多了一个来报到的90后儿子。欢迎新生的队伍熙熙攘攘，但我听得见心中的一声叹息，20多年前的情景犹在昨日，父亲已远去彼岸，多期盼一家三代合影百年母校，却只能是一张永远无法曝光的胶片。
儿子报到的是师大旗山新校区，新校区规划齐整、配套齐全、现代气派，是一座花园式的大学城，学习生活条件比我们当年优越多了。走在校园的花径间，儿子的脚步有些雀跃，但我知道，他报到时的心情和我当年是不太一样的。当年的我有一种彻底的解放感，是从此“脱了草鞋穿皮鞋”的喜悦，而如今大学生已不再是“天之骄子”，大学只是一个学历教育，高考之后未来还有一场又一场的人生大考，考研、考托福、考公务员、考企事业、考职称、考职业资格等等。人生道路似乎很宽阔，生存环境却很狭仄，就业压力从入校的第一天起就如影随形。
“知明行笃立诚致广”，这是儿子最先接触的师大文化精神。对初入校门的儿子来说，这校训有点深奥，道理却很浅白，训的是知与行的统一、做事与做人的统一。我告诉儿子，大学与社会隔绝的围墙已然倒塌，死抱书本与现实脱节行不通，智商高、情商低也行不通，未来4年，读懂这8个字才算真正拿到毕业证书。
读大学时，我很喜欢上长安山晨读，山上遍植一种叶片细长形态婆娑的树木——相思树，每当微风吹起，那叶片就“沙沙”作响，大家都说，那是一种倾诉，是数10万走出校门的师大学子对母校的思念和感恩。我想说，这声音里有我一家的音符。跨越56年的接力，是传承，更是缘分，而这样的缘分已融入血液，化成陈家教育的家族基因了。
（陈创业文学院1982级校友，现任
《海峡导报》社常务副总编，高级编辑）大学授业恩师速写
◎廖伏树
大学毕业已25年了。长安山4年那1400多个日子，也仿佛1400多只放飞的风筝，那校园的菁菁芳草，教学楼的子夜灯火，运动场喷薄而出的黎明，相思林中的甜蜜遐想，安乐窝中面红耳赤的争辩……那是一段每分钟都能开花的时间。特别令人刻骨铭心的是授业恩师们那些经典的话语。
我是1983年入学的，我至今还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老师们个性飞扬、才华横溢的讲课，他们的人格魅力，深深烙印在学子心中，影响着我们深深浅浅的人生。
辅导员王朝益老师，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系1981级留校的大师兄，不少学生的年龄都比他大。他身板结实，棱角分明，一副眼镜稍稍掩盖了他的霸气、侠气和豪气。王老师敏锐干练，处事果决，兢兢业业，尽心尽责，更是琴棋书画无所不晓，多才多艺，潇洒风流。令我们常纳闷的是，为什么他浑身上下总有使不完、用不尽的干劲和热情？为什么刚刚还雷厉风行火急火燎，转眼间，又和风细雨苦口婆心唠唠叨叨？他的绝活除了书法、足球、吉他外，便是三更半夜“守株待兔”抓爬水管上楼的学生。宿舍楼的一楼铁门11点上锁，“夜游者”只好爬水管上二楼。王老师住三楼，一丝风吹草动也瞒不过他，一抓一个准。他的代表作是一次抓了6个喝酒的同学，后面依次上来的没有一人知道前面的已被逮住，因为每个人一跳下来，就被潜伏在黑暗的他轻轻一按，不仅来不及向同伙通风报信，还得乖乖配合他，向下面的人轻声喊到：平安无事噢！待全都上来确保安全了，喝酒海量的王老师居然嬉皮笑脸地说：“还喝不够多嘛，至少还有气力爬上来，佩服佩服！”继而脸一沉，厉声喝道：“还不服气？要不要单挑？是再来两瓶二锅头还是两箱榕城啤酒？回去写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