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回忆（三则）
◎张景榴
“偷”学外语
我1956年毕业时，留校当助教。起初，任务是指导实验和批改作业，这完全可以胜任。后来规定要下班辅导，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个压力非同小可，迫使我在业务上要有所提高，于是开始上图书馆。可是进库一看，不免犯愁了：书架上的参考书刊除了中文版的以外，还有大量外文的，真是别有天地！尽管大学一、二年级时也学过俄语，但那时俄语教师严重匮乏，不得不采用大班上课，教学效果本来就不好，加上学时数太少，考完也就逐渐淡忘了，谈不上“掌握”，何况图书馆里主要是英文书刊。我还依稀记得，当时面对浩瀚的英文书刊久久发愣的窘态，曾经感慨并发誓：曲曲弯弯似天书，嗟叹不识豆芽符；立下愚公移山志，他日学成定欢呼！
还有两件往事促使我下决心从头学起。一是回想起念大学时，在一次实验课中，班上一位同学取蒸馏水时，竟把标有“Alcohol”（酒精）字样的大瓶子当做蒸馏水瓶。另一件是我刚当助教时不懂得怎样把用“大气压”表示的压力单位换算成用“毫米汞柱”表示。当路遇教过我物理化学课程的曹大为教授时请教了他，他解答完后丢下一句“你问这样的问题人家会笑你的”，这对我的触动很大，更加坚定了必须充实提高的信念。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学英语谈何容易！首先是没有课本，更谈不上录音带之类。因为实验室的化学试剂都附有英文名称，我想，就从英文单词学起吧。经教我俄语的甘景孟老师介绍，请曾经留美的外语系翁品嘉老师教我韦氏音标后，我就着手自学单词。学了一段时间，单词倒记了不少，语法则不甚了了。其次是缺乏老师。我鼓起勇气向同教研室的老教师、留美博士余宝笙教授请教。为什么要“鼓起勇气”呢？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她仍是个“摘帽右派”，人们像避瘟疫一样，不敢接近她。余教授热心地教我化学专业英语，没取分文报酬。这事不知怎么被教研室领导知道了，有一天领导很严肃地问我：“学英语之事是她找你还是你找她？”我如实地回答“是我找她”，那位领导才不再说什么。事后我琢磨一下问题的要害，如果是她找我，性质可就不同了，她也许要被扣上不好好改造思想而去拉拢青年教师之类的帽子。第三，在那热衷于批判“走白专道路”的年代，多读书是要冒风险的。记得那时有一位负责函授教育的老师，要求函授学员在集中面授期间，不要分散注意力，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函授书”，不料被上纲上线，作为典型的走白专道路思想，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这仿佛也是在批判我，颇有物伤其类之感。因此，每当学习上取得一点进步时，往往要违心地自问，我是不是往白专道路上又滑一步了？不能理直气壮地做学问，这是莫大的痛苦！为了避嫌，每当挑灯夜读时，只好把窗户捂得严严实实，不让光线透出室外。人言可畏啊！
20世纪60年代初，校业余大学开设了日语课，由留日的教育系吴自强老师主讲。当我得知时，已开学数周了，只好一边插班听课一边单独找吴老师另行补课。吴老师在反“右”斗争中也受过冲击，虽然已经“摘帽”，人家还是有顾虑，也不愿意接近他。我为了求知识，顾不了那么多。当时买不到课本，就把老师的教科书借来，连续几天一口气把它抄完。
我学外语的初衷，无非是想借助辞典的帮助，能看懂一些科技资料而已。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中日、中美关系改善后，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我国政府恢复派遣留学生制度，1978年首次举行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外语统一考试，当时报考的人真是廖廖无几（全校包括我在内仅3名）。系领导指定我去报考，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没有料到全省仅录取的2名日语语种考生中，其中之一居然是我。这就是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得以跻身于改革开放后首批国家公派赴日留学人员行列之由来，这倒是我所始料未及的。
寓德育于智育之中
在担任化学系1985级有机化学主讲教师时，系党总支聘请我兼任该年级（1）班班主任工作。考虑到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是分内的事，就欣然接受了聘请。当我以班主任身份向同学们作简短的“就职”讲话时，数十张渴望成才的脸孔聚精会神地望着我，这增强了我当好班主任的信心，因此，向同学们表示很乐意接受这个职务，接着问大家是否欢迎，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说，既然一方乐意，一方欢迎，两相情愿，那么，我们也就有了共同的信心和愿望把班集体搞好。针对当时该班教室脏乱现象，我提出首先从搞好教室卫生做起，指出搞好学习环境卫生，不但可以振奋人的精神，培养热爱劳动的观点，也反映出一个班集体的精神面貌。果然，从第二天起，教室卫生面貌有了改观。过了不久，发现值日生没擦黑板，我面带微笑半开玩笑地说：“瞧！班主任来上课，黑板都不擦，其他科任老师上课就可想而知了。”同学们报以笑声。显然，他们受到了批评，但没有反感。紧接着我给同学们指出，这不是单纯擦不擦黑板问题，而是反映出对待值日生职责的态度以及对待老师的礼貌问题，并声明并非我怕擦黑板。我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每次下课，都把黑板擦干净才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学生。
有一次，在布置课外作业时，稍微多了几道题，个别同学就出现喊叫现象。我意识到这是学习上吃苦能力不够，但是没有立即批评他们。当讲授“苯”的芳香性时，我就结合教学内容，介绍化学界前辈魏尔斯泰为探讨芳香性的普遍性，前后历时8年，经过12步化学反应，才合成1克左右环辛四烯的故事。同学们听了，啧啧出声，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我趁热打铁，给同学们指出，做学问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做作业也是这样，平时不花工夫钻研习题，多做习题，到用的时候是不可能得心应手的。我认为，这样顺其自然地进行思想教育，比生硬的批评、训斥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帮助“差生”提高学习成绩，也是老师固有的职责。对待“差生”，不能疏远，更不能歧视。人都有自尊心，“差生”提出的问题，有的尽管很简单，我都一一认真予以解答，从不说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会”之类有伤学生自尊心的话，因为那样一来，他们以后更不敢问了。
对于成绩大起大落的同学要作具体分析，深入进行了解。例如：有一位同学一贯成绩很好，突然降到不及格，经了解，原来因生病缺课了一段时间；有一位班干部，平时成绩中等，但愈来愈退步，也进入不及格的行列，经调查，原来是谈恋爱影响了学习。原因找到了，才好对症下药，帮助其迎头赶上。
在期末温书辅导时，为了给“差生”创造质疑的机会，避免被中上水平的学生“包场”，我有意识地进行分组答疑，这样保证了“差生”也有质疑的机会。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有些同学存在猜题、应付考试，而不是下工夫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不良倾向，我结合考试讲评给他们指出：做学问要老老实实，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并联系已经讲过的凯库勒因做梦受到启发而提出苯结构式的故事，指出这并不是凯库勒运气好，是由于凯库勒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是他深思熟虑的自然结果。
总之，在课堂教学中，联系学生实际思想问题，有针对性地、顺乎自然地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是显著的。
我的共产主义启蒙者
吴启江烈士是师大前身之一福建师范专科学校1946届毕业的校友，他是我的共产主义启蒙老师。是他，给我指明人生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
1947年，笔者正在简易师范就读。那年秋季开学时，学校新来一位老师，他的作风跟其他教师迥然不同。上课时，从清政府的卖国外交到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都义正词严地予以抨击。有时他还亲自打扫校园，这在当时轻视体力劳动的读书人眼里，是一件新鲜事，因为那时连住校教员每天清晨的洗脸水都是由工友送上门，扫地这种粗活，更非工友莫属。他，就是吴启江老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
一个星期天，吴老师约我和几位同学去郊外野炊。在那次活动中，他以讲故事的方式给我们描绘了解放区一派民主自由、生机勃勃的景象。例如，老百姓虽然不识字，也能行使民主权利，在选举干部时用豆子当选票，选举时把豆子放入被选举人的碗里，谁的豆子多，谁就当选。我听了觉得挺新鲜，自言自语道：“唉！这里要是解放区就好啦！”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那以后，吴老师陆续借给我苏联小说《铁流》、《新华日报》和小册子《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让我秘密阅读。还布置我搜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人数、枪支数量以及分布状况，物色县级地图，利用节假日下乡宣传“三抗”（抗丁、抗捐、抗粮）。那时候的我，天真幼稚，办法不多，只是根据历史上曾经歌颂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民谣，以到农民家里串门的形式，简单地宣传共产党怎么好，说共产党来了替穷人撑腰，还不必纳粮。不料，立即遭到善意的批驳。农民说：“粮还是要纳的，不然他（指共产党）的兵马吃什么？”我顿时语塞。
吴老师在学校只待了一个学期。1948年初春，已经离校的他，突然捎口信约我和几位同学到将乐县郊外一个小村边会晤。记得谈话内容是继续做好“三抗”宣传，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还说将来要实行土地改革，做到耕者有其田。不料，那次的会面，竟成永诀！新中国成立后很久很久，才得知他已成为党内错误的“城工部事件”的受害者，于当年4月，在沙县境内的富口村，和另外12名革命志士一道含冤倒下，年仅28岁。
吴老师身材魁梧，喜欢打篮球，擅长远距离投篮，运动场上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他上的课，经常联系实际，当讲到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困境时语重心长的表情，以及跟同学聊天时的音容笑貌，都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际。他的妻子终生守寡，含辛茹苦，抚养遗孤成人。她70岁时笔者曾到其老家福清县音西村看望，见到的是一个神态木然的老人，足见其内心饱含难以言状的悲楚！
聊以告慰的是，后来，吴老师的弥天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他的独生子也已成长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还给吴老师添了一个孙女。
（张景榴化学与化工学院1952级，副教授）难忘的“人体”写生风波
◎黄洪恩
“嘀……”“立正！向右看齐！”顿时齐刷刷的队伍站得笔直。突然一只大手伸到我的胸前“啪”一声，我的“福建师范学院”校徽不见了，我被拉出队伍。“哪来的小孩子，出去！”体育老师的怒喝声响彻全场，全班一片哗然！“报告老师，他是我们班上最小的同学！”班长向体育老师行礼解释。老师瞪圆眼珠“愕然”！在全班哈哈大笑声中我又回站到队伍前排的最后一个。从此体育老师把我当做小宝贝，什么单杠、双杠、吊环一样也不用上，就让我当保管员，看管全班的衣服和体育用具。那时，连艺术系看大门的老爷爷也经常把我当成野孩子赶出大门外。只怪我年龄小，还未满14周岁，个子又小，少先队都还没退呢！系主任谢投八教授怕我晚上睡在双人床上铺滚下来，还特意叫木工做片长板条挡在床沿。
我们班是1957年省考录取的。一进校就参加“反右派”政治运动，紧接着“教改”、“大跃进”、“大炼钢铁”、“插红旗拔白旗”，政治运动和劳动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经常停课，大半时间都待在校外，“鼓岭北峰”、“长乐营前”、“闽侯白沙”、“顺昌洋口”、“福清平潭”、“闽江码头”、“解放大桥”、“福州火车站”……每回一干就是两三个月或近半年，5年的大学生活学习时间还没占到一半。只要一回校上课，全班同学都全投进那难得的一点学习时间里，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勤学苦练。一碰上专业课全班都会黏在画室里，谁都不愿离去。
我们终生难忘当时尽心教我们的所有老师，谢投八主任，谢意佳、张懿美、吴启瑶、林碧峰、叶淑华、杨启舆、苏瑞庭、林子白、陈德宏、宋省予、陈运义、高一呼等教授。他们都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倍加关爱，精心呵护，手把手地耐心教导，把自己的一身手艺都无私奉献给了所有的学生。他们那高深的艺术造诣、精湛娴熟的艺术技巧深深地影响了所有的学子，无愧是当代教育界、艺术界的精英和艺术大师。虽然许多老师已不在了，但他们慈祥的面孔总是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想念、真想念！那5年师生相随的美好时光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