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数十年的经验，他于晚年写了《素描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在这部论著中，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素描教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素描是绘画的基础，必须严格地进行素描写生练习，以培养坚实的素描功力和熟练的写生技巧。由于师范院校的学生要学习和掌握教育科学，专业学习也要求一专多能，因而素描课不可能安排很多时数。因此，他主张以短期作业为主，长期作业为辅，在量中求质。同时，适当地穿插一些长期作业，以求得进一步深入和提高，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与此相联系，他对短期作业提倡以线条为主、明暗为辅的表现方法，突出对结构的研究，并追求线的韵律。如果强调明暗，也应以三线明暗为主，力求以块面塑造物体的体积感。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风行学习前苏联契斯恰可夫体系强调以长期作业为主的素描教学方法，而谢老从师范院校的特点出发不敢苟同，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表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理论上的勇气。这一系列教学主张都凝聚在他的论著中。1980年9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师范院校艺术系素描教学大纲讨论会和学生素描习作观摩会，我们带去的学生作业多以线条为主、明暗为辅，突出人物结构，在观摩会上显得与众不同，引起与会代表的赞赏，并全部被选入学生素描示范作品集。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谢投八先生一生创作的艺术珍品今天留下的不多。其中，大量作品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烧成灰烬，残存的部分也多在“十年动乱”中被毁。为此，谢老曾经悲痛欲绝。但他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所培养的一大批人才正在各地为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爱国者到共产主义战士
谢投八先生在青少年时期除了擅长绘画外，还酷爱文学和历史，阅读了大量爱国诗人壮怀激烈的诗篇，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陶冶。
当时一方面是悲剧命运接连落到他自己的头上，而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我们祖国正经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和蹂躏。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却促使他从小就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7岁那年，他远在菲律宾学习，可当他得知我国政府又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他怀着愤激的心情在自己的手臂纹上“勿忘国仇”4个字。数十年后，他亲自对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卷起袖管，这4个大字还清晰可见。
许多青年到国外学习科学技术，而他却选择了绘画艺术。他认为，这适合自己的身体条件，同时绘画艺术同样可以促进祖国的繁荣昌盛。他勤奋学习，成绩优异，这不仅反映了他从小养成的顽强毅力，也是为了给中国人争得荣誉。当时，由于我们国家的国力孱弱，因而中国人常常受到歧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为此，他总要起来抗争。他曾向我们提起一个故事：在巴黎时，有一次他到一家有名的鞋店定做皮鞋。由于左脚穿的是特制皮鞋，而且走路时没有着地不易损坏，因而需要的只是右脚穿的一只鞋。他表示如果由此给鞋店添了麻烦，他可以出高的价钱。但老板拒不接受，态度蛮横，还带着轻蔑的口气问他为什么不回中国去定做？他气愤至极，当着围观的群众与之评理，终于迫使老板向他表示道歉。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他也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回到公寓，他深有感触地对友人说：“关键是我们的国家要尽快地富强起来。”
1948年8月至1949年7月，是谢老的“教授轮休年”。他应聘到杭州艺专开设“谢投八工作室”。此时，杭州已临近解放。为了保护学校和师生的安全，他毅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活动，张开双臂迎接杭州解放这个盛大的节日。当时他以极其振奋的心情写道：“不堪回首话当年，洒向人间血泪篇。覆地翻天祈解放，污泥浊水尽成烟。”
新中国成立后，他认真地学习政治，认识到要振兴中华靠一个人不行，靠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不行，而必须投入党的怀抱，把个人的一切努力都融入集体的事业中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个人才能真正地有所作为。后来，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他始终没有放松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有一次，他在与青年教师交流学习体会时说：“学画要先学做人。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要认识到，艺术不是沙龙里的摆设，不是个人沽名钓誉的工具。我们提起画笔的目的，全是为了反映沸腾的社会生活，反映工农群众的精神风貌和他们创造美好世界的热情。艺术作品的高格调，来自艺术家自身的高尚品格。”为此，他总是要求师生下厂下乡，深入生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生活方面，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1955年，他带我们到上海参观美展时，受到上海美协领导和他在巴黎时的老同学的欢迎和接待。对方为他安排顶高级的旅店，他谢绝了，坚持要同我们一起挤在6人一间的小旅馆里。在观摩油画作品幻灯片时，上海美协负责人又在前排中间留一位置，并到会场门口迎接他。谢老从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他们做这样的安排后，便提早进入会场，默默地坐在小角落的位置上。他不愿意人们老记住他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只愿意和大家一道为共同的事业做出新的努力。他不希望人们因他是知名画家而过分地突出他个人。按照学校领导和财务部门的意见，人们为他买了一张70多元钱的软席卧铺票，谁知他大发脾气。返回时，他坚决不让我再替他买票，而自己一个人到火车站买了一张115元的硬座票。他说：“两种票价相差十倍。我们国家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替国家节省每一分钱。”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也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谢投八先生终于在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年近60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有一个共同点：只要他热爱祖国和人民，不断地追求进步和光明，最终都会集合到党的旗帜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终生。
谢投八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却似乎仍可见到一个拄着拐杖在山路间艰难地行走的身影。今天，我只想说，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他始终活在我们中间！
（叶锡祚美术学院1950级，副教授）怀念我的姑婆余宝笙教授◎余萍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回忆却是无穷尽的，恍若回到了30年前。
1981年我毕业时，正值姑婆的生化研究室成立半年，急需人员参与建设和开拓发展，当时的研究室副主任林梅英教授问我的问题是敢不敢杀小白鼠，告诉我以后做实验要经常与动物打交道，我回答：敢。这样，我有幸留在了姑婆创办的生化研究室工作。
生化室建立初期，留下的人员比较专一，都是化学系毕业的。姑婆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培养，根据从事的科研方向和个人的兴趣特点，安排大家到各地各相关的研究单位进修学习和进行科研合作，有到福州军区总院的，有到福建省防疫站的，有到福建医科大学的，有到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有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不同批次，不同人选，轮流进修培训。这一举措对大家的学识提高、能力培养和随后的科研实验帮助非常大。后来我们生化室同仁多次感叹说，余教授如果能再年轻几岁就好了，可以多带我们几年，生化室必将有更远大的前景。当时的生化研究室学术气氛活跃，定期开组会汇报、讨论各人的学习和工作进展情况，人际关系轻松和谐，空余时间常常聚会，大家都很单纯，同心同德，团结协作，在姑婆的关怀和指导下大家的学识和能力在短时间内都得到很大的提高。
1924年，26岁的姑婆以最佳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她放弃优越的前景回国白手起家创办老华南化学系。1935年，为追赶世界的生物化学水平，老华南送她到美国读博士，她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生物化学大师、维生素abc的发现者、世界化学界的权威麦卡隆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她用两年时间以优异成绩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入选为美国科学家荣誉学会会员，学会赠送她一把金灿灿的金钥匙……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十年浩劫时期，姑婆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处境艰难，历尽坎坷，但她坚持报效祖国的信念从未动摇，赤子之心，始终如一。姑婆创建生化研究室时已是77岁高龄，但她的精神面貌、办事风格一点也不显老，思维敏捷，眼界开阔，很有前瞻性。1981年她成为第一批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导师，恰逢生化研究室创建初期，经费特别困难，姑婆总是亲自出马，凭借自己的声望和人脉，四处联系可以合作的研究单位。在她的积极争取和指导下，生化研究室参与了国家“863”高科技项目课题——作物抗病蛋白质的基因工程途径的研究及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农作物抗病基因的分离和抗病机理的研究等项目的科研，并先后开展了几十个省级项目的研究。生化研究室创建10年，先后发表的研究论文有100多篇，有6项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应用，创造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初姑婆生化室培养的研究生如今在国外的早已经是教授和生化领域的骨干力量，如吴旭初、杨良鹏、黄德祺等；在国内的发展也不错，如陈盛教授现在是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的校长，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姑婆博学多闻，品德高尚，加上平易近人，我们生化研究室全体同人都和她非常亲近。姑婆经常在家摆家常菜请大家，席间谈笑风生，谁有什么问题或难题，她都会认真听取，细心开导，对有求的只要能做到就必应，是一个可亲可爱又充满人生睿智的慈祥老奶奶。她说年轻人出国学习深造很有必要，她总是积极支持要出国留学的人员。生化研究室出国人员的推荐信都是她写的，她还积极帮助联系国外的学校，并且总是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出国后一定要认真钻研业务，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要争取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
相信姑婆看到她的弟子今天依旧不懈地努力并取得可喜的成果，会感到欣慰的。
（余萍化学与化工学院1977级，高级实验师）师恩如海——忆林观得教授◎杨建明
初识恩师，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同乡会上。当时，随“上山下乡”的大潮到农村“滚了一身泥巴”又再进学堂的我，特别珍惜这种由老乡自发组织的大学同乡会。同乡会的气氛亲切而融洽，恩师在会上侃侃而谈，他鼓励同学们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自诩要充当伯乐，为国家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恩师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为乡亲中有一个出色的教授而感到自豪，更为能在恩师所在的地理系学习、将来有机会聆听恩师的教诲而深感欣慰。
此后，在系里其他老师和同学们的口中了解到了恩师的点点滴滴。恩师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毕业后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留学。当时德国地理界学术权威李尔霍芬在考察中国海岸后，认为中国杭州湾以北海岸线比较平直，应属于上升海岸，杭州湾以南海岸线比较破碎，应属于沉降海岸，李尔霍芬的“中国海岸北升南降”的观点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学术界。而恩师在福建平潭岛上找到了海岸上升的有力证据，并以海岸“降中有升、升中有降”的海岸动态升降观点在美国撰文批评了李尔霍芬的观点。恩师敢于向学术权威挑战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声名鹊起。恩师学成回国后历任福建协和大学副教授、暨南大学教授、福建英华中学校长，1954年后到福建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反右”和“十年动乱”期间，恩师因为有留洋经历而被打成“右派”、“特务”和“反革命”。
在大学就读期间与恩师有过多次交往，恩师曾到系里查阅我的学习成绩，并勉励我好好学习，保持成绩。在高年级有幸听了恩师为我们上的“北美洲自然地理”，毕业前夕我们几位同学选择跟恩师撰写毕业论文，恩师带着我们看过东山岛的风动石，看过长乐的郑和碑、金刚腿，看过闽江口的潮起潮落……转眼毕业在即，正当我怀着万般不舍的心情准备离开大学到中学任教时，欣闻恩师准备招收研究生，我欣然报名参试，终于有幸成为恩师的第一批3个硕士研究生之一。毕业后更得以留在恩师身边工作，从此与恩师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