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旗山的风，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而它只是瑟瑟地呜咽，给我捎来山涧溪水的清甜，给我绕上茉莉淡雅的幽香。它轻盈地为我舞一曲，又一曲，让我忆起无数个辉煌的瞬间，让我怀念一帧帧酸甜苦辣的画面。
我们在会议室分享彼此从家乡带来的食物时，它在狭小的窗缝边。我们举办实习会演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时，它在宽大的幕布旁。我们组织团日活动又笑又唱地爬山舞旗时，它藏在我们昏暗的背包里。我们挑灯夜战复习导游证考试时，它宿在我们的枕头下。
终于，我们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只有这旗山的风，呼呼地盈着那山头，见证了一年又一年的聚散喜乐，悲欢离合。
回望短短4年大学生活，不过漫长人生旅途中的一个短暂停站。我们有幸见证了母校新校区由泥泞荒野变整洁平川，由青涩变为成熟的模样，但我们终究遗憾地无法跟随母校一路走向辉煌的顶点。这时候我们便想起旗山上的风：它贮藏了回忆，记录着现在，承担着未来，它盈满了莘莘学子诚挚的留恋与祝福，它储存了未来栋梁们成才的动力。让我与旗山的风庄严歌一曲，祝福母校105岁生日前程似锦，再创辉煌！
（谢慧颖旅游学院2004级校友）读书的记忆
◎陈果民
想起来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
1959年秋，我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几个月后，我国便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为了照顾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关部门规定：教授，除个人定量供应外，每月另外加2斤花生油，10斤黄豆及制品，还有若干副食品票、高级烟票等。而作为新助教，在定量供应内，食堂也发给3斤面粉票。从工作后三四年间，我便常常揣着一个小馒头，到图书馆读书去。
图书馆就在长安山校区现今5号楼，是幢灰色砖楼。别看它现在不甚起眼，在当时却是颇有名气的。《中国丛书综录》只收集全国十所高校图书馆的丛书书目，我校也和北大图书馆一起名列其中，可见它当年的“牛气”。
拿着红色的“教师借书证”，第一次跨进3楼书库的大门，有点儿像阿里巴巴走进神秘的藏宝洞。只见这座长约80步，宽约30步的大书库里，由东向西，横8排、长40排的大书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各色各样的图书。
东边墙角，排着大大小小的木箱，那是历代名人的文集和专集、别集。记得还有陈宝琛先生赠送我校的《二十四史》，也挤在其中。西边墙上也排着几个大玻璃橱，内放着馆藏的历代名人字画。前面有张大长桌，供展示观赏之用。几面墙上都开着几个小窗户，下摆一桌一椅，供读书之用。
面对着书的海洋，我像掉进大海一样。怎样读书，读什么书？
首先，最简单的读书就是浏览。沿着一排排的书架走过去，看到自己兴趣的书，便抽出来翻阅。没有目的，也没有条条框框，感兴趣的就认真读几页，没兴趣的可以一目十行，也可以不看。这种读法速度快，因为没有负担，有些内容影响还特别深刻。
浏览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根据各种文学史提供的阅读线索，有目的地浏览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这种读法，可以了解时代与作品的关系，了解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的发展历史，知识比较系统。
第二种：串读，也就是从书本中找书读。
记得读茅盾先生的《子夜》时，里面提到有本书叫《少年维特的烦恼》，从“烦恼”书中读到了歌德的《浮士德》，再从《浮士德》知道歌德的挚友席勒的《阴谋与爱情》，长篇叙事诗《潜世歌》。这种读法，古今中外的作品都可以牵扯到，一拉一大串，非常有趣。
第三种：联读。把相关的书，放在一起读。
例如《马恩列斯论文艺》里收了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痛斥托尔斯泰主义者“不用暴力抵抗邪恶”，说他是“歇斯底里的可怜虫”。为了看清这面镜子，我从书架上找到托翁的《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作品来看。
第四种：补读。
记得念大一时，特别喜欢普希金的抒情诗。常常一个人跑到长安山上，找到僻静的地方，脸朝天，伸展四肢，躺在草地上，感觉下面就是浩瀚的大海，《自由颂》、《致大海》使我热血沸腾。工作后，在图书馆里，找到以前还没有读到的他的叙事诗《高加索俘虏》、《青铜骑士》、《欧根·奥涅金》，一口气把它们全部读完。
最后，精读。我认为，一个人一生能够好好地读5~10部经典著作，那他将受益无穷。
记得大三时，老师曾告诉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如果没有精读《鲁迅全集》，那他还不能毕业。要了解中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读好鲁迅的作品，世界上还有哪个作家，能够全景式地绘出中国的社会，活活地画出中国人的魂灵来？
在图书馆里读书，是最轻松而自由的。常常是站着读不完的书就坐着读，坐着读不完的书就带回家。
书库东北角的小窗下，也有一桌一椅，这里人迹罕至，十分安静，是我的伊甸园。
读书疲倦了，伸手就可以抽到我喜欢的“闲书”：这里有全套的《笔记小说大观》、《太平广记》、《阅微草堂笔记》、《萤窗异草》等，还有明清小说，全是线装，原汁原味。
拿着小茶杯，啃着小馒头，慢慢地咀嚼着古今中外的人生，又苦涩又甜蜜，不亦乐乎？
也有读昏头的时候，竟然忘了时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差点被关在里面。有次还被图书馆的品光兄数落了一顿。我忙不迭地道歉，赔不是。
我知道，他的粮食量还少我一斤，只有27斤。更要命的是当时还配给一种杂粮，每月5斤，那是用一种细地瓜米磨成粉做的地瓜糕，黑糊糊的，只有杯口大小。如果早上吃了3块，算三大两，定量早就超标了。
书读完了，还要写点东西，把头脑里的知识变成书面的形式，巩固下来。
把自己写下来的东西归入各个门类，注上页码，就像一本小百科全书。这种“小百科”，实质上是一种摘录笔记，对扩大知识面，积累写作材料，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往事如烟，几十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当年的同门师兄弟，或同时“入道”的朋友，现在不少人成为教授、博导；但也有人一辈子手执教鞭，吃了不少粉笔灰，到头来还是个布衣。虽然成就各有不同，贡献也有大小，但我相信：每个人的梦都一样美，回忆一样真，人生，也各有各的精彩！
人生也会遇到各种“痛”，但不管是什么“痛”，解除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
请大家记住普希金那首有名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心焦，也不要烦恼，
阴郁的日子里要心平气和，
相信吧，那快乐的日子就会来到。
……
（陈果民文学院1955级，副教授）抗战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述略
◎林林
众所周知，评判一所大学的发展规模和成就，除了办学设施、教研成果和校友成就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图书馆的藏书和服务。本文拟对抗战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做一叙述，希望以小见大，从中窥看抗战时期福建协和大学的规模和成就。
馆舍设施
“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1938年5月，日军攻陷厦门，直逼福州，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福建协和大学迁入山城邵武，作为战时的临时校园，图书馆也随迁邵武。
初迁至邵武的协大，校址在当时已经停办的汉美中学校内，校内除了一栋汉美大楼和一座礼堂外，还有几栋小洋楼，校舍十分紧张，图书馆就建在汉美大楼的中层，与教室、医药室和教师休息室同层。因此，说是图书馆，其实就是大楼的一大房间，其中空无一物。经该馆当事者一周之努力经营，置办漆制桌椅书架器具等，运来之书籍得以陆续上架，新订杂志报章，亦日渐以集。全馆以书架截分二部，一为书库兼办公室，采用开架式，同学均可自由进内选择图书，一为阅览室，同时可容80人。四壁更挂以各种地图、表格、纪念徽等，亦为全馆增色不少。
这样的规模显然不能适应协大的发展和师生的需求。为了应对图书馆日益增多的藏书和广大师生的强烈需求，1939年3月22日校行政会议决议，“于现时黄教授玉树住宅，及其附近地带建筑新图书馆与教室……一切计划支由庶务处进行。”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校方拨款数千元，由该校物理学系主任林玉玑教授设计，于1940年3月建成新图书馆一座。楼之外形，为旧罗马之建筑，馆之四周，叠以砖墙，分上下二层，嗣以土木资料。全馆有前后门二，邻于男女生宿舍之间。若正立于大礼堂之前，面稍左侧，则巍然独于眼际者，几株老树散布之间，嵌以崇高方状之建筑物，即新馆也。其额颜曰高智楼，崇德报功，所以纪念高智会督赞助协大之功也。升阶，入门则两扶梯分左右，上则课室也凡四。稍进为一弄道，其右后间，为馆主任金云铭先生之办公室。右前间则置参考书之所也。有小门通焉。其左侧前后间则藏书库也，中外图书凡两万余册。再进则毕然广场，斯阅览室矣。左方阅报架，右为管理员登记图书之所。室之纵横各数十步，容桌18，计180座。晚间另开楼上第一二教室为女同学阅览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该馆还自办电力厂一所，供应全馆灯光，一值晚间，明如白日。整个馆舍依山面水，临江览胜，风景之佳甲于全国。这样的规模、设备和风景在当时的中国高校图书馆中是不多见的，基本满足了师生的需要，高智楼也因此成为协大邵武校园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馆藏图书
初迁邵武时，因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所带书籍有限，不及原藏5%，杂志更是不能全部携带，故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困难。该馆积极设法补救，致函福州办事处，将各种新到国内外学术杂志，尽量转寄，并分函各书店出版社等，订购大批新书杂志，尤以抗战刊物为多，以应学生需求。当时出版的校刊《协大周刊》几乎每期都有图书馆新购书籍的广告。
图书馆藏书的另一重要来源就是师生和社会赠书，如当时的中国文学系主任严叔夏教授就将其所存佛学帖碑及其他佛教研究书籍全部赠送图书馆，计1432册；国内佛教帖碑、典籍的原版大部分经抗战已全部毁失，由于严教授的慷慨，使得这些佛教经典通过协大图书馆得以保存至今。又如1939年春，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先生赠送协大《鲁迅全集》一部，共26册，全书洋装皮面，金边金字，书面并用精金烫就“福建协和大学藏陈仪赠”字样，盛一精美刻字之木箱内，书中有插图31幅，这套书系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特印之纪念本，只印200部，与普通预约本不同，故极为名贵。经过努力，到了1944年春，全馆藏书已达136343册，计中文书籍72350册，西文书籍23933余册，中西文杂志40000余册。
读者服务
除了先进的设施和丰富的馆藏以外，良好的服务则成为图书馆发展的又一重要指标。迁居于邵武的协大图书馆并没有因为困难降低服务质量，而是在旧有的传统之下，采用多种措施提高服务质量，以提高馆藏文献的利用率，更好地为学校科研和教学服务。
首先，在服务时间上。当时的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每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7时至11时，下午12时30分至4时30分，晚间5时30分至9时。星期日下午12时至4时半，晚间5时半至9时。可以说，每天除了吃饭时间，图书馆是全天候为读者开放，极大地保证了读者利用图书馆的时间。
其次，在书目检索上。协大图书馆注重图书索引编目工作，将之作为研究学问的入门之钥。故除书籍有完备之目录外，对于各种杂志亦均制作卡片式索引。凡重要论文有关于学术研究者，均每题制作一卡片，载明题目、著者、杂志名称、卷数、期数、出版年月，分类排比，以便检查。这种卡片索引在当时尚为先进，为协大图书馆所首创，到1944年初，此种卡片已达3万余片。
再次，在具体的读者服务上。图书馆借阅方式更采用开架制度，出纳手续力求简便，以节省时间。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读者需求，该馆还在《协大周刊》上刊登图书馆调查表，最广泛地收集吸纳读者意见，以提高服务质量。从调查表的内容来看，当时的协和大学图书馆的服务十分到位细致，甚至具体到走路声音等十分细节的部分，并且要求学生和教职工参与管理，充分体现了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
最后，体现在服务对象的延伸上。除了做好在校师生读者的服务以外，协大图书馆还鼓励毕业生继续使用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并且制定了7条校友借阅规则。这一规则不仅明确毕业生借书的权限和办法，而且还对违反者的惩罚进行了十分明确的界定，使得馆藏图书发挥了其最大的价值，也为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较好的文献保障。福建协大后来涌现出一大批在各自领域内十分出类拔萃的学者，图书馆的这一创新性服务功不可没。
社会反响
先进的设施、丰富的馆藏和优质的服务使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不仅在师生读者中受到很高的好评，而且在社会上也有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