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
会 晤
三个星期来，我们的生活节奏有如一阵旋风，各种各样的人物，象电影叠印的图片在我脑中晃荡。我很想在这里找出一幅最清晰的映象。但这些纷至沓来的画片，总是一页一页的淡了下去，而四十几年前的一个身材窈窕、穿灰色军装、系红色皮带的白种年青女记者的倩影却一步一步由淡转浓的显现出来。回想那是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她活跃在延安古城，有时是在大会场上拿着照相机跑来跑去；有时在煤油灯下，喁喁细语。那时她是何等令我们新到延安不久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老红军干部的注意呵！那时候，在延安的友好的外国记者除了史沫特莱就是她了。后来她出版了《续西行漫记》，是对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补充，引起了许多人在图书馆里争相阅读。她对中国革命的友谊，是我们许多人都不会忘记的。她是谁呢，她就是尼姆·威尔士女士，虽然早已与斯诺先生离婚，但她仍常常署名“海伦·斯诺夫人”的。昨天，她给在耶鲁大学的友人打电话，约我到她家去。今天，李玉玺先生愿意开车陪我去看她。这一夜来，我怎么会不想到即将实现的我们的相见和她曾经留给我的印象呢？
我在波斯顿·耶鲁的一点活动已经基本结束，只剩下去康州与这里的华侨们的一次聚会，然后就离开这里去长岛了。因此我们要在去康州时绕道到尼姆·威尔士家去。我们已经四十多年没有见面，现在我们还互相认识吗？我们将有多少话要说！短短的晤面能否满足我们彼此的需要呢？……
十一月二十一日吃过早饭，我们就出发了。李玉玺先生开的车，他是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朋友，中国话说得很流利，为人也很中国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是一个天真活泼的舞蹈家，还有一个用中文出版的杂志主编郑先生，另外就是陈明和我的翻译。这群年青人都分享着我们的欢乐，一路兴致很高，大家说说笑笑，欣赏着路边景致。小小农舍都稀疏地座落在沿路的庄稼地边，环绕在农舍周围的是参天大树和整齐宽广的草坪。尽管是十一月下旬了，但这里天气还是很暖，草坪还是绿的，到处还有残留的红叶，深秋的景色仍是很迷人的。这是美国这一带平原或小小的丘陵地带普遍的平静而幽美的田园风景。
我们一路行车，车行愈远，兴致愈浓。大家都沉醉在即将有趣的会晤场面。难道这不是使人兴奋的事吗？
李玉玺先生在高速公路上跑车的本领很好，我们径直就找到了麦迪逊（Madison），在一个丁字形的路角停下车来，向右转进一条小路，我们就看见一栋小屋子。我还来不及看清这院子里有什么树，有什么花，草，却先看见屋门口站了两个妇女，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有点龙钟，笑眯眯的招呼我们；一个中年妇女，站在她后边，呆呆的望着不说话。我们的同伴们都抢上前去，介绍，打招呼。我一步上前握着那位老太太的双手，把她端详起来。她也牵着我。一群人把我们拥进一间朝院子的小房间，也就是这栋房子的前厅，通常是作为客厅的一间屋子。走进了这间屋，才发现这里实在太小，而又太拥挤。屋中间靠窗户摆了一个长沙发。我以为会让我坐在这里，这张沙发似乎就是这间屋子里最高贵的地方，但我却被主人让在沙发对面的一张床上坐下来，主人便坐在我身边。我的同伴都挤在那张沙发上。原来这里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坐了。进门处，那里还有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那是就餐的地方，旁边有没有炉子，我就无法看见了。主人的床头有个小柜子，柜头挂着一个药用瓶子，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氧气瓶，是主人须臾也不能离开的、救命的宝贝。
我们坐定之后，尼姆·威尔士女士正式同我们谈话了。她的面色还好，笑得也自然，但是同我旧有的印象却差得太远了。我仔细地在那副微微发胖、一个老太太的脸孔上找寻旧有的风韵，究竟几十年的光阴飞逝，还能留得多少痕迹？
她侃侃地说道：“你是不自由过的，你的不自由，是因为政治的问题。我呢？我现在也不自由，那是因为我穷，是经济问题。”
当翻译把那几句话译给我听后，我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一股苦涩的味道噎在我的喉腔。我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她不去看我。一个美国人住在乡下而自己又没有汽车，那就等于没有腿。而且看情况她只住在这一间屋子里，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看见美国人的家庭没有客厅。我很想拥抱她，但她却一下把话题变了，她那年青时代的飘洒的风度，一下就在这间小屋里飞翔起来了。她笑了，非常甜美的笑。她笑说道：“丁玲！我这里还有三十几本稿子，我一定要设法把它出版。你看过我的书吗？那里都是些伟大的人物。我还要继续写。你呢？你一定也要写。我老早就讲过，我是多么的希望你，希望中国写出一部伟大的书，要象托尔斯泰，就是象《飘》也是非凡的。……”
我想问问她的病，想告诉她一些现代中国的好消息，但她却把整个谈话垄断了。我无法答复她的提问，也找不到机会仔细问问她。她的话就象许久没有打开的闸门，水都积满了，水就从这打开了的闸门口汹涌奔泻。海伦啊！你就痛痛快快的说吧，我一定不打断你。时间是宝贵的，可是半个钟头过去了，一个钟头过去了。翻译看了几次手表，也示意过我好几次。我发现我的同伴都在望着我，都在催我。最后海伦也发现了，她看看大家，无可奈何地笑道：“我得让你走了！记住我的话，我还有许多话，这些都写在这里了。我知道我们今天见面的时间是有限的。喏！ 给你，你带回去慢慢地看吧。”海伦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信封，慎重地交给我，我觉得很重。信很重，我的心也很重。这一定是她昨晚赶着打字打出来的一封信，为什么还要写信呢？她一定有说不完的话；也许，即使有这封信也不可能把话说完。信放在我怀里了。我们一群人慢慢往外移，走在台阶上时，李玉玺先生提议为我们留影。我就在留影的时候，前前后后的环顾了一下她的这个小农舍。这是一个老的，旧的，无人收拾的，有点败落、荒芜的小农舍。整栋屋分前后两间，前厅就是我们刚刚座谈的那间。后边的一间，关着门，我无法看见里边。但后院里还有一间小屋，堆积了一些破烂家具。屋子破旧，屋外院子不大，有两棵树已快枯死了，上边还挂着长满叶子的藤萝。一个汽油桶扔在院角。一条小路埋在杂草中间。这末隐蔽的一个小院，一栋小屋，与屋外光亮、整齐、开阔、美丽的平原是很不相称的。主人看见我回头四顾，在照相的时候，笑着告诉我：“这屋子建筑在一七五二年，在美国建国之前，还是殖民地的时代，这是一件古物，政府通令要保护和保存的。”对，二百多年了，这在美国确是一个古文物，应该好好保护。可是住在这屋子里的主人呢？我看见她在笑，便也陪着她凄然一笑。我们告别了，六个人挤在一起，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驶。可是谁也不说话，来时的兴致已经没有了。我只用手压着我的小皮包，那里放着一封沉重的信。我十分急切地想看这封信啊！
信
生活象在激流中一只扯满了风帆的小船，我忙，别人也忙。直到十二月我返回爱荷华，从加拿大陪送我们回美国的刘敦仁先生对这件事和这封信很感兴趣，满口答应替我把信翻译出来。后来他把信带回加拿大。一个星期后，他把原信寄了回来，并说他准备写文章，译稿随后寄来。我的翻译那几天忙于她自己的论文，直到我快离开爱荷华时，仍然没有译出来。翻译还说信的文字啰嗦，没有什么值得翻译的。我便请她口译给我听，她不得已，在我的住处拿着信纸念道：“明天，我要在我的一七五二年建造的麦迪逊小房子里见到你，真叫人欣慰。自从我在一九三七年夏天同你谈话以来，转眼已经四十四个春秋了，我现在七十五岁了。今年三月三十日我曾经得过一次心脏病。现在我房间里还有一个氧气简。……”
“啊！原来是这样。”我难过的想到那个挂在她床头的药瓶子，想：“七十五岁，怎么，她也有七十五岁了？当时，一九三七年我认为她只有二十几岁，要比我小许多，但，看她现在，不假，的确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翻译接着念了下去：“我现在为了节省暖气，只住在一间屋子里。陪着我的还有一只小猫，她的名字叫玛丽·莲梦娜。”翻译解释道：“这是美国最有名的一个性感女明星，已经自杀了。”我搜索着我在海伦家时的印象：“哪来的猫呢，没有，没有。”而且我又想：“为什么不是狗呢？我在纽约街头上看见了不少太太们，老的，少的，都牵着狗的。狗同猫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的，狗食、猫食是有区别的。狗食的罐头较大，较贵；但猫、狗也没有区别，都是可以依伴的。”
翻译又接了下去：“另一间屋子我已租了出去，我把小猫也一同租给了租我屋的一对年青夫妇。他们每月给一百三十五元房租。可是每月我得交一百七十五元的电费。我每月是靠一百五十元的社会保险金过活。我的暖气费有一部分是靠老年人补助金交付，我的医药费是由我自己的医药保险交付的。谢谢天老爷，我刚刚能够生活。不要以为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容易生存，特别是对那些没有经营种种商业的真正作家和艺术家。”翻译也有些念不下去了。我和陈明，我们三个人象挨了打似的相对无言地坐在那里。老实说，我实在坐不下去。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三个多月，时间很短，但我对美国的行情还是稍有体会的。这末一点点钱，叫她怎样生活？我们出国的留学生，一个月除开学费、医药保险等，仅食、住两项也发给一百六十美元。她一个孤身老年病人一个月才一百二十多元，这除了勉强糊口之外就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能作。三个多月来的许多豪华场面、许多悲苦寂寞的场面，一下都同时萦绕在眼前，这就是美国，这个美国的影子，笼罩着我。美国有许多好处，我应该对她说些好话；可是，她却以她许多浓重的阴影压迫着我，我喘不过气来。海伦！我能为你作些什么呢？
“中国，”翻译又念了起来，“我知道中国的作家们是按月领工资，而不必为生活担心的。”是的，我们多么幸福。当我们少年时，我们跟随革命走过艰难曲折、丰富多采的壮丽路程，我们老年，也跟着革命，享受着人民的尊敬。我们不必为生活担心，我们也不为写作烦心。我们四处受人欢迎。即使有一两个小丑在反动报刊上给我一点嘲讽，也只引起我的哈哈大笑。我们没有个人欲望，我们为人民写作就无往而不通畅。我们在生活中见过世面，经过风雨，世面加深我们对社会、对人的了解，风雨锻炼我们的心胸，使我们超然于流俗，这有什么不好呢？
翻译最后又念道：“我手边还有三十二本尚未出版的手稿。一九八0年我就办理了出版登记，我希望这些手稿能在我有生之年出版。也希望能在中国翻译出版而拥有读者。我经常意识到中国的经验，并使之体现于作品中，但是要在这儿出版这些著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儿有中国几乎不可能有的最坏的审查。而作者也真地濒于饥饿，不可能从任何地方拿到工资。”
好了，这就说明了很多。最近，好多海外人士不断地向我提问：“中国的作家有没有写作自由？中国的作品要经过多少审查？”我都据实解答。但不管我怎样解释，有些人总是似信非信，甚至也有人说我胆小，心有余悸……现在好了，现在海伦把事情说清楚了，到底是哪里有审查。而且，我不能不想到中国的作家们，一些青年作家们，你们写了几篇作品，你们便象一个刚开工不久的工厂，订货的很多，而你们供不应求。我们一些年老的有的失去写，作能力的老作家们，谁不是都在那里每月按时领工资，对生活毫不担心。而且都在整理旧作，准备重印出版选集或文集呢？我们这不是幸福吗？我以为我们大家都能在这一面“海伦的镜子”中照出我们的幸福，照出我们光明的祖国。海伦啊！你的这封信引起我对你多么的同情和无比复杂的感慨。海伦！你的信，你的处境对我们是一本教科书。我一定要好好保存，并告诉给朋友们，我相信，我们都将从这里得到鞭策。
圣诞节前，我在旧金山时，收到刘敦仁先生寄来的原信译稿，我急忙汇了一笔小款给海伦作为送给她的圣诞礼品。今年一月初我回到北京，还来不及将这一叶深印在心中的褪了色的花片整理出来，而在香港出版的《文汇报》上读到了刘敦仁先生的译信全文和他附的前言。既然《文汇报》上有了这封信的全文，我就可以不再写了。但意犹未尽，情亦难尽，便又拈笔为国内的读者写此短文。或者还是可以一看的。
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