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他的祖宗是德国人，许久以前从德国移民来美洲，因此他赋有那种比较纯朴、稳重、扎实的北欧人的性格。但他的作风仍是美国人，是属于老一代的美国人。他热情、坦率、正直、平等待人。自然他对共产主义是不感兴趣的。他认为“极权”政治总是不好的。但他很喜欢毛泽东的诗，他们夫妇翻译了他的诗词。他对“四人帮”是厌弃的。他也反对还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某些封建、官僚主义。但当他遍游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和参观了我们的首都，接触了我们许多干部、普通老百姓、作家、艺术家之后，他写了很多赞美中国、留恋中国的深情的诗篇。
他喜欢中国人，但遇到意见不一致时，他是要争辩的，不过争辩之后，还像往常一样。去年九月间的一个傍晚，我们有一位同志在聂华苓家里的走廊上同保罗·安格尔聊天。不知怎么这位同志偶尔谈到“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个名称的时候，这位美国人听不下去了，便说美国是一个崇尚民主的国家，她从来不是侵略者。这位同志也忘记了是同一个美国人说话，很直率地说：“怎么不是侵略者，朝鲜战争不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朝鲜人……”我马上感到一场不愉快的争论要发生了。这时聂华苓却说：“保罗，我想我们不应该谈这些，我们不能换一个题目吗？”安格尔惘然若失地望着楼外的景色，然后恍然若有所悟，笑了一笑，对聂华苓说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英语，便坦然地谈别的事情去了。
我们之间一直都谈得很投机。他讲他的故事给我听，小时候如何在家里帮助父亲驯马，他从马上掉下来，他的父亲不打马，而是打他。他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中长大，他又如何在贫苦的条件下学文学。他在爱荷华大学是第一个用诗作获得毕业学位的。他又讲了英国的剑桥大学如何给了他助学金，当他启程去英国时，他的全家才忽然发现了他的才气，母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埋头为他擦皮鞋，把他当一个最荣誉的人那样对待。他讲了他学成后曾回到德国一次，家乡人当然不知道他，只记得关于他老祖父去美洲的往事，并且还记得，可怜的老保罗至今下落不明。
我们的确相处得融洽，而且认为彼此都比较了解。但有一次，我们也几乎争吵起来。这是在欢送我们的家庭小酒宴上，大约有十来个人，是在我将离开爱荷华的前两天，在我们两个人的思想、性格的差异中，留下的一点有趣味的小争执。也是有趣味的回忆。保罗是美国人，但对他的故土德国，仍是饱含感情的，现在他每年都要安排他的客人们去爱荷华的一个德国移民区的乡村去看看，在充满德国情调的地下酒吧间喝酒，在德国饭店吃牛排，在那间毛织品商店买点毛料衣服或毯子，那里有许多美丽的纯毛衣。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也知道那里的一点情况。最早来美洲的德国人，是公社的社员，生活在一起，财产也是公共的，后来才逐渐分开，但现在这个卖纯毛织品的店铺，仍是集体公有的。这次保罗又谈到他的祖先们的集体生活，我开玩笑说：“那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让我们为美国最早的公社社员们干杯！”也许保罗不愿喝这杯酒，却出于礼貌，勉强陪着我喝了一口。随即说道：“公社老早就散了，散了以后才逐渐富起来的。原来很穷。”我也不愿让步，便说：“那可能是由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小小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给美国庞大的资本主义吃掉了。”保罗忍不住又说：“现在美国公民的最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看样子他还要说下去，我有点后悔我不该惹他。这时聂华苓又来解围了，她说：“保罗，不能再换个题目谈话吗？”于是保罗不再继续谈他的祖先们的生活，而是同我们碰杯，祝我们一路顺风。
保罗认为现在国与国之间，常常会因为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彼此隔阂，甚至产生不容易消弭的种种矛盾、冲突、战争。但文学艺术是不应该因为这种问题而相互背离，而应该相互交流，并且是可以相通的。后来聂华苓也曾对我说：“我们是用共同语言谈不同的思想。”有的人常常因为思想不同，就认为彼此缺乏共同的语言。他们却认为虽然思想不同，也还是会有共同语言的。文学艺术是超阶级的，艺术就是艺术，那里没有很多政治、思想等；即使有，也可以只谈其中的艺术性。他们夫妇大概就是基于这一点来举办国际写作中心，为世界各地的作家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园地。
事实上，自然并不那么简单，在充满了政治斗争气氛的世界上，一尘不染是很困难的。因此聂华苓也曾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夫妇只在集中精力，专门写作的时候才享有无限的愉快。一旦触及到有关政治关系的事情时，便会不胜其烦了。是的，情况确是这样的。去年九月，在一次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座谈会上，有个旁听的来自台湾的中国学生站起来挑衅地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抓人？为什么抓魏京生？等等。保罗不等我们回答便站起来说：“大陆抓人比台湾少，是台湾抓得更多。难道不是这样吗？”隔了一会，那个台湾学生又红着脸发言，指责保罗以一个美国人，却偏袒“大陆”，问他有什么证据这样说。这时保罗刚刚走出了会场，聂华苓马上站起来说：“保罗当然有证据这样说。要提问题，应该当保罗在场的时候，当他的面提。”这时。一个外国作家，大概是希腊人，也站起来说道：“报纸上人人都可以读到的，陈文成教授在台湾惨死，不是事实吗？还要什么别的证据？”这才堵住了这个台湾学生的嘴。这样的事例并不是绝无仅有。埃及总统萨达特被刺杀事件发生后，写作中心便不得不把原定的报告中东文学的一次座谈会取消，因为怕在会场上引起群众性的冲突。我们参观农场时，农民向我们诉说，他们一年辛苦，丰收了，可是粮价压得很低，而且卖不出去，只好喂牲口；农业机械价格贵，又面临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竞争；教育经费、社会福利基金减少，老百姓对这些很有意见。保罗是同情的。他自己也对我们说，里根政府继续卖武器给台湾是愚蠢的。
我还要说这个美国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有一晚，我们在他家里聊天，已经十一点了。听到门铃响，保罗去开门，带进来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来这一带找亲戚，天黑了，找不到，就敲门问路。保罗说了一句：“请等一等。”便进屋脱下睡衣，换好衣服出去，开车陪送那位不认识的姑娘找亲戚去了。
聂华苓笑着告诉我们说，王蒙前年曾经给保罗做过一个鉴定，说他“出身好，劳动好，群众关系好”。王蒙说得对，保罗的劳动的确是好的。去年他七十三岁，每天都要把一个或两个很大的垃圾袋搬到山下去；屋顶漏了，他自己上房；地板坏了，他自己修理；扫院子，剪草坪，把院子里的枯树锯倒，劈开，垒整齐，留到冬天烧壁炉，既有风趣，又可省电。这种自己动手的习惯，不只保罗这样，我看到的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他们的父辈大多是劳动人民，即使很多人后来富有了，甚至成了政府官员、学者教授，但并不都摆官架子，大多数还是像普通人那样，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去做。
过去保罗负责国际写作中心时，聂华苓帮助他，是他的助手。现在聂华苓负责了，保罗是她的顾问，也是她的助手。保罗的美国式的求实精神，影响了聂华苓，而聂华苓的中国式的细腻大方也为国际写作中心增加了更多声望。聂华苓虽然入了美国籍，是爱荷华大学的一个教授，但实际是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中国人，一个讲究人情，殷勤能干、贤惠好客的中国妇女。有时她好像一个干练的工作人员，一个善于应对的交际家，但实际她还是一个作家。她有作家的敏感。有作家的坦率与热情。她经过风霜而没有怪癖，很能随和而从不盲从。她从事艰难的事业但又很乐观。她的坚毅的工作精神和爽朗的笑声，都是非常动人的。
凡是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都很自然地对祖国怀抱着强烈的希望，希望祖国繁荣强盛。但同时也存在着对祖国的不十分了解，有的人因时间、地域、知识等等的原因以及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怀疑，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四人帮”的大破坏和某些反共反华专家的肆意渲染，使我们在世界一部分人中留下很坏的印象。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都能完全同我们自己一样，同我们走过几十年战争历程的老党员那样，理解那深藏在我国各族人民之中的力量和美德，以及共产党的伟大作用。现在许多外国人，或在外国生活的中国人，都愿意同我们亲近、友好，增加了解，发展友谊，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聂华苓主持的国际文学交流是这个潮流中的一股力量，又推动这个潮流更加前进。尽管她在今后工作中将遇到很多路障，但我相信，他们能够辨别是非，排除干扰，取得成就。他们的工作，不只博得各国作家、人民的赞同，也得到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中有识之士的支持。一九八一年八月间，保罗和聂华苓夫妇获得美国五十个州的州长通过的国际文学工作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一九八二年夏
橄榄球赛
州外的一个大学的球队要来爱荷华，同爱荷华大学的球队比赛橄榄球，这是每年都要举行的州际球赛之一。这个消息在爱荷华是头等消息，已经飞翔好些天了，甚至电惊动了从来对球赛毫不热心的我。在这场球赛的前几天，保罗就好几次兴奋地告诉我，已经为我们买好了门票，非请我们去看看不可。他自己年轻时也是橄榄球的爱好者。据我观察，好像极大部分美国人都是橄榄球迷，都是橄榄球运动的爱好者。比赛当天，从八点钟开始，我们公寓楼前的大街上，汽车就一辆接着一辆，两三部车并排从飞机场那个方向驶来，就像几条巨龙从高坡上安静地快速地连绵不断地下滑，经过我们窗下的街道朝一个方向，驰向爱荷华区的大球场。这些球迷有的是从芝加哥，或更远的地方乘飞机到爱荷华，在机场转乘汽车来的，也有是从邻近的那些州的城乡来的，东南西北，各条路上都有汽车赶来。一早，城市就不安宁了，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的汽车，都朝这里涌来。听说球场能容纳十万人，就是这个城市人口的两倍，我还有点怀疑。在北京天安门，有五十万人或一百万人集会，我会觉得平常，但在爱荷华这么一个幽静、美丽、风景如画的小城，怎么能吸引十万观众来参观球赛呢？然而当我们——保罗、匈牙利作家Gyorgy Somlyo夫妇、印度作家Sunil Gangopadhgag夫妇乘汽车将要接近赛球场时，我们相信了。
在赛场的外围，我们还在车里就看见车辆拥挤，像波浪一样向一个方向推进，而且听到了赛场内传来的号声、鼓声、人声、真是金鼓齐鸣。这嘈杂轰动的音乐，是在鼓舞运动员们向前、拚搏。赛场四周的马路停车场，都密密麻麻停满了汽车，汽车无法开到门口，我们就被迫下车了。我们紧张地跟随人群走入球场。周围都是人，我没有时间顾盼，也来不及细听，匆匆忙忙从人堆中、人缝中走上了看台，找到了我们的座位，实际上位子老早被先到的人占了，不过美国人还是讲秩序、讲礼貌的，很快给我们腾出一小截地方，我们将就着挤进了人群的行列，勉勉强强坐了下来。球赛已经开始一会了。秋阳下，四面看台上挤得层层叠叠，万头攒动。我的周围全是红男绿女，老老少少，个个都用热情的眼光，集中在球场上。他们一点不注意我们，周围谁也不管谁，好像忘记了现实世界，只是关注球赛的进程，不断地叫啸，挥拳，摇头，顿脚，叹气，哈哈大笑，坐立不安。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球场中的那个球。可是我极目去看、去找、球在哪里呢？只看见那些运动员，个个膀粗腰圆，身高体大，都戴着防护面罩，穿着护身盔甲，像古代出征的勇士。球出现了，一个人扑上去，其余的人也全扑过去，压上去，两队球员成群的在那里相扑，争夺，球不见了，球又忽然从人缝里飞了出来，人们飞速地散开，朝着球冲去、扑去，人又堆在一块了，摔了，倒了……于是四周的看台上喊声不止，打口哨的，叫骂的，振臂狂呼的，只要有了一个球的胜负，看台上的啦啦队，球场四周的鼓乐队，鼓号齐鸣，欢声四起。这样热闹的场面，一会又重复一次，一次比一次强烈，狂热。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赛场和那群奔跑拼抢的彪形大汉，我怎样也看不清那球的起落，听不清混为一体的人潮轰鸣，我只觉得自己像沧海一粟，在海涛冲击下，追波逐浪，一任沉浮。人海在奔腾，人山在崩裂，我好像离他们很远，不了解他们，不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我痴痴地看看我周围的这个那个。匈牙利的女作家安娜（Anna Somlgo）端庄地坐在我旁边，她真美丽，年轻的血液在她白嫩的皮肤下隐隐流动，她总是能吸引许多作家、许多人注意她的，可是这时，在挤满人群的看台上，谁也没有注意她。印度作家的妻子，一个小巧玲珑、端丽如观世音菩萨的东方美人，挤在放声呼号的上了年纪的高大的女观众当中，只显得像一株纤弱的芦苇，随时都可能被风吹倒、压碎的样子。我用同情的眼光看她们，她们回报我一个无可奈何的亲切的微笑。而保罗呢？这位老诗人，一个美国的老运动员，一向就很健康，洒脱，这时一面评论和介绍着球场上的形势和运动员的技巧，一面也不忘记跟观众一起为运动员们叫好，为他们惋惜。他完全沉浸在他那精力充沛的年轻时代去了。球赛能使人年轻，使年轻人向往勇猛，使老年人引起甜美的回忆，使女人想到丈夫的英武，而更爱自己的丈夫，这种运动有益无害，观众紧张愉快。我能替别人着想，为别人的欢乐而欢乐，虽然我对球艺可说是一无所知的。
比赛场内真是波澜壮阔，场地四周排列着穿制服的乐队、舞蹈队。球赛休息的时候，勇士们驰骋的战场，变成了演奏音乐的大乐池。爱荷华大学的音乐爱好者组成的一二百人的庞大乐队，穿着整齐的制服，奏着乐器，整队进入球场，随着乐曲的旋律，组成各种队形，间以少女的舞蹈表演，一时乐声飞扬，彩旗漫卷，赛场空气由紧张热烈转入轻松愉快。我们好似被软风吹拂，顿觉清新，几个人相继走下看台，站在楼下一个进口处的小卖店旁边。保罗抢先挤进买饮料的队伍，等了好一会，递给我们每人一杯可口可乐，凉飕飕的冰水，沁人心胸。原来拥挤在看台上的人，这时集在小卖部附近，三三两两，走来走去，我们总算能消消停停地稍稍猜度这些片刻之前完全沉醉在那种乐趣中的人们的心理享受。匈牙利客人望望我问：“有趣吗？”我也望望他说：“很难说。我以为是好的，不过是美国的。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小球。”我用手比划着，意思是乒乓球。我说：“容国团，西多，约尼尔……”他怀疑地更望望我。我又说：“西多、西多，你们的；容国团、容国团、我们的。”他明白了，大笑，一边点头，一边说：“西多、西多，约尼尔……”他的夫人安娜也懂了，连连点头，两人都说：“乒乓、乒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