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所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上都有“曾侯乙”铭文，充分说明墓主就是曾侯乙。而根据楚王为曾侯乙制作的镩钟上的铭文，更确知此墓的下葬时间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该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都很明确，为东周考古的分期断代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尺。根据文献资料，东周时期随州主要为随国据有，不见有曾国的记载。而这座曾侯乙墓的发现，将一个深埋于地下2 400多年的古王国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加之随州及其邻近地区曾多次出土曾国铜器，表明曾国是一个富庶之国，礼乐典章齐备，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达，曾经拥有辉煌灿烂的文化。但曾国是否就是史籍上所载的随国，为一国两名，抑或是另外一国，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曾侯乙墓给世人留下的一个最大谜团。
战国中山王陵
我们研究历史，就是想把已经失去的世界再找回来。历史犹如大浪淘沙，有些东西冲走了，有些东西留了下来。留下来的历史是文献古籍的记载和湮没于地下的遗存，而两者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有的是文献有载而未见遗存，有的是文献无载而有遗存发现，当然也有的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遗存发现，这就是常说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考古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能“穿越时空隧道”，将“古”、“今”的距离缩小，让我们重见古代，触摸古代。
根据《左传》、《史记》等文献记载，中山是春秋时期由北方民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建国时称为“鲜虞”，以后改国名为时口山。大约在公元前409年，中山国被魏国所灭，但随后中山国又将魏人赶走，收复了自己的国土。大约在公元前296年，中山国再次被赵、齐、燕等国所灭。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国都灵寿故城在现今的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一带。1974—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此处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并发掘了1号、3号、4号、5号和6号等战国时期的墓葬及其附属的车马坑和陪葬墓。其中，在灵寿故城以西2公里处的1号墓即是中山国王的陵墓。灵寿故城内西北部的6号墓也是一座中山国王陵，但尚不能确定墓主为哪位国王。
1号墓和6号墓的上部都有夯筑的高大封土，其上再建“享堂”。其中1号墓的封土保存较好，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龙形玉佩阶状，第1级台阶的内侧有宽约1米多的砾石散水，第2级台阶有壁柱和柱础等遗迹，顶部的第3级台阶则有叠压成鱼鳞状的瓦片堆积，可复原为一座周绕回廊、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享堂”。两座墓的附近都有陪葬墓和车马坑。1号墓的东侧有陪葬墓2座，北侧有1座，西侧有3座；东南侧有车马坑1座；西侧由东向西依次排列有车马坑、杂殉坑、葬船坑各1座。6号墓的东侧有陪葬墓2座，西侧有1座；南面的两个坑可能为车马坑。
两座墓葬的形制基本相同，平面均呈“中”字形，中间为近方形的墓室，南北为两条墓道。墓壁抹草拌泥并用白粉涂饰。椁室均居墓室中部，平面近方形，其中1号墓的椁室用厚约2米的石块砌成。两座墓的椁室均被扰乱，从残存的痕迹看，1号墓的椁室内有4层套棺。1号墓全长110米，椁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6号墓比1号墓规模略小一些。在两座墓的椁室两侧均另设放置随葬品的器物坑，其中1号墓椁室东侧有2个坑，西南侧有1个坑：6号墓椁室东、西侧各有1个坑。
两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放置于椁室两侧的器物坑中，数量惊人，总数竞达19 000多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生活用器、雕塑以及玉石器、漆器、陶器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号墓出土的两件铜壶和1件铁足铜鼎，被誉为“中山三器”。这3件铜器上刻有铭文1 099字，主要内容是对嗣王的告诫和嗣子对先王的悼词，以及对中山国军队征伐燕国时所立功勋的赞颂。这些铭文不仅确切地说明了这座墓的主人是中山王，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中山国的一些史实和中山王的世系等。铭文追述了公元前316年燕王被迫让位的事，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之子，告诫要警惕类似事件在中山国发生。传世文献只记载当燕国国君让位时，齐国乘机入侵燕国并攻破了燕都，并未提及中山国。但中山国铜器上的铭文却说明，当时中山国的军队也参加了这场攻打燕国的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铭文记载了六代中山国国王，加上《史记》所载的最后一个中山国国王，我们由此得知七代中山王的世系。
出土遗物中同样令人关注的是，1号墓出土的1件错金银青铜兆域图版，长94、宽48、厚约1厘米，是一幅王陵建筑平面规划图，详细注明了陵园中居中的王堂，两侧等级较低的王后堂、哀后堂、夫人堂，四周的内宫垣、中宫垣等建筑的方位布局和各部位的尺寸。它是中国现知最早的建筑规划图。经推算和实测，规划图与实地情况大体相符。中山国这种以国王墓为中心的葬制与后来的秦始皇陵的布局很接近。
两座墓葬出土的巨大的“山”字形铜器。是前所未见的仪仗性器物，是王权的象征。1号墓出土的5件均高1．19米，6号墓出土的6件均高1．43米，下部銎内都存有木质。有些器物异常精巧，是稀世珍品。如错金银龙凤形铜方案，器足以4只伏卧的小鹿承一圆圈，圆圈之上是蟠绕成半球形的四龙四凤，龙顶又各有一组斗棋上承方案。十五连盏铜灯，高84．5厘米，形似大树，树上攀援着嬉戏的群猴，树下还有二人仰面戏逗。银首人俑铜灯高66．4厘米，男俑头部用白银精心制作，左手握螭蛇连接的两层灯盘，右手高举螭蛇连接的另一灯盘。几件错金银的青铜动物形器座，造型逼真，有错银双翼神兽和牛、犀等形象，其中以虎噬鹿形象最为生动。这些精美的器物，除银首人俑铜灯出自6号墓外，其余均出于1号墓。这些文物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山国能工巧匠们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另外，1号墓出土的带暗纹的磨光黑陶鼎等，也有一定特色。
关于中山国的历史发展和族属问题，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般认为，战国中山是春秋鲜虞的延续，是姬姓白狄建立的国家。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如青铜礼器、陶礼器等都与同时期的赵国、韩国和魏国墓葬出土的文物相近，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但是墓中同时出土了许多反映游牧生活的帐幕构件、巨大的“山”字形青铜饰件和动物造型的错金银青铜饰品。这说明在战国时期，由于不同民族的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原来文化上的差异逐渐缩小，民族融合不断加深。
中山王陵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但中山王陵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个古国全部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遗存，留下来的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根据这些资料去寻找回来的历史，需要考古和历史学者将一个个“碎片”整合，向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一目标不断迈进。
秦始皇陵兵马俑
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晏寨乡西杨村最早发现兵马俑材料，临潼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将村民们收集的陶器残片加以拼合，出乎意料的粘对出三座与真人一般大小的陶塑人像。这则消息一经报道后，马上引起了轰动，国家文物局委派陕西省组织始皇陵秦俑坑考古队对兵马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先后发现了4个大型的兵马俑坑，获得陶俑8000余件、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以及数以万计的青铜兵器等。
1979年10月秦始皇马俑博物馆开馆正式对外展出，气势恢弘的中国古代军阵惊现于世，原法国总统希拉克曾赞誉：“世界上曾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秦俑由此赢得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美誉。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将包括俑坑在内的秦始皇陵列入世界文化遗址。
秦始皇陵园由皇帝陵寝、墓上建筑及众多的陪葬墓和陪葬坑等共同构成，兵马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位于陵园的东侧。由于秦始皇陵的陵寝及其他陵园设施大部分还处于保护状态，因此率先崭露头角的兵马俑自然成为人们了解帝陵神秘构造的一个窗口。
1号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5米，总面积14 260平方米，四周各有五个门道，在四个俑坑中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坑内共出土兵马俑6 000余件，大部分是步兵，以步兵、战车相间排列组成联合编队。借助坑道内的夯土隔墙，将坑道分成9个过洞，每个过洞内排列着武士俑纵队4列，共36列，这些武士俑全部面向东方，身披铠甲。手执长兵器，代表了主力部队。在这支队伍的外围，沿坑的四壁还分布着其他武士俑：东长廊内站着三排面向东方的战袍武士俑，每排70件，共210件，手持弓弩，属军阵的前锋部队；南、北两侧边廊内各有两排武士俑，分别面向南、北两侧。应分属军阵的左、右翼；西长廊内有一列面向西的武士俑，手执弓弩等远射兵器，似担任整个军阵的警戒任务，应是后卫部队。
2号坑位于1号坑东端以北，面积6 000平方米。出土陶俑约1 000多件、马500余匹。2号坑是个多兵种混合编列的曲形阵，由车阵、骑兵阵、弩兵阵和车骑及徒手兵混编阵四个小阵组成，分别位于坑内的四个区域，体现了阵中有阵、营中有营的编组方法，既可各自为战，又可发挥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威力。另外，2号坑内保存了较多的战车痕迹，泥土中残留了大量清晰的车架印迹和铜质金属构件，展示了当时用车的详细情况，也证明在秦代战车仍然是作战的主要力量。
秦始皇帝像3号坑在2号坑以西、1号坑以北，由车马房、南厢房和北厢房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凹字形，面积520平方米，仅有4马1车和68个陶俑。3号坑的陶俑不以作战队形排列，武士俑所持兵器也不是弓弩、矛、戈、钺、剑等进攻性武器，而只是一种作为仪仗的铜殳，这个坑可能是整个地下军阵的指挥部。
除了军阵队列俑以外，这个时期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彩绘铜车马，它发现于陵园的西侧，形制与真实的车马完全相同，大小相当于原物的二分之一，车马及配件全部为铜制。1号车为“高车”，配备有弩、箭、盾等武器，有保卫的功能。2号车为“安车”，车厢分为御室和乘室，两室之间用车墙加以隔断，赶车的人坐在前御室，主人则坐在后乘室。乘室后面留车门，前面及左右两侧各开一个车窗，门窗都可以灵活开闭，车顶有椭圆形伞状车盖。2号车整车配有1 500余件金银构件和饰物，极显华贵，其精湛的工艺令人叹为观止。铜车马是我国时代最早，驾具最全，级别最高，制作最精的青铜器珍品，为考证秦代冶金技术、车辆结构、工艺造型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兵马俑完全仿造真人真马制作而成，人俑一般身高在1．8米左右，最高可达1．96米，显示了古代工匠准确的模仿技术和非凡的创造力。根据服饰、装备等特征，兵马俑又可分为将军俑、军吏俑、御手俑、武士俑、骑士俑等多种形象，组成一个庞大的军阵编列体系，这也是完全模仿现实世界中人物的身份划分，因此它又是秦王朝强大军队的真实缩影，它所反映的军阵编列方法、军队编制、士兵装备、兵器配备组合等诸多实证，不但对于研究中国战争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探讨世界军事史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秦俑不只代表军事，它提供给人们的知识范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艺术、科技等众多领域。众多的兵马俑形象有的须髯开张，性格彪悍：有的容颜浑厚，气质纯朴；有的眉清目秀，神态机敏；有的容颜喜悦，性格爽朗。年龄、地位、民族不同，其面容气质亦不相同，后代常用的模、塑、堆、捏、贴、刻、画等雕塑技法在这时都有应用；再如陶马的塑造，造型准确，比例协调。头部的塑造尤其细腻传神，是秦俑艺术中的精品。在当时缺乏起重设备的情况下，怎样把如此高大沉重的兵马俑完整组合、彻底烘干、再平稳地放到窑内烧制，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因此陶俑的烧造方法至今还是个谜。再如俑坑里出土的铜剑，虽然在地下深埋了两千多年，可至今仍然光亮夺目，极为锋利，经测定铜剑表面有镀铬的氧化膜起到防锈作用，秦人如何在2 000多年前掌握了如此现代的金属工艺也是未解之谜。
古都长安城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楚霸王项羽著名的《垓下歌》。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垓下之战，项羽兵败于乌江自刎。垓下之战结束了秦末混战的局面，奠定了汉王朝四百年基业。取得胜利的刘邦，在汜水称帝。高祖五年（前202），设置长安县，在秦代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了长乐宫；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刘邦自栎阳迁都于长安。高祖时还兴建了未央宫、武库、北宫。汉惠帝时开始筑长安城墙，并建西市。汉武帝时，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造建章宫、明光宫、桂宫，还扩建了北宫。汉长安城建设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西汉末年，王莽又在长安城南郊修建了明堂、辟雍、宗庙等礼制建筑。
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的首都，作为西汉时代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西汉王朝的历史缩影，它曾是与西方罗马并称于世的古代著名国际大都会。汉长安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6年开始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古勘探和重点发掘工作。现已探清了其分布范围，基本明确了城墙、城门、宫城、宗庙、社稷、武库、市场、手工业作坊区以及重要的皇家离宫、苑囿的地望和形制等，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考古资料。
汉长安城平面近方形，方向基本为正南北。城墙均用黄土夯筑，质地坚硬，夯层一般厚7—8厘米。城墙原来高度均在10米以上，底部宽约16米。东城墙长约6 000米，南城墙长约7 600米，西城墙长约4 900米，北城墙长约7 200米。城内总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东、西城墙较平直；北城墙当时因邻近渭河，与河道走向基本平行，呈西南一东北方向；因迁就先筑的长乐宫、高庙和未央宫。南城墙有多处曲折。城墙外面环绕有城壕，与城墙平行，城壕宽约40—45米，深约3米。城墙与城壕一般相距3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