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于辽宁喀左马厂沟的鸭尊，亦为静立之态，高颈长喙，较实物要略微修长苗条一些；为稳定器身，两腿外又加一立柱，也是作为器物造型受到限制的结果；鸭身饰以菱形格子，还有较强的装饰意味。不过整个造像看上去已经十分接近于实物形体，单纯朴实，毫无怪异奇特之感，诸如脚蹼、鸭尾也已注意细部刻画；尤其是其线条的流畅、柔和，比例的匀称、和谐，神情姿态的安静、沉稳，更是打上了周器的鲜明印迹。
铸于西周穆王时代的蠡驹尊，造像更加逼真，耳窝、腿肌、马蹄等等，每个局部、细部都按实物雕塑，几乎完全是马驹的复制。这是一匹看上去十分乖巧的小马驹，矮足，短尾，首微低，两目凝视，前腿挺直并立，后腿微曲略开，静静地稳稳地立在那里。据马驹胸前铭文，知该尊作于参加周王举行的执驹典礼之后，乃是作为获赐两匹马驹的纪念，也就更重形象的栩栩如生，而较少受到器物造型的局限。
出土于太原金胜村的春秋时器鸟尊，写实的追求更加明显，雕塑也明显精致、细密了许多，身上已呈羽翅状纹饰。长着滚圆肚腹的身躯似向后微蹲，脖颈又向前伸去，造型有了动态之感。更为有趣的是，鸟尊的喙部已可开合，尊前倾时嘴便张开，复位后嘴又闭上，可谓模仿艺术与方便实用的“天作之合”。
这些尊象总体风格是务实，素雅，多呈静态，沉稳甚至板滞有余，活泼不足，这与它们大多作为摆设陈列的周制礼器不无关系。而与此有些异趣的春秋鸟尊，则已是战国时器的先声。
西周时代独立的人物雕像也还少见，大多仍为器物的附属性装饰，但同样与殷商时代的宗教意味有别，此时所铸雕的人物已经完全没有了怪异神秘和符号化的色彩，而变得十分平易、现实。现藏故宫博物馆的刖刑奴隶守门鬲，鬲分上下两部分，其下为房屋型，可将门闭合用于生火加温。刖人连铸在屋门上，下肢可见受刑残断，一手抱住门闩，随着屋门的开关而给人以活动的感觉。
洛阳北瑶出土有一件人形车辖，人物附着在车辖上，作叉腰、屈膝而坐的姿势，头戴网状束发物，长脸形，高颧骨，嘴微启，已经完全是一个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只是人物的表情还略显呆板，像那些尊象一样，这也有待战国激情的到来而注入新的活力。
总体看来，周代青铜器较为写实，风格趋于朴拙，出现了许多以生物写实为特色的器物种类。实器型比商代的少，特别是酒器减少，但是食器增加。周代青铜器的器体比较薄，显示出比商代更高超的工艺。周代青铜器的重要特点是出现了长篇的铭文。这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大盂鼎，有二百九十一字的铭文，讲述的是关于禁酒的事情；还有“上勿下日，音为勿”鼎，共四百一十字，记裁的是一匹马和一束丝买五个奴隶的事情。周代制作青铜器的目的主要是：祭祀祖先的祭器；歌颂周王的美德；对贵族的赏赐；描述交换、婚嫁、诉讼等事情。列鼎的制度严格，显示出森严的等级，如“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列鼎的数字为单数排列，簋则按照双数排列。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是战国时期（前475—前221）曾国（今天中国中部的湖北省随县、枣阳一带）的一个诸侯，姓乙，因此被后世称为曾侯乙，死于楚惠王五十六年。曾侯乙能被后世晓知并引起考古学者不断考证其身份的原因是随着1978年曾侯乙墓的被发现，以及在墓中沉埋了两千四百余年的大型国宝编钟的面世，震惊了世人，倾倒了世界。
因是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因此也将这些编钟叫做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墓的编钟、编磬及其它乐器，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庞大的钟鼓之乐的乐队配制。
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之多，制作之精美，稀世之珍贵，保存之完好”，是湖北省内历年来发掘的战国墓仅有的一座，不仅规模大，而且保存完整。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礼器、乐器、兵器、金器、玉器、车马器、漆木竹器以及竹简文物多达一万五千四百零四件，更有许多是前所未见的珍品，其中有八件定为国宝。
曾侯乙墓共分四室，与乐队有关的是中间最大一室和东边次大一室；中间一室摹拟“殿庭”，东边一室则是“寝宫”。“寝宫”放墓主棺椁（guǒ）一具及殉葬女子棺木八具，并有为其他乐器调音用的“均”（今人也称“均钟”）一件，十弦弹奏乐器一件，二十五弦瑟五件，竽二件，加上一件悬鼓。这些显然是在“寝宫”演奏《房中乐》用的轻型乐队，是所谓“竽瑟之乐”，由竽和瑟为主组合成的比较清雅的音响。
曾候乙编钟“殿庭”陈设模仿现实中的宴飨场面。南侧靠边是一些礼器、饮食器，其前是一排三层编钟（曾侯乙编钟）。钟架东头安置一大型“建鼓”，面径90厘米。鼓架座上垂直竖一根长杆，鼓框从中间对穿过杆，使鼓面朝人（这样安置的鼓叫“建鼓”，一般比较大）。钟架西端拐向北形成直角，依然是三层编钟，占满西侧三层。“殿庭”的北侧是一排双层共三十二枚编磬。建鼓、编钟和编磬架组成一长方形的三条边（其中一条长边）。“殿庭”内另有二支竽，三支箫（十三管异径排箫），二支篪（chí闭管，横吹，吹孔开口向上，但五个指孔开口不向上而向前枣相对于演奏者。这样开孔演奏，说明这种乐器与埙的关系更为密切），七张二十五弦瑟，有柄小鼓一件。
这些乐器在实际演奏时应排列于“殿庭”东侧，组成一个四边俱全的长方形乐队，这就是西周礼乐制度规定只有天子能用的“宫悬”。从队伍的排列来看，分开了高低音并突出了当中主奏旋律。
曾侯乙编钟的钟体为铜木结构，由两列三层漆绘木质横梁联结成曲尺形，横梁两端装饰有浮雕及透雕龙纹或花瓣形纹饰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三个佩剑铜人分别用头、手顶托，并通过横梁的方孔以及子母榫牢固衔接，在中部，还各有一铜托承托横梁以加固。佩剑铜人身着长袍，腰部束带，面容肃穆，立于铜质雕花圆形跗座上，是青铜人像中难得的佳作，也加强了整套编钟的隆重地位的效果。
曾侯乙编钟（战国），钟架长7．48米，宽3．35米，高2．73米，全套钟架由二百四十五个构件组成，可以拆卸，设计精巧，结构稳定。整套编钟共六十五枚，由青铜铸造。每件钟体上都镌刻有金篆体铭文，正面均刻有“曾侯乙乍时”（曾侯乙作）。“编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钟铭所见律名二十八个、阶名六十六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六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两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
曾侯乙编钟的总音域有五个八度，仅次于现代的钢琴。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现代学者推断这套编钟不但可以演奏旋律，还可以演奏和声。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推想，这套编钟演奏时应由三位乐工，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组编钟奏出乐曲的主旋律，另有两名乐工，执大木棒撞击下层的低音甬钟，作为和声。
曾侯乙编钟的出现，让人不由得对两千年前中国古代音律发达的程度充满了遐想，这么精美的乐器，这么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它同时也代表了我国古代青铜业的成就。曾侯乙编钟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青铜乐器
在青铜时代，铜器的工艺最能反映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特征。青铜乐器是古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为礼乐文化服务。这些青铜器物制作精巧，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风格独特。青铜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已经发明和制作了青铜器，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青铜时代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可称为青铜文化。狭义地说，青铜工艺和青铜制品所涉及的文化，称为青铜文化。我国夏商周时代是青铜文化的光辉时期。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物，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是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珍品，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文物。
青铜制乐器的种类较多，最早的莫过于距今四千年前后的铜铃。其他如铙、钟、镈、鼓、錞（chún）于商代后期才流行起来。
按种类先秦乐器分为八昔：“金、石、土、革、丝、木、匏（páo）、竹”等，金即铜。青铜乐器大致可分铃、铙、钲、钩鑃（diào）、铎、镈、钟、錞于和鼓等九类。
铃，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夏代晚期曾有出土，形体较小，器壁薄，顶部有半环形钮，是单翼铃。此外还有车铃、执铃、狗铃等。铜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舌青铜乐器。在洛阳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考察与挖掘中，先后有四只铜铃出土。出土的铜铃均为青铜铸造，体形较小，器壁较薄，铃体上窄下宽，横断面为合瓦形铃体，一侧有扉棱，舞面为平面，上没有桥形钮。这些铜铃出土时，铃体皆被数层织物包裹，铃舌为玉质，保存完好，有的尚被置于铜铃腔内。铃、舌金玉相配，可见在当时为极其珍贵的物品。同一时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例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红铜铸就的铜铃，铃体为菱形，顶部钻有一悬舌孔，内壁厚薄不均，体表附有很清晰的纺织物纹痕迹。在夏文化中开始出现的早期青铜乐器，二里头铜铃的合瓦形铃体继承了中原地区古乐器陶铃的椭圆体，作为中国合瓦形铜钟形制的先源，它奠定了商周青铜乐器造型的基础，成为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成就。
洛阳地区商、周墓葬中多有铜铃出土。1990年末在三门峡虢国墓地2010号墓中同时发掘的十四件铜铃，这组西周晚期铜铃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异，器体断面呈合瓦形，上细下粗，平舞上有半环形钮，钮下有小穿孔与铃腔贯通，腔内有槌状铃舌。因未经测音，所以尚不能确定是否为一套编铃。这个时期洛阳地区出土的铜铃尽管姿态各异，但铃体均为扁筒形，口外侈，顶端有半环状钮，腔内有槌状铃舌，都仍保持了夏二里头铜铃的基本形制和特点。
铙，打击乐器，流行于商代晚期，形体似铃而稍大，它的口朝下，上面有长甬，甬端置立于木制的器座上，演奏时，用木锤敲击器口的中间部位。可分两种，一种是独立的，器形较大，有的重达一百五十余公斤；另一种有五、三件大小不一，代表不同音阶的铙构成编铙。口部向上呈凹弧形，体部截面呈阔叶形，两侧角尖锐，底部置有一个中空圆管状的短柄，与体腔内相通，柄中可置木段。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乐，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五柄成组合的铙，这是至今发现铙组合的最高数字。铙，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乐器，夏二里头铜铃为商、周青铜乐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青铜文化大发展的商代，青铜乐器大为增多，出现了铙、钲、鼓等不同的种类。其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属商代铜铙的出现。考古资料表明，“商铙”的基本形制似铃，但有圆柱形空甬与体腔相通，使用时铙口朝上，将空甬植于木架之上，这时的铜铙已是早期青铜钟类乐器发展成熟时期的产物。其不仅确立了合瓦形的结构，出现了系列性的成组编铙，同时也奠定了青铜乐钟“一钟二音”的基础，成为专用于音乐，有固定音高。能够演奏六声甚至完整七声音阶的具备旋律性表现的青铜类乐器。铜铙为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是宫廷中地位显赫的礼仪乐器。商铙多集中出土于殷墟，常以大小三个为一组的编铙出现，著名的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五个一组的编铙即为年代最早、件数最多、断代最为可靠的一例。商代以后，殷墟以外的地区，铙的出现就都较为罕见。洛阳目前所见的铜铙为洛阳林校西周早期车马坑殉葬墓中发现的三件铜铙，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别，应为一组编铙。铙体为合瓦形，横截面为阔叶状，两侧自上而下斜收，角微尖，每侧倾斜13度，器底正中置一管状短柄与内腔相通，柄末端有一点加厚的箍，管状柄内尚存朽木，当为植奏方式的遗迹。与安阳出土商铙相比。这组铜铙形体略大，器身采用的细凸棱组成的方框纹也已不同于殷墟时期的兽面纹。在欣赏举世闻名的战国曾侯乙编钟演奏时，人们无不流露出惊奇和感叹：悠扬的旋律，美妙的乐章，竟是出自埋藏地下两干四百多年的青铜乐器，了不起！然而，更令人惊叹的还有安徽出土的另一种青铜乐器——商代兽面纹铙，它深埋地下长达三千余年不受侵蚀，至今仍能发出清脆悦耳之声，音色优美。“实为我国古代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瑰宝”，专家们赞誉说。据说钟可能就是从商代的铙演变而来的。图中这件兽面云纹铙，是1973年春安徽庐江县泥河区农民在干涸的河床挖土建菜园时发现。偏僻农村，文物意识淡薄，农民当时没有抛弃，只是因为这块“破”铜较重，想到送废品收购站能换几个钱，就扛了回来。十年动乱结束，安徽在全省开展流散文物普查，有幸保住了它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