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村落——兴隆洼遗址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属于一处重要的史前居住址。以往的考古发现显示黄河流域古代文化发达，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摇篮，而兴隆洼大型聚落遗址的发现表明中原以外地区也同样存在着发达的早期文化，从而为中国文明多中心起源的观点增加了新论据。
兴隆洼遗址分布于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上游右岸东西向的低丘冈地上，地势平缓、水源充足，成为古代人类理想的居住址和生存的首选地。这里是一处保存非常完整的史前环壕聚落遗址，内有房址、墓葬，外有大型壕沟，聚落内遗迹遍布，并出土大量精美器物。遗址年代距今8 000—7 300年，持续了700多年的居住时间。
兴隆洼的聚落形式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它的黄金时期曾经营造了极具代表性的村落。这个时期村民们居住的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建筑，一般在地上挖一个浅浅的土坑，并对坑壁和坑底进行一定的处理，然后在坑顶部加一些木质或茅草材料做成屋顶来遮风挡雨，这就是所谓的半地穴。由于这些房址有一半深入地下，地表所能露出来的只是一部分，降低了高度，所以在冬季有效地防止了北方风沙的侵袭，同时又在炎炎夏日避免了由于阳光辐射而产生的高温，形成冬暖夏凉的小环境，其原理有些类似于现在黄土高原仍在沿用的窑洞。
兴隆洼的房址平面近圆角方形，有的略呈长方形。地面系将地穴的生土底用工具砸实，形成一个硬面。房址的中央一般有灶，平面呈圆形，个别灶的底部还铺垫石块。屋内的中间及四周墙壁有立木用于支撑屋顶，形成相对开阔、稳固的空间。中原地区半地穴式的房址一般都带有一个斜坡形的门道方便人进出，在兴隆洼村落里，这样的门道却没有发现，这个特点一度曾是未解之谜。后来人们在史书里找到了答案，书中记载东北的少数民族善于筑城穴居，他们的房址外形似土堆，在屋顶上开一个出口，屋内有木梯连接出口以便于人们出入房屋，兴隆洼人们可能也是这种出入方式。
兴隆洼的房址沿西北一东南方向成行分布，井然有序，共有8排，每排10—13座。由于排列整齐，所以在遗址地表留下了一个个成行排列的灰土圈。房址面积一般为每间50—80平方米，相当于现代的一居或两居室大小，最大的两间则并排位于村落的中心部位，面积达140平方米。居住区外侧环绕宽约2米的椭圆形壕沟，直径160—180米，将所有房址都包围在壕沟以内，形成一个非常封闭的聚落，只在西北侧留有出入口，不但用壕沟保护了村落内部的安全，而且用房屋之间的纵横排列区别了聚落内人们的远近亲疏，这样完整的聚落形式是考古发现中不多见的。
除了聚落形式别具一格以外，兴隆洼遗址内的一些特殊习俗也是史前独有的。有的房址内地面上摆放成组的兽头，有的在房址内发现了墓葬。这些墓葬一般一个房址内只埋葬一个，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朝北，墓内随葬小型器物，有陶、石、玉、骨、蚌器，集中放在墓主的头周围或佩戴在主人身上，在一些随葬品较丰富的墓葬里不但出土了这些物品，而且最为特殊的是在墓主的身旁葬了两头肥猪，一雌一雄，均仰卧放置，占据墓穴底部一半的位置。这样的葬俗在国内考古发现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兴隆洼时代的人们为了生活方便发明了很多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品，这些物品虽然简单，却非常实用。他们用手捏制成陶器，用泥圈套接的方法接合成形，再加以烧造。由于烧制的火候较低，所以质地疏松，颜色斑驳，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技术上的原始性。因为水平较低，所以陶器器形比较单一，只能制作直筒罐与平底钵等简单器物，但器表装饰的图案却很有特色，用工具按压出成排的“之”字纹、网格纹或席纹等。
与陶器的原始性相区别，兴隆洼的石器制作却非常成熟，特别善于制作大型打制石器，种类有锄、铲、磨盘和磨棒等，这些工具多数与农业生产有关，可能是农具一类的东西，表明这时农业在兴隆洼人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这时期的生产并不限于农业，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鹿、猪、狍、熊、鱼等动物骨头表明，此时渔猎也是人们日常活动之一，兴隆洼人用动物骨骼制成刀、锥、针、匕、鱼镖等工具，制作十分精致。也都经过磨光，骨鱼镖还由小石片嵌于骨梗之内，尤其富有特色。
遗址内还发现了少量的玉器，器物虽小，但种类却很丰富，有块、匕、斧、锛和凿等。玉器色泽鲜艳，制作精美，抛光、钻孔等技术成熟，对器物形式的把握准确到位，并且不少玉器没有使用痕迹，可能非实用器，与原始的祭祀活动有关。
兴隆洼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新石器时代住地遗迹整体保存最好、年代最早的史前聚落遗址，它的多排横列式房址、聚落外围用壕沟环绕的布局形式，既与同时代的聚落有共同点。又具有自身的特色。其聚落中间的大房址建筑规模巨大，工艺水平高，表明了特殊的社会功能，或许是氏族会议的场所，或者可能兼作聚落首长的住所，其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室内埋葬的习俗表明了死者生前地位相当特殊，甚至可能被作为原始崇拜的对象。至于整猪同穴并列埋葬的葬俗则表明了人们对于猪的重视，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联系到红山文化大量以“猪龙”为题材的玉器装饰，可以推断兴隆洼文化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
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在河南省渑池县城北，有一处三面临水的小村庄，因北望高耸的韶山，故称仰韶。20世纪20年代，仰韶村发生了一件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这就是仰韶遗址的发现。
最先揭开仰韶遗址神秘面纱的是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1921年，他带领一支发掘队来到仰韶村，寻找中华远古文化的遗存。经过30多天的挖掘，获得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及人骨标本，他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详细报道了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成果，并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将这批以彩陶为主要标志的远古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和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第一页。中国近代考古学由此开端，仰韶村也从此驰名中外，成为史学界、考古学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仰韶遗址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再次获得了大批文化遗存，澄清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同时修正了安特生的一些错误认识，为研究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研究表明，仰韶遗址长900余米、宽300余米，面积30万平方米。
仰韶中期彩陶盆仰韶遗址所代表的仰韶文化年代距今约7 000—5 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是黄河流域势力最为强大的史前文化，也是中国同时期各类新石器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泛的一支，共发现遗址1 000多处，主要分布区以陕、晋、豫为中心，西达河西走廊，东至鲁西，北达冀中和内蒙古河套一带，南至汉水流域。
以仰韶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为基础，综合地域和时代所造成的文化面貌上的差异，可以将仰韶文化分为三个主要地区、七种类型、三个发展阶段。其中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的发展中心，可分为北首岭、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等类型，代表了这一地区仰韶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在豫中地区可分为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在豫北冀南一带，则可分为后冈、大司空类型。各类型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各自有地域特色。
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由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当时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有比较稳定的村落。人们从事锄耕农业生产，种植粟、黍、稻谷等作物，饲养猪、狗、羊和马等家畜，采集榛子、栗子、松子和朴树子等果实及水生物等。彩陶盆内多见鱼纹和网纹等形象，是当时渔猎活动的真实写照。
仰韶文化的房子有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圆形和方形地面式，晚期还出现了方形地面连间式，始终以半地穴式房子最为流行。屋内正对门向的中心设一火塘，有些灶坑内嵌有保存火种的夹砂陶罐。有的在门内两侧筑有低矮的小墙，有的在门道与居室之间有浅方坑形的门坎。屋内居住面和壁面都涂抹草拌泥土并修整得光滑平整，部分经过烘烤，十分坚硬。圆形房屋周壁墙中有密集的壁柱，室内中间有多根主柱以支撑屋顶，复原起来似现在的蒙古包形式。方形房子结构与圆形房子大体相同，也在坑壁和室内挖有柱洞，复原起来呈四角攒尖的方锥体。
埋葬制度多样，有单人葬、多人葬、单人一次葬和集体二次葬，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俯身葬、屈肢葬，个别的实行同性合葬，还有瓮棺葬形式。成人都有成片的公共墓地，同一氏族的成员比较集中地埋葬在一起，随葬品一般比较平均，看不出太明显的贫富差别。儿童瓮棺则成群或零星地分布在居住区的房屋旁边，以瓮、罐、钵、盆为葬具。
仰韶文化的制陶技术已相当成熟，最能代表当时的工艺水平。仰韶人有专门烧陶的窑场，有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形式。陶窑由火膛、火道、窑算和窑室等部分组成，陶坯置于窑室底部多孔的窑箅之上。火焰经过底部的火道、火孔进入窑室，烧造出精美的红陶。一般都用泥条盘筑法制成，普遍采用慢轮进行修整，虽然以手工方法制成，但器形规整、色泽光润、构思巧妙。在陶器表面还施加各种纹饰，其中装饰作用最强的是彩陶花纹，这是当时最有成就的一种原始艺术。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构图精巧合理，与优美的器物造型相结合，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成为中国原始艺术创作的范例。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以红地黑花为主，也有原地红花或加白衣饰黑、红两色花的，主要有人面形纹、鱼纹、鹿纹等动物形象和象征草木、谷物的植物花纹。神话化的人面纹图像，头上和嘴角都有化妆式的装饰，似含有某种巫觋性质。鱼纹占主导地位，数量多、变化大、形象也逼真，其组合有单体和复体两种形式，不少图案是两条以上的鱼纹相重叠或相连形成一组纹饰，非常生动。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进入了成熟发展期。以弧线、弧边三角、曲线、圆点和半圆形、鸟纹装饰等元素，采用二方连续的装饰方法，构成整组花纹环绕器壁，显得绚丽多彩，还出现了多彩纹饰，白地或红地自边，紫红彩、白彩相间，更显得富丽堂皇。
仰韶文化还有一定数量的刻画符号，目前主要发现在圜底钵口沿的黑彩宽带纹上，有50多种。这些符号多是在陶器烧成后刻画上去的，最多的是一道竖划，其次是二道竖划、X形、Z形、正钩形、倒钩形、T字形等形状，也有的像植物形，还有其他多种形式。一般认为是起源阶段的简单文字或者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在长达2 000多年的历史行程中，仰韶文化不断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仰韶遗址的发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远古文化，在撩开史前文化面纱、触摸中华文明起源的同时，也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在当时起到了科学认识本民族发展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作用，同时也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历史上创造的辉煌，它一经发现，立刻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标志，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
庙底沟彩陶花纹
中国古代称“华夏”，汉族也曾自称“华夏族”，此外，中华、华山、华县、华表等，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遇到很多与“华”有关的词语。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华”来表述事物，甚至指代自己？长期以来，不断有人从历史学、民族学和民间传说中寻求解释，但总是难以尽如人意，直到庙底沟遗址的揭露，人们才终于从考古学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庙底沟位于河南省陕县境内，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遗址，由此确立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距今6 000年左右。庙底沟遗址之所以重要除了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证据、展示了新石器晚期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外。更因为它扑面而来的花团锦簇般的陶器装饰特色。
庙底沟遗址有制作考究的方形半地穴式房子，并出土有制作彩陶的磨石及颜料块。遗存中绝大多数为陶器，而陶器中又有90％为红陶，器类有曲腹的钵和盆、小口的尖底瓶和平底瓶、夹砂罐、圜底釜、灶等。装饰于器物表面的纹饰就是精美的彩陶花纹，除了少量蛙纹和鸟纹外，大量的是以黑色的圆点、钩叶、弧边三角及曲线组成的带状纹饰，还有垂幛、豆荚、花瓣、网格等纹样，衬的还带有红、白底色。由于图案母纹都属于曲线元素，因此构成的完整纹饰也是以柔美为基本特征，有行云流水、滚滚而来、无穷无尽的意境。彩陶花纹发现以后，人们努力尝试用各种恰当的词语来表述它：弧边三角纹、回旋勾连纹、凸弧纹……可每一种命名似乎都不能很准确地概括这些纹饰，无法完全展示这些纹饰的构成特色。最后，人们终于看出那些所谓的黑彩三角、勾连纹和凸弧纹等其实不过是“绿叶”，真正的“红花”却是它们之间所围成的一片片空白区域，这些区域在一瞬间突然魔术般地变成了一支支争相绽放的绚丽花朵：红地的是红花、白衣彩陶罐的是白花、纯洁的花瓣、整齐的花蕊、重重叠叠、相互交织、掩映于黑彩的绿叶之间，共同簇拥着通体磨光的盆、罐器物。于是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所有精心绘制的彩色都是在为形成最终的花朵做准备，无论黑彩形式怎样变化多端，其实都是花朵以外的陪衬，花朵才是核心、是灵魂、是庙底沟人心中的梦想！
庙底沟人是如此的爱花，以至于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陶器上几乎除了花朵形的装饰以外，其他的图像极其罕见，可以看出花不但统一了陶器、统一了艺术，而且也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花以外的其他事物，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能够变着法地将心中喜爱的各种花朵艺术地表现在自己喜欢的生活用具上，从而能够朝思暮想、日夜相伴、直至死后也要带在自己的身旁，永远不分开。花在庙底沟人的生活中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寻常花朵，而应是一种寄托、一种标志，甚至是一种崇拜，是庙底沟人的精神支柱。花本来是自然界常见的，可是在庙底沟人心中自然的花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