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勘探陇海铁路时，人们又发现许多姿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釉陶随葬器物，同时也因工程而毁坏了一批唐代墓葬，这时候出土的常见唐三彩陶器有三彩马、骆驼、仕女、乐伎俑、枕头等。尤其是三彩骆驼，背载丝绸或驮着乐队，仰首嘶鸣，那赤髯碧眼的骆俑，身穿窄袖衫，头戴翻檐帽，再现了中亚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遥想起当年“丝绸之路”上驼铃叮当的情景。
唐代是我国封建朝代的鼎盛时期，所以说唐三彩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种唐王朝的政治、文化、生活，它跟唐代诗歌、绘画、建筑等其他文化一样，共同组成了唐王朝文化的旋律，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他的文化艺术，陶瓷史上认为，唐三彩在唐代陶瓷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因为在唐以前，多只有单色釉。最多就是双色釉的并用，在我国的汉代，已经有了两色，就是黄色和绿色的两种釉彩在同一器物上的使用。到了唐代以后，多彩的釉色在陶瓷器物上同时得到了运用。有人考证，这和唐代审美观点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在唐以前人们崇尚的是素色主义，到唐代以后，包容了外来的多种文化，这个时候不论是绘画、还是陶瓷，以及金银器的制作，形成了一个灿烂的文化时代。
唐三彩在唐代的兴起首先是缘于陶瓷业的飞速发展，以及雕塑、建筑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其二是随着当时王公贵族官员生活的腐化，厚葬之风日盛。唐三彩当时也作为一种明器，又为冥器，被列入官府的规定之列，就连民间的陪葬品中也有唐三彩。
唐三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动物中又以马和骆驼居多。唐三彩器物形体圆润、饱满，与唐代艺术的丰满、健美、阔硕的特征是一致的。三彩人物和动物的比例适度，形态自然，线条流畅，生动活泼。在人物俑中，武士肌肉发达，怒目圆睁，剑拔弩张；女俑则高髻广袖，亭亭玉立，悠然娴雅，十分丰满。马的造型比较肥硕，颈部比较宽。以静为主，但是静中带动。通过马的眼部的刻画，来显示出来唐马的内在精神和内在的韵律。
唐三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釉色。红、绿、白三色交错、间错地在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在唐代是首创。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舞马衔杯壶
舞马衔杯银壶，1970年西安出土，当时出土的金银器皿有二百余件。器型优美。鎏金花纹精细。舞马衔杯银壶是其典型代表。
舞马衔杯银壶模仿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装水的皮囊，壶身扁圆，顶端一角开有竖筒状小壶口，上置莲瓣式壶盖，壶柄为弓形，为防止壶盖脱落遗失，由一麦穗状银链系于壶盖和壶柄之间。壶身两侧各模压一匹颈系飘带，口衔金杯，似向主人献酒的鎏金骏马。
据说，舞马衔杯银壶上所绘情景并非出于工匠的主观臆想，而是根据唐玄宗李隆基的一段故事：“唐玄宗在宫中养有舞马上千匹，并亲自加以训练。每年八月，李隆基生日时，舞马便披挂饰物，按照《倾杯乐》的节拍起舞助兴，并在曲终时衔杯敬酒，唐玄宗对此喜不自禁。”由此看，它记录了当时帝皇生活的一个场景。
唐代诗人杜甫有诗：“银中弹筝用，金鱼换酒来。”白居易亦有诗曰：“十分蘸中酌，潋滟满银盂。”刘禹锡有诗云：“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例证了唐代对银器狂热的崇拜与追求。
中国银器最早出现于商周。目前发现的仅为简单银饰品。至西周，当时的工匠们已掌握了金银平脱技术，即将一些银片贴于器物表面的涂漆上，经打磨即现出银色花饰。春秋战国是银器的提高时期，从出土的器物看，数量及质量均较西周有明显变化。
当时的工匠们还掌握了刻花鎏金等技术。至秦汉，中国银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工匠们可以用铸造、焊接、掐丝、镶嵌、抛光等多种工艺制造出色彩艳丽美轮美奂的器皿。
唐代，金银器制作有了重大发展。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金银器，昭示了唐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文化艺术。
唐代金银器的工艺技术复杂、精细，已广泛使用了锤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錾（zàn）刻、镂空等工艺。唐朝对白银的认可，从皇室到宗教上层人士无不对银器器重有佳，此时的银器数量为最多。唐代金银器以器物种类来分，有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品及宗教用器，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
隔着岁月的风尘，如今再来欣赏这些丰富多彩具有强烈时代特点的器物，我们是否也会感知一些盛唐的华美气息，感知盛唐的繁荣呢？
金银器在唐朝近三百年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初唐到唐高宗时期（618—683），器类品种不多，有碗、盘、杯、壶、铛等。其装饰特点是划分出许多区段来配置图纹，装饰区间多在九瓣以上，甚至有十四瓣的，这些区间瓣多錾刻成“U”形或“S”形。棱形器物是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
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684—755），器形种类增多，上一期十二瓣以上的装饰区间手法已被淘汰，大量采用六等分、八等分来装饰配置纹样，装饰瓣多为莲瓣形且多为双层叠瓣，“U”形瓣已极少见，“S”形瓣不再出现。
总之可以说，从唐初到玄宗时期金银器皿受西方的影响较大，但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外来因素逐渐减少和消失。如高足杯、带把杯、折棱碗、五曲以上的多曲器物和器身呈凸凹变化的器物很流行。纹饰有忍冬纹、葡萄纹、连珠纹、宝相花纹、禽兽纹和狩猎纹。
肃宗到宪宗时期（756—820），装饰手法多采用多重结构为主的六等分法，盘类多附三足，出现仿生器形，即仿照动物等的造型。已不见高足杯，带把杯和多曲长杯等。
穆宗到唐末（821—907），器形种类繁多，盒、碗类器物出现高圈足，仿生器形更多一些，流行四等分、五等分的装饰手法。
宋代始银器进入了民间，但制作工艺无明显提高，元代时间较短，存世器物也不多。明清时期中国银器的制作及精美程度又达新的高峰，其制作工艺集前世之大成，有许多精品传世。
从总体上看，元代金银器与宋代相近似。银器数量多、陈设品增多，如瓶、盒、樽、奁、架等。元代大多数金银器均刻有铭款。
明代金银器的纹饰，龙凤形象或图案居多。清代金银器将金银器的富丽华贵推向了极至。造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而更加绚丽多彩，纹饰则以繁密瑰丽为特征。格调高雅者有之，富丽堂皇者有之，加工各色宝石的点缀搭配，整个器物更是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清代金银器在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调配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清代的金银器丰富多彩，技艺精湛。其制作工艺包括了范铸、锤鍱（yè）、炸珠、焊接、镌镂、掐丝、镶嵌、点翠等，并综合了起突、隐起、阴线、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应该说，清代金银工艺的繁荣，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工艺技法而又有所发展，并且为今天金银工艺的发展创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越窑青瓷
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窑场之一。“越窑”一词，出现于唐代。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诗句赞美越窑瓷器的釉色精美。“茶圣”陆羽也在其论茶专著《茶经》中称：“碗，越州上……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当然，这只是陆羽的一己之爱，邢、越之争，自古就有，在这里我们不作评论。
唐代文人对当时的越窑非常推崇， “越窑”之名由此而流传开来。
越窑烧造的青瓷有釉呈青色或泛淡黄色，呈玻璃质感，莹润碧翠，匀净柔和；胎质细腻坚硬，胎色灰白稍带淡黄；器物造型多生活用具如碗、盏、壶、碟、盂、盘、罐等；多素面而很少纹饰，质朴无华等特点。另外烧造方法，多用松柴烧制，由于火力软而火焰长，烧制中窑内充满火焰，因此釉在熔融呈青色时，受到还原作用。
由于越窑青瓷民间流传极少，故现今如能收藏到一件真正的秘色青瓷，可说是凤毛麟角，价值连城。
越窑的历史可分为起源、发展和鼎盛三个时期，这里有份最新的考古资料，不妨共享。
东汉时期是越窑的起源阶段。越窑瓷器出现于东汉。从东汉起，在浙江北部杭州湾内宁绍平原上的绍兴、上虞、慈溪、余姚、宁波等地出现一种器表施青釉的瓷器，这就是东汉青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浙江省上虞县上浦乡小仙坛东汉晚期瓷窑遗址出土的青釉标本进行过多项物理和化学测试，表明这些瓷器具有瓷质光泽，透光性较好，吸水率低，在1260℃—1310℃的高温下烧成，器表通体施釉等瓷器特性。
青釉葫芦瓶东汉越窑瓷器在上虞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这里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瓷土资源；其次，这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有丰富的烧瓷燃料；再次，上虞地处杭州湾南岸，曹娥江纵贯全境，水运交通十分便利。正是基于这三点，上虞越窑成为中国瓷器的发祥地。
六朝时期是越窑的发展阶段。越窑青瓷自东汉创烧以后，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绍兴、上虞、余姚、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等市县都发现了瓷窑遗址。六朝时期的越窑是我国最早形成窑场众多、分布地区很广、产品风格一致的瓷窑体系，而中心窑场仍然集中于上虞县。六朝晚期从南朝起，越窑的制瓷中心逐渐转移到余姚县的上林湖地区（今属慈溪县）。
唐宋时期是越窑的鼎盛阶段。唐代有许多著名的青瓷窑，例如浙江的越瓷、瓯窑、婺州窑。湖南的岳州窑、长沙窑、江西的洪州窑、四川的邛崃（qióng 1ái）窑等。然而唯越窑青瓷因其釉色，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而跃居众窑之首，成为当时青瓷的佼佼者。
越窑青瓷所呈现的那种细润如玉、光洁无疵的釉面。确实在我国青瓷烧造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越窑青瓷不仅釉面精致无比，其造型也生动优美，各式钵、盆、灯、罐、瓶、执壶、唾壶以及瓷塑等应有尽有，许多器物还能逼真地模拟自然生物的形态，如仿照瓜形制作的壶，仿海棠花式的碗、盘等皆惟妙惟肖，其中模仿荷叶形状的洗子，则更充分发挥青釉莹润欲滴的特色。唐代青瓷因为追求一种“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所以早期器物极少装饰，仅以“捩（liè）翠融青”的釉面取胜。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刻画花纹，则受当时丝绸、金银器、铜镜的影响。它以各种龙凤、游鱼、云鹤、鹦鹉、峡蝶、花卉等作主题，线条纤细流畅，纹饰生动活泼，使单调的釉面平添几分诱人的魅力，难怪清代自命风雅的乾隆皇帝也有“李唐越器世间无”的感叹了。北宋初年，越窑仍有一段辉煌的时期，当时全国窑场因各地战事平息，处于相继兴起之中，越窑青瓷便成了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如北方的耀州青瓷，定窑白瓷，南方景德镇窑影青瓷等，都曾盛行越窑青瓷那种刻画文饰的装饰方法，直到北宋中期，这些窑场才逐步摆脱了越窑的影响，而形成各自的风格。
唐代越窑制瓷作坊仍集中在上虞、余姚、宁波等地。随着瓷器质量的提高和需求量的增加，瓷场迅速扩展，胎质更加细腻，釉色更加清纯，并具有玉质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唐代的越窑还首次进入宫廷，开始成为“贡品”。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中曾经出土了十四件唐代越窑青瓷。据同时出土的《监送真身……并新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记载，唐懿宗所赐物品有：唐秘色碗“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叠（碟）子共六枚”。
这十三件碗、盘、碗是唐懿宗（860—873）时期的产品，也是中国最早的官窑瓷器。另一件青釉八棱瓶虽未见文字记载，但上林湖窑遗址中也有此类瓷片出土，可知唐代的上林湖地区曾经烧造过官窑贡品。
五代越窑瓷器的生产被钱越国垄断，且继续生产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在浙江钱越国贵族墓中有大量出土，如1966年杭州市玉皇山发掘的五代天福七年钱元瑾（钱越国第二代国君）墓；1980年临安县明堂山发掘的唐天复元年水邱氏（钱越国开国国君钱锣的母亲）墓和1996年临安县玲珑镇发掘的五代天复四年马氏（钱元瓘之妃）墓等，曾出土过精美的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其中还有当时仅限于皇室使用的龙纹瓷器。
北宋时期越窑继续烧造青瓷。据文献记载，宋朝立国初期，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余年间（968—984），钱越国控制下的越窑曾为北宋朝廷烧制青瓷贡品达十七万件之多，说明北宋初年越窑生产的青瓷不仅质精而且量大，许多珍品还作为礼品被宋廷赠与辽国，所以在北方辽代贵族墓葬中也常有越窑瓷器出土。
当青瓷出落得楚楚动人的时候，它终于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1976年和1977年，在朝鲜新安海域打捞出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内有陶瓷器计6463件，青瓷占一半以上。远在埃及的开罗郊外福斯塔遗址，发掘出从唐代到清代的中国陶瓷片，达2．2万多片，最多的是越窑青瓷。著名的土耳其托普卡珀宫博物馆，收藏有8000多件中国陶瓷，最显眼的就是越窑青瓷。
白釉瓷
白釉瓷，我国传统瓷器的一种。是在含铁量低的瓷坯上施以纯净透明或乳浊高温釉烧制而成的白色瓷器，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出现的。窑匠们在掌握了三氧化二铁在釉中的呈色规律后。有意识地降低釉中氧化铁的含量，烧制了白瓷。
白瓷自东汉晚期出现，历隋至唐发展成熟，唐宋两代白瓷达到高峰。在唐代，白瓷向青瓷的传统优势地位发起了挑战，瓷业出现了“南青北白”的格局。这个时期的白瓷代表，是著名的邢窑。历史上对邢窑的记载最早见于《新唐书》，提到了“邢州贡瓷”，说明初唐邢州已生产出高品质的白瓷，邢窑因而得名。后来《国史补》又具体提到产地内丘（在历史上，丘同邱）。后来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窑烧制的“甜白瓷”和福建德化窑烧制的“象牙白”（或称“猪油白”、“奶白”）瓷，取得了白瓷烧制史上的最高成就。
唐李肇《国史补》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大，影响之广。这说明，它既是给朝廷的贡品，也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公元9世纪中，段安节《乐府杂录》记唐大中初时的乐师郭道源“用越瓯、邢瓯十二，旋加减水，以盘击之，其音妙于方响”。筋即箸，是筷子。这段文字说明邢窑白瓷质量之好，胎骨坚实致密，叩击时有金石之声，所以能与越窑瓷器一直用作乐器（邢瓷极有可能是作为高音部）合奏出音乐，而陶器绝对没有那般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