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文化博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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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饮食(11)

《汉书·食货志》谈到汉代用酒量很大,说是“有礼之会,无酒不行”,无酒不待客,不开筵。有了许多的美酒,又有了许多的饮酒机会,许多的人也就不知不觉加入到酒人的行列,成为酒徒、醉鬼。有意思的是,汉代人并不以“酒徒”一名为耻,自称酒徒者不乏其人。如有以“酒狂”自诩的司隶校尉盖宽饶(《汉书·盖宽饶传》);还有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汉书·郦食其传》);开国皇帝刘邦也曾是个酒色之徒,常常醉卧酒店中(《史记·高袒本纪》);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曾因醉卧途中,被人称为“醉龙”(《龙城录》)。继王莽而登天子宝座的更始帝刘玄,“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不得已时,就找一个内侍代他坐在帷帐内接见大臣。这更始帝的韩夫人更是嗜酒如命,每当夫妇对饮时,遇上臣下奏事,这夫人便怒不可遏,认为坏了她的美事,有一次一巴掌硬是拍破了书案。要说起来,见于历史记载的女酒徒是不多的,韩夫人该是屈指可数的一位了。(《后汉书·刘玄传》)

还有被曹操杀害的孔子二十世孙孔融,也是十分爱酒,常叹“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英雄记钞》)又如荆州刺史刘表,为了充分享受杯中趣,特制三爵,大爵名“伯雅”,次曰“仲雅”,小爵称“季雅”。分别容酒七、六、五升。设宴时,所有宾客都要以饮醉为度。筵席上还准备了大铁针,如发现有人醉倒,就用这铁针扎他,检验到底是真醉还是佯醉(《史典论》)。考古发掘到的中山王刘胜夫妇墓,墓室中摆有三十多口高达70厘米的大陶酒缸,缸外用红色书有“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等,估计当时这些大缸总共盛酒达五千多公斤,这还不包括其它铜壶内的酒。《史记·五宗世家》说刘胜“为人乐酒好肉”,应当说是实事求是的评价。

李白与“酒家胡”

唐代都城长安当时已发展成为一座著名的国际都市,在城内东西两部各有周围约四千米的大商市,即东市和西市,各国商人多聚于西市。考古学家们对长安东西两市遗址曾进行过勘察,并多次发掘过西市遗址。西市周边建有围墙,内设沿墙街和井字形街道与巷道,街道两侧建有排水明沟和暗涵。在西市南大街,还发掘到珠宝行和饮食店遗址。在西市中有不少外商开办的酒店,唐人称之为“酒家胡”,也就是胡人酒家。唐代与汉代一样,将域外人称之为胡人。

文学家王绩善饮酒,日饮一斗,称为“斗酒学士”。他家中虽然有自酿的美酒,却爱到酒家胡饮酒,所作诗有一首《过酒家》云,“有钱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贷,惭愧酒家胡”,写的便是闲饮胡人酒家的事。酒家胡竟还赊酒账。这为酒客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说明各店可能都有一批熟识的老顾客。

酒家胡中的侍者,多为外商从本土携来,其中女子被唐人称为“胡姬”。这样的异国女招待,打扮得花枝招展,服务热情周到,备受文人雅士们的青睐。唐代诗人在他们所写的许多诗中都提到酒家胡中的胡姬,如张祜《白鼻騧》说:“为底胡姬酒,长来白鼻騧。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又如李白《前有樽酒行》说:“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看见漂亮的胡姬,那酒竟是不知不觉就饮醉了。

酒家胡的胡姬不仅侍饮,而且以歌以舞劝酒,难怪文人们流连忘返,异国文化情调深深地吸引了他们。著名诗人李白更是酒家胡的常客,他有多首诗描写了进饮酒家胡的事。《白鼻騧》说:“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又如《醉后赠朱历阳》说:“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拂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杯挑朔雪,从君不相饶。”还有《送裴十八图南归高山》说:“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再读《少年行》,也提到了胡姬:“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市中。”春游之后,要往酒家胡喝一盅;瑞雪纷飞,也要去酒家胡听曲观舞;朋友饯别,酒家胡自然更是个好去外。

杨巨源有一首《胡姬词》,对酒店胡姬另有出神入化的描绘:

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

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

香度传蕉扇,妆成上竹楼。

数钱怜皓腕,非是不能愁。

长安城中酒家胡经营的饮料和肴馔,主要应为胡酒胡食,也有兼营唐菜的。贺朝《赠酒店胡姬》诗说:“胡姬春酒店,管弦夜铿锵,……玉盘初脍鲤,金鼎正烹羊。”诗中所云鲤鱼脍,当是唐菜,是传统的中国菜,唐时有“飞刀脍鲤”之说。当初孔子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脍指的正是鱼脍,属于生鱼片之类。

“自来酒”

古人饮酒,常有许多新奇的花样,每当读到文献上记述的那些事情,就让人感受到古时酒筵上的万千气象。其中某些情节在今天看来甚至难以置信,比如说在酒席上无人传杯,酒杯会自动到达客人面前,杯中酒若未饮尽,酒杯决不会自动离去,这是《神仙传》中记述的三国人葛玄的“仙术”之一。我们倒是不必相信历史上真有这样的事,但至少那时人们是想到了这个花样,省去了频繁斟酒的麻烦。

从其他一些记载来看,古时在寻求解决斟酒繁琐方面,也确有成功的尝试,而且是屡试不爽,这便是可以用现代语言来表述的“自来酒”的创立。

似乎最迟是在唐代,宫廷中开始有了“自来酒”。美酒可以通过管道源源不断地畅涌到筵宴上,流到酒客的杯子里,就像我们当今使用自来唐三彩胡人骑马俑水一样便利。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两次用这自来美酒招待北方少数部族使者,场面非常壮观。第一次是在贞观三年(629),为的是招待“献方物”的回纥使臣。当时唐太宗坐在宝殿中,殿前临时建起一个高高的坫台,台上放着大银瓶,自左閤埋有地下管道,美酒通过管道直通台下,往上涌入高坫的银瓶中。银瓶下又有管道引出,将美酒转注饮者杯中。赴这次酒宴的游牧部落使团有数千人之多,他们敞开肚皮痛饮,结果还剩下一半的酒没饮完。

这次自来酒会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效果不错。十多年后,唐太宗兴致勃勃地又举办了第二次自来酒会,那是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在天成殿宴请归附的北方游牧部落首领,也是设高坫于殿前,置银瓶于坫上,自左閤内“潜流”酒泉通于坫脚而涌至殿前瓶中,与宴者也是数千人,酒也只饮下了一半。这次酒会的规模与上一次相当,只是不知是不是在同一场所?

古代自来酒的发明,应当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据《拾遗记》的记载,十六国时的后赵国君石虎(295—345),曾在太极殿前建起一座高四十丈的高楼,楼上置一空腹大铜龙,龙腹盛酒数百斛。把酒送到这样的高度,不是为了饮用,而是用它来制造酒雨用于洒尘的,“使胡人于楼上嗽酒,风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台,用以洒尘。”这就更加奢侈了,既是用于洒尘,为何不用水而非用酒呢?看来石虎追求的就是这种自来酒雨的效果。不单单是为了洒尘而已。说到洒尘,使我们想到当今时不时就肆虐的沙尘暴,莫非一千六百多年前的石虎时代也有这种困扰?

酒令

众人一起饮酒,每次端起酒杯,总要有一个由头,由头越新奇越好,这是劝酒的一种方式。古代以酒令劝酒,除了文人们的那些即兴手段以外,常用筹令和棋令,这是大众酒令,行令无须多大见识。

筹令是以抽筹签的方式决定饮者,签上写明饮酒准则。唐代酒令筹有实物出土,江苏丹阳丁卯桥发现一套,包括令筹50枚、令旗一面、令纛杆一件、筹筒一件,筹筒为龟形座,银质涂金,十分精致。令筹上刻写的令辞均来自《论语》,所以又称《论语》酒令筹。令词中有“食不厌精一一劝主人五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录事五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客五分;后生可畏——少年处五分”等。

酒令中的筹令,运用较为便利,但制作要费许多功夫,事先要做好筹签,并刻写令辞和酒约。筹签多少不等,有十几签的,也有几十签的。

古时有一种唐诗酒令,计有八十筹,很有些味道,如:

玉颜不及寒鸦色——面黑者饮

人面不知何处去——须多者饮

焉能辨我是雄雌——无须者饮

独看松上雪纷纷——须白者饮

此时相望不相闻——耳聋者饮

人面桃花相映红——面红者饮

尚留一半给人看——戴眼罩者饮

粗沙大石相磨治——麻面者饮

无因得见玉纤纤——袖不卷者饮

养在深闺人未识——初会者饮

情多最恨花无语——不言者饮

千呼万唤始出来——后至者三杯

世上而今半是君——惧内者饮

莫道人间总不知——惧内不认者饮

枝头树底觅残红——新婚者饮

最普遍的酒令莫过于棋子令,十四筹而已,实际上也是取诗词典故为令词,也极有韵味,全录于下:

帅中原将帅忆廉颇——年老者饮

将闻道名城得真将——穿制服者

仕仕女班头名属君——座中女人饮

士定似香山老居士——教师饮

相儿童相见不相识——生客饮

象诗家气象归雄浑——能诗者饮

车停车坐爱枫林晚——面红者饮

車虢国金车十里香——洒香水者饮

马洗眼上林看跃马——戴眼镜者饮

馬馬踏云中落叶声——唱歌者饮

炮炮车云起风欲作——起座者饮

砲小池鸥鹭戏荷包——带皮包者饮

兵静洗甲兵常不用——脱衣者饮

卒残卒自随新将去——带小孩者饮

古代的酒令传至今日,除划拳还在流传外,还有传花偶尔行之,最精华的已不见流行了。现代的划拳有时易显露出粗俗的本色,有些场合已明令禁止。实际上,酒令在现代社会已走上末路。不知是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的原因,还是传统文化过于古旧的原因,酒的生产量越来越多,酒民队伍也越来越大,可是酒令却近于湮没无闻了。有些人认为,古代酒令有恢复和发扬的必要,况且酒令是益于身心健康、富于文化内容的饮酒游戏,应该继承下来。酒令还不失为一种促人学习的好办法,使人在游戏中既饮佳酿,恬情快意,又互相学习,增长知识,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欲为之者甚少,能为之者亦少。如果有闲、有心者做些倡导,关键是对酒令的形式与内容进行革新,使其符合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也许真能开创一个酒令的新时代。试想如果酒厂在酒瓶的包装中配上一些时尚酒令,会不会让饮者又多一份新鲜感受呢?

美食与美器的千古绝配

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引用过一句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这句古语古到何时,不得而知,但讲究美器的文化传统,在中国起源是相当早的,一直可以上溯到史前时期。美食不如美器,这话里表达的意境并不是器美胜于食美,也不是提倡单纯的华美的器具;而是说食美器也美,美食要配美器,求美上加美的效果。有了这种追求,再陪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进步为背景,许多不同质料的器具便不断被发明出来。餐桌上的菜肴不断变换着花样,餐具同样也变换着花样,历史也多多少少由于这个原因,不断变换着步伐,由遥远的古代行进到了今天。

中国饮食器具之美,美在质,美在形,美在装饰,美在与馔品的和谐。中国古代食具之美,从不同时代发明的陶器、瓷器、铜器、金银器、玉器、漆器和玻璃器上均得到充分展现。

作为食具使用的陶器,伴随人类饮食生活的时间最长。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居民,广泛制作和使用陶质食具。这些食具往往是陶器中最精致的物品,倾注了先民们的巧思。作为食具的陶器,成形后外表打磨光滑,并以刻画或彩绘等方式装饰精美的图案。新石器时代惯常使用的饮食器具主要有杯、盘、碗、盆、钵、豆(高足盘)、小鼎几类,出土数量很多。这些器类在地域分布上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如东部地区多鼎、豆、杯;西部地区多碗、盆、钵;南部地区多杯、盘、碗,反映出各地饮食方式上的传统差异。

随着制陶工艺的发展,新石器时期的食具烧制的质量越来越好,不论是从质料、造型,还是从装饰风格这个角度,即便以现代的眼光看,许多器具都颇具欣赏价值。新石器时期的制陶业出现过两个高峰,其代表性产品分别是彩陶和黑陶。考古发掘到了大量的彩陶器皿和黑陶器皿,制作之精美,使考古学家惊叹不已,甚至曾激动得将其一度命名为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

彩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距今七千五百年以前,最初的彩陶是在红色器皿的口沿部绘一周带状红彩。从距今六千五百年至四千五百年前,是中国新石器时期彩陶繁荣期,仰韶、大汶口、大溪、屈家岭、马家窑文化的居民都拥有先进的彩陶工艺。新石器时期末期,制陶技术又有很大发展,成形采用轮制技术,陶窑构筑更为科学,烧制温度也有了明显提高,制出了前所未见的精美黑陶饮食器具。黑陶的主要器形都是较小的杯盘类饮食器具,有的陶胎很薄,称为蛋壳黑陶。陶色发黑以后,已不适宜采用彩绘手法来进行外表装饰,这样的器皿虽不见五彩的外衣,但沉稳的黑色给人的美感显然不在彩陶之下。最漂亮的黑陶器皿是山东龙山文化居民制作的,而且多为酒具。先民对饮酒所用器具之美,要求似乎更高一些。江南良渚文化所见磨光黑陶也很精致,有的还压画有繁复的行云流水纹饰,是难得的工艺品。

现代最普遍的食器是瓷器,瓷器耐高温,光洁度好,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和欣赏价值。瓷器的制作与使用已风靡全球。中国是它的诞生地。古代中国人的智巧勤劳,为全人类造就了如此合宜的食器,这在中国饮食史上是最光彩的篇章之一。

瓷器的发明,是奠基在制陶工艺发达的基础之上的,不同的是原料,瓷器用的是瓷土或瓷石,并且挂有瓷釉。瓷器质地紧密,烧结温度高,具有不吸水或吸水率低的特点;瓷釉透明,呈玻璃质,也具备不吸水的优点。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成功烧制原始瓷器。标准意义上的瓷器出现在东汉时代,挂青色釉,所以称为青釉瓷器。北方自北朝时代起,开始烧制白釉瓷器,到唐代白瓷工艺已相当成熟。南方仍以制作青瓷为主,所以唐代制瓷的这种地域性特点称为“南青北白”。唐代还出现了高温釉下彩的技术,瓷器的美化趋势开始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