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清雍正时期，《永乐大典》的副本由皇史宬移至翰林院的敬一亭，但此时副本也已经短缺了近两千册。后来不断丢失，到光绪初年仅剩下三千多册了。光绪二十二年（1894），清末著名学者对该书进行过一次查点，那时尚存的仅八百多本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严重的流失，一直使人困惑不解。《永乐大典》作为国家收藏的珍贵古籍，藏于深宫，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么流失的第一个环节，很可能是宫中侍从和朝廷官员。有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修撰完之后，一些官员将《永乐大典》视为多余之物，此后《永乐大典》被束之高阁，给一些官员提供可乘之机，开始进行偷窃，而且偷书伎俩极为巧妙。他们一般选择在冬天进行偷窃，官员们早上进翰林院时随身带一件棉袍，却不穿在身上，而是打成包袱，形状和两本《永乐大典》大小差不多。当夜晚离开的时候，他们将两本大典包入包袱里，把原本包袱里的棉袍穿在身上。看守人员见他早上曾带着包袱而来，晚上带着同样的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了。光绪年间，有一位翰林侍读叫文廷式，仅他一个人就盗走一百多本。文廷式死后，这些书被他的后人卖给了洋人或者古董商。就这样，《永乐大典》就被大量流失出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坐落在东郊民巷，已被沦为战场。那些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宫外见过的古版书籍正在被大火一点一点吞没。《永乐大典》也几乎全部被付之一炬，幸存下来的少部分又被侵略者们肆意抢掠，甚至代替砖块，构筑工事。这场灾难过后，《永乐大典》几近毁灭。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已知和所有能见到的《永乐大典》仅800余卷，400册左右。其中，我国保存了223册，730卷，其他的则散落在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个国家。
郑和远航
中国拥有绵延一万千里海岸线，是海洋大国，自古就与海外邻邦进行交往。历代有作为的皇帝，也都致力于打开通向世界的海路，探知海外的天地。秦始皇曾派徐福东渡大海，远达日本；汉武帝遣使航海到达过印度半岛；宋朝发明指南针后，中国的航海已经可以远达东非曾拔国（现索马里），在非洲东岸就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和铜钱。著名学者、《中国科技史》的主编李约瑟曾盛赞“中世纪的非洲史，可以说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中国造船技术自古便很精良，中国商船很早就与印度、阿拉伯船竞相活跃于南方海域。”
时至明朝，有人说成祖朱棣是因为怀疑建文帝没有死，逃亡海外，所以派郑和出海搜寻他的踪迹。但成祖锐意与周围邻国和海外各国的交往，也确是在国力逐渐强大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对外经济、文化联系，确立明朝宗主国地位，招各国前来“朝贡”，同时也为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以达到边疆稳定国家安宁的目的。成祖时，任命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出使西洋各国。
郑和，本姓马，名和，小字三保，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洪武时入宫为太监。后因跟随朱棣起兵靖难著有战功，赐姓郑，并擢升为内官监太监，当时人称三保太监。郑和受命后，精心筹备。他研究了船队将要经过的海岛形势、水文气象；以南京龙江造船厂为基地，建造巨大的航海用船，这些船只中，最大的可达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中等的也要有三十七丈长，十五丈宽。按照现在的计量单位换算，这种巨大的宝船长达130米，宽50多米，排水量达数千吨。这种当时最大的船只每船可容纳一千多人，船上还备有航海图、罗盘针，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设备。此外，郑和还组织了庞大的使团，以及航海、军事、技术等方方面面的专家和管理班子准备出发。
永乐三年（1405）六月，—下西洋。郑和率郑和塑像领了2．78万余名将士，分乘62艘宝船和140余艘其他船只，满载着织锦绸缎、陶瓷器皿、金银铜器及钱币、馈赠物品等，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出发了。船队首先抵达占城（今越南南部），之后又遍历爪哇、苏门答腊（今属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旧港（今巨港）等国家和地方，到达满剌甲（今马六甲），继而航行到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沿印度西海岸抵达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五年九月回国。返回途中，在旧港，郑和指挥船队消灭了海盗陈祖义的势力，明政府后来在此设立了旧港宣慰司进行管理。
郑和航海的壮举历经明代三朝，即成祖、仁宗和宣宗，在一下西洋后，他先后又六次奉使命率领船队远涉西洋。郑和七下西洋，一共历时28年（1405～1433），行踪遍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辟出一条新航线，船队横跨印度洋，甚至远达东非海岸。其航海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郑和船队每到一处，与各国国王互赠礼品，以示友好，邀约各国派使臣前来“朝贡”。在此期间，许多国家的国王、王子、使臣来到中国建立邦交，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在南京的外国使臣、商人就达一千二百多人。浡泥国（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在永乐六年来到南京，十月病逝，成祖命厚葬于南京安德门外石子岗；苏禄国（今菲律宾）国王巴都葛叭答剌于永乐十五年率家属及随从人员三百四十多人，越洋前来朝贡，到达北京，但在返回途中病逝于德州（今山东德州境内），成祖命就地安葬，筑墓勒碑，永世纪念。郑和到达各国后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当地积极地进行贸易，他或者通过当地国家政府商议价格，或者直接到市镇上与当地人民平等交易，互通有无，用中国的产品换取到许多珍贵的象牙、香料、宝石以及珍禽异兽带回中国。
郑和还为他的远航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图录——《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图中详细标明了自己出使所经过的地点的名称、方位以及航路上暗礁、险滩分布的情况。郑和还总结航海实践经验，写出《针位编》一书，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他的随行人员马欢写有《瀛涯胜览》、费信写了《星槎胜览》、巩珍编著了《西洋番国志》等书，在这些书籍中介绍了他们所到各国的风土人情、物产地貌等情况，丰富了明朝人对海外国家的认识。
郑和在第七次航海（1431）前，曾在福建长乐天妃宫树立一块石碑，记载了他前六次航海的经过，这是对郑和航海的又一珍贵的历史文物记载。在最后这次航海中，郑和在沿原线到达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岛）后，还北上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参加了伊斯兰的朝圣活动，但在返回古里时病逝。郑和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杰出的航海家，被誉为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仁宣之治
明初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很快恢复发展起来，表现在耕地面积不断增多、赋税收入的成倍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同时，农业的恢复还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和商业的活跃。随着明初棉花的广泛种植，棉纺织业也兴盛起来，有“衣被天下”之称的松江成为棉布生产中心，福建产布地区遍及建宁、延平、福州、漳州、兴化等境内；采矿业也发展迅速，除去官营外，洪武二十八年（1395）开始允许民间开采出售矿产，每年只需向国家缴纳其利润三十分之二的税额。一直到宣德年间的30年中，全国铁矿产量增加了七倍。此外，制瓷、制盐等行业都有了较大发展。永乐年间还曾大规模治理、整修运河，使大运河贯通南北，南到江口，北至大通桥，运道全长三千多里，极大地方便了南北经济的交流，沿河商贾汇集，带动了沿河城市的繁荣。经过明初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终于发展到明朝的鼎盛时期，史家以此与周朝的成康、西汉的文景相比较，因此称为“仁宣之治”。
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都是守成之君，仁宣时期各项国家政策都由洪武、永乐时的严、急趋向平稳，政治、经济措施都以保证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为宗旨。如仁宗时停止政府的大批采购，让利于民，平反冤狱等等。但仁宗只在位一年，作为较少。而宣宗统治长达十年，其间，平定汉王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任用贤臣能士，政治清明；撤兵安南（现越南北部），去掉困扰政府的沉重包袱；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应该说是宣宗的承继祖业，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
仁宣一代清明之治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局的安定，而政局的安定又得益于朝廷能任人唯贤，重用了一批贤臣，这些人为稳定统治，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安定民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使内阁制继永乐朝之后得到极大发展，阁权逐渐超过了部权，国家统治机构得以完善。此三人是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元老，德高望重、声誉卓越、多有建树，被后世称为“三杨辅政”。此外，当时朝臣中还有蹇义掌管吏部，此人擅长谋划，为人谨慎，办事周详；夏原吉为户部尚书，他是明朝著名的理财能手，永乐时就任户部尚书，长期主持政府财政，成祖五次北征、郑和下西洋、出兵安南、修建北京城等重大事件的后勤保障都是由他规划筹措的。这几位重臣各有所长，互相补充，而且他们都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曾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宣宗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此事。杨士奇却极力赞扬杨荣通晓军务，是其他大臣不能比拟的，并说人虽有小毛病但应着眼大处，不能放弃不用。宣宗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宣宗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道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二人尽释前嫌，成就一段“相相和”的佳话。而宣宗对这几位重臣也十分的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时，皇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大臣同心辅佐，海内升平。
明宣宗朱瞻基在宣德朝的重大事件中，五位重臣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筹划作用。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度妄想争夺皇位。朱高煦是成祖的次子，英勇善战，在朱棣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在世子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时，他被封为汉王，就心怀怨怒。成祖病逝后，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但仁宗仅在位一年就病逝了，其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宣德元年（1426）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指责朱瞻基违背祖训，又指责夏原吉等人为奸臣，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做内应，张辅却将他告发。这又是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有些大臣主张派人出讨，而以杨荣、夏原吉为首的大臣则力主皇帝亲征。初登大宝的宣宗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而朱高煦显然没有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会亲征，信心大失，在接到宣宗的劝降信后，立即率子投降。宣宗将朱高煦父子带回京师，禁锢于西安门内，宣德四年（1429）将二人处死。同是叔父的赵王朱高燧也早存夺位之心。宣宗对他不仅没有趁势征讨，反而接受了杨士奇、杨溥的劝谏，将要求削掉赵王护卫、将其拘禁的奏折，连同自己亲绘的一幅《万年松图》一起派人送给了赵王。赵王收到这些奏疏后，惊恐之余，又被皇帝的亲情感动，立即上表谢恩，自请削去护卫，得以寿终。这场迅速而兵不血刃的平叛显示了宣宗的英勇果敢和难得的政治家气度，保证了自己初登大宝时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为明朝继续平稳顺利地发展提供了契机。
此外，在宣宗君臣的不断努力下，明廷还放弃了对安南的连年征战，使得久经战乱的明朝和安南都得到了稳定发展的环境；对蒙古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谈判议和，这几项对外的措施使明朝边境安定下来，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国内，宣宗爱惜民力，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商品生产程度也大大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商路，国内外贸易都有所发展；生活的安定，吏治的清明，使农民起义也很少发生。
但是日久，君臣就陶醉在一片太平景象中，而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特别是宣宗这位年轻的天子有一种爱好就是斗蟋蟀，当时被叫做促织，因此被称为“促织天子”。宣宗对斗蟋蟀后来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经常派宦官到各地去选取上好的蟋蟀，斗蟋蟀也因此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当时苏州的蟋蟀品质特别好，宣宗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一千只蟋蟀。上命下达，就摊派到当地的百姓的头上，弄得家家鸡犬不宁。据说当地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得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皇帝，不料妻妾在观看时不小心让蟋蟀跑掉了。妻妾自知闯祸自杀了，粮长见家破人亡自己也上吊了。清代的蒲松龄根据这个故事情节，写成了《聊斋志异》中著名的《促织》一文。
土木之变
明初专制主义集权的发展，使皇帝的权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这也为大权旁落、政治腐败埋下了祸根。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宗、宣宗都是很勤政的皇帝，在他们的亲临统治下，内阁大学士和司礼监太监只是扮演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角色，而且内阁与宦官相互牵制，相辅为用。但到明中叶，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等长期不理朝政，于是宦官专政、阁臣纷争交替出现，致使明朝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不得干预政事，镌刻一块铁牌放置在宫门，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对宦官控制很严。成祖朱棣因夺帝位曾得助于宦官，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专门刺探大宣德瓷器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到了明宣宗的时候，司礼监秉笔太监可以帮皇帝批阅奏章，这样，秉笔太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人和代言人，这就为后来宦官假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