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间，有关理财、整军及对科举、学校制度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同时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了修改，并对学校的教材、管理等作了新规定。
新法推行了十几年，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应该说实现了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初衷。特别是许多新法的颁行抑制了高官的某些特权和豪强的兼并，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但也正因为如此，变法触及了高官、豪强的根本利益，因此从变法之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就在不断地阻挠新法的推行，特别是对王安石的攻击更是如潮水般涌来。
神宗是新法的积极倡导者与支持者，因此他力排众议，坚决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许多反对新法的人都被赶出了朝廷。但是，既然是新法，就总会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缺陷终于让保守势力抓到了把柄。他们获悉青苗法在河北地区执行时强迫百姓借贷，于是便想从此打开缺口，击倒新法。但这一次新旧势力的对垒，最终还是在神宗的维护下，保住了新法。旧派人物罢官的罢官，辞职的辞职，司马光也被贬出了京城，旧派势力大减，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接下来，神宗下诏对奉行新法不力的官员或贬或撤，保证了新法的顺利执行。
神宗的支持，加速了新法的推行，也使新派势力骤然大增，其间鱼龙混杂，各色人物纷纷倒向新派，这为后来新派内部的纷争埋下了隐患。
不过，旧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这一年，天久旱不雨，四方饥民，都来到京城谋生。有一人把饥民的惨象画了一幅图呈给了神宗，强烈要求神宗废除新法，而且他竟然拿自己的脑袋作赌注，声称：“废除新法后，如果十天之内还不下雨，就请斩了我的头！”在天灾面前，在流民图面前，神宗动摇了。转天他开仓放赈，并下令暂停或废除了诸多新法，说来也怪，那天竟然天降大雨。形势的突变，使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尽管神宗随后在新派诸臣的劝说下又一一恢复新法，但在矛盾漩涡中挣扎的王安石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辞职，并推荐他最信任的吕惠卿为执政，以继续推行新法。吕惠卿曾经是王安石非常倚重的人，但他没有想到，吕惠卿一旦大权在握，便得意忘形，肆意妄为，改变新法，最后竟然想彻底扳倒王安石。神宗识破了他的险恶用心，立即召王安石复职，罢免了吕惠卿。王安石虽然重新复职，但此时新派内部已分崩离析，心灰意冷的他二次罢相。神宗死后，新法归于失败。
晚年的王安石隐居江宁不再过问政事，但他心中的隐痛却终究无法抹去。
从元祐更化到绍圣绍述
神宗在位期间，任用王安石变法改制，国家状况有所好转。王安石隐退后，神宗继续对职官制度进行改革，史称“元丰改制”。神宗在位18年，一直努力地推行新法，因此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均被赶出了朝廷。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他年仅10岁的儿子即位，是为哲宗。由于哲宗尚未成年，因此便由英宗的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神宗时，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一些执行的官员刻剥百姓，以至于怨声载道，因此废除新法的呼声越来越高。高氏本人一直是主张废除新法的，因此她首先重新起用年事已高的司马光，任命为执政，由他主持废除新法，恢复仁宗时旧制，史称“元祐更化”。接着，司马光升为宰相，当初的保守派纷纷被重新重用，而新法的拥护者章悖、吕惠卿等人相继遭贬，被一一赶出朝廷。同时为防止被贬的新党骨干批评朝政，太皇太后兴起文字狱，以诗文、语言无端猜忌大臣，有的人因此被发配岭南。至此，朝政大权已完全掌握在了保守派手中。然而此时，保守派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像苏轼等人虽反对新法，但并不是全盘否定新法，而是主张保留一部分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的新法，可司马光固执己见，至死不忘把新法全部取缔。保守派内部相互攻击，政局一片混乱，朝廷不得已频频换将，而此时渐渐长大的哲宗开始对太皇太后的做法颇为不满。
元祐八年（1093）九月，哲宗亲政，立志变更元祐制度，恢复新法，他改元绍圣，表示出继承新法的决心。这次对新法的恢复，史称“绍圣绍述”。为恢复新法，哲宗重新起用了被贬的变法派章惇为相，随后在太皇太后垂帘期间被贬的新派官员又都重新回到了朝廷，而以文彦博为首的保守派官员则相继遭贬或流放岭南，就连已死的司马光也遭到追贬，朝中的大臣又被轮番地换了一遍。
由于执政者的好恶，朝臣随之起落也属正常，但某些被贬的官员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想方设法把战火引向了后宫。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太皇太后高氏。她垂帘期间，对政敌大加裁减、放逐，激化了新旧两派大臣的矛盾，以致积怨过多。但是太皇太后却从不为高氏家族谋私利，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哲宗，尽心尽力地处理朝廷政事。然而在她死后，恨她的人罗织罪状，诬陷太皇太后曾经想废掉哲宗，改立自己的侄子。不知真假的哲宗险些因此将太皇太后废为庶人，亏得皇太后向氏为太皇太后作证，指出废立的话全是诬陷，并告诉哲宗，太皇太后当初是如何欣赏他、赞扬他，哲宗即位时已有10岁，已经记事了，经向太后提醒，顿觉往事历历在目，这才使诬陷太皇太后的人没能得逞。
哲宗皇后孟氏的命运沉浮同样是由党派之争造成的。孟氏是太皇太后亲自为哲宗挑选的皇后，无论门第、性情、人品都颇得太皇太后欢心，可哲宗却对这门包办婚姻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刘婕妤。太皇太后一死，哲宗对孟后就更冷淡了，尽管刘婕妤恃宠骄纵，在哲宗面前不断说皇后的坏话，但孟后为人贤淑，也不和她计较。即使如此，孟后还是难逃厄运。
历代宫中都是禁止用巫术害人的，因此在宫中使用巫术就难免招惹嫌疑，但孟后却犯了忌讳。一次是由于孟后的女儿生病，久治无效，结果孟后的姐姐情急之下要设坛作法，用道士用的符水给小公主治病，被孟后制止。哲宗虽然知道此事，但也没追究。可第二次就没那么幸运了。孟后的养母见孟后失宠，便请了个尼姑在宫里为孟后祈祷，这一来马上就有人报告哲宗，孟后用巫术害人。哲宗本来就不喜欢孟后，自然是毫不客气地逮捕了与此事相关联的人。审问时，这些人受尽酷刑，只得招认，哲宗派来复审的人也在刘婕妤亲信内监郝随的威逼下，一起制造了这起冤案。其实这桩冤案的幕后策划者是宰相章惇，一方面他有意诬陷太皇太后有废立之心，而孟后一直是太皇太后的最喜欢的人，所以要拿孟后开刀；另一方面，他看到哲宗宠爱刘婕妤，有心依附于她，于是宫内宫外一勾结，冤案就铸成了。而当时的朝臣都慑于刘婕妤、章惇的权势，自然是万马齐喑了。
孟后既废，哲宗便想立刘婕妤为后。但在古代历来有个规矩，妾是不可以为妻的，所以大臣们极力反对。可这刘婕妤偏偏生了个儿子，这可是哲宗唯一的儿子，借此机会，哲宗不顾大臣的反对，立刘婕妤为皇后。
孟后被废，又立刘后，本来这个故事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可命运好像真的在作弄孟后，随着徽宗的即位，事情又起了变化。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因他唯一的儿子也已夭折，只得立他的弟弟赵佶为帝，是为徽宗。徽宗即位后，章惇因为当初反对立徽宗为帝，其结果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哲宗在位时他一直独断专行，朝臣们对他也十分不满，因此徽宗一即位，很快就有人上疏历数他的罪状，章惇只得辞职。章惇一倒台，大臣们又开始为孟后喊冤，结果徽宗便下诏恢复了孟后的皇后名位，把孟后迎回了宫。徽宗当政时，宰相蔡京独揽大权，他打着维护神宗的幌子，全盘否定了元祐年间的政策，而废掉孟后竟然也成为他否定元祜政策的一个方面。最终，竟以一朝不能同时有两个皇后为理由，再度废掉了孟后，这时距孟后恢复皇后名位不过两年多的时间。随着孟后再度被废，当初力主恢复孟后名位的大臣以及反对哲宗立刘后的大臣全部被流放了。孟后再废，刘后的地位更加巩固，被尊为皇太后。只可惜徽宗觉得这位太后总有垂帘听政的想法，便有心废了她的太后名号，结果刘后只得自杀了。
居住在宫外的孟氏倒是因祸得福，金人入侵，掠走了皇室中的人，唯独孟氏幸免。后来伪帝张邦昌请出孟氏主持大局，孟氏召回康王赵构回京即皇帝位，是为高宗，孟氏也因此被封为太后。
其实，孟氏的废复都与她本人的功过并无多大关系，完全是朝廷中党派斗争发展的结果。从元祐到绍圣，朝廷不断走马换将，一批朝臣落马，一批朝臣又起，反反复复，不断更迭，以致皇帝的亲戚都难保全。这些都表明朝廷政治已日趋腐败，北宋王朝已走向衰落。
童蔡专权
宋徽宗统治期间，统治集团更加荒淫贪婪，阶级矛盾不断地被激化，那时，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这“筒”和“菜”指的就是徽宗政府把持朝政的童贯和蔡京。
宋徽宗童贯是个宦官，在苏杭创建应奉局、花石纲等机构的就是他。什么是花石纲呢？这要从徽宗的嗜好说起。宋徽宗是一个很有艺术细胞的皇帝，诗词、书画、戏曲，样样精通，他尤其喜欢收藏。收藏什么？可不是小东西，而是奇花异石，草木禽兽。皇帝有这样的爱好，一些奸佞小人自然要投其所好，争先恐后地献宝。从徽宗即位的第三年开始，童贯就接受圣命，在江南的苏州和杭州创建了造作局、应奉局等。一方面把工匠中的高手集中起来，专门为宫中制造各种器物；另一方面在江南搜罗奇花异石、珍稀树木。不过，所谓的“搜罗”简直与抢劫无异，哪家要是有奇异的石头、珍贵的大树，士兵进屋就贴上黄封，这东西就不再属于你的了。等到运输时，小的石头还好办，遇上大树大石可就麻烦了。不过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拆房推墙，把人家院墙全拆了，东西不就出来了吗？如果这花石长在高山深谷中，百姓就更遭殃了。为了拿到这些花石，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去劈山凿石，而且还要限期完成，结果弄得中等人家都不免遭遇破产的命运，那穷苦人家的境况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卖儿卖女已别无他法。
花石采集到了，如何从江南运到京城开封呢？当时只能走水运，这样一来，有船的人家就难逃此劫了。官船、民船全被征用，就连运粮船、商船也是照抢不误。运输时，众多的船只首尾相接，络绎不绝，这些船只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奇花异石运到京城后，为徽宗在京城北门外重建延福宫，结果竟建成了五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被称做“延福五位”，并由此形成，一座拥有奇花异木、珍禽异兽的皇家名园。此后，又在宫城东北角兴建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历经八年始建成。其实，用来供徽宗享乐的四方珍奇也不过是其中的十分之一，绝大部分都进入了蔡京等人的私囊。
徽宗整日陶醉于美轮美奂的建筑中，却不想如此浩大的工程，是怎样的劳民伤财！东南地区人民为花石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少人力竭饿死，多少人家破人亡，而且如此大兴土木，国库也被消耗殆尽，社会走向了全面的衰败。
同时，北宋的衰亡，与徽宗重用奸臣蔡京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神宗时，蔡京就已经是地方官，后来升为了开封府尹。哲宗刚即位时，司马光废除新法，恢复旧法，限期五日把免役法改回差役法，官员们都认为时间太短，无法实施，唯有蔡京竟然在他管辖的州县中五日内全部改行了差役法。虽然当时司马光对其大加赞赏，但通过这件事却足以暴露出蔡京为媚上而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的丑恶嘴脸。哲宗亲政后，重新恢复新法。宰相章惇设立专门机构让大家来研讨新旧法的利弊，面对众人的各种意见，章惇不知该如何是好，而此时蔡京对章惇说：“现在是恢复先皇旧制，又不是另立一个新法，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研讨。”一经提醒，章惇恍然大悟，马上恢复了免役法。令司马光和章惇都束手无策的事，对蔡京来说却是易如反掌，这不能不说蔡京确有才干，但他在这两件截然相反的事件中的表现，把他的奸邪之心也暴露无遗。
徽宗即位后，蔡京结识了童贯，善画丹青的他不断把自己画的屏障、扇面等送给童贯，徽宗见到这些东西，对蔡京颇有好感。当时朝中的宰相是韩忠彦和曾布，二人一向不和，曾布便在徽宗面前力荐蔡京。想让蔡京来对付韩忠彦。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韩忠彦、曾布相继被罢相，而蔡京则出任宰相，独揽大权了。
蔡京上台，打着恢复新法的幌子，全盘否定了元祐年间的政策，并对元祐大臣及其子弟进行大清洗，数百人被贬官。他还在端礼门外树了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程颐等一百二十名被他划为“奸党”的名字刻在了上面。除此之外，凡是和他不和的，他都不会放过，朝廷中的言官也全部遭贬。同时，蔡京还全面禁止元祐学术，也就是周敦颐、二程等人的理学，他大兴文禁，致使人们只要一说话就会犯忌，尤其是文人更是动辄犯忌，惹祸上身。此时的北宋朝廷已是暗无天日了。蔡京对官员的任免更是任意而行，他曾经一次就让四十多人一起升官，当然他也能让上百人一起遭贬。
然而，徽宗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任蔡京胡行。为造成国库富足的假象，蔡京滥印大面额的货币，造成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宋朝的经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蔡京引诱徽宗挥霍享乐，搜奇石，造艮岳，致使东南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从而导致了方腊起义，人心思乱。朝中的大臣们痛恨蔡京的恶行，不断地寻找机会扳倒蔡京，但奇怪的是蔡京三度被罢相，而又三度重新为相，徽宗每一次下决心罢免了蔡京后，时隔不久，都会重新再起用他，这使得蔡京的气焰更为嚣张，他最后一次做宰相时已经78岁了。也许蔡京没有想到，他最终毁在了自己儿子的手里。由于蔡攸嫉妒他的弟弟蔡涤专权，便出面揭发了蔡涤的恶行，致使蔡涤一夜之间变成了平民百姓。徽宗顾及蔡京的面子，便让他自己辞职，在童贯的再三催逼下，蔡京才无可奈何地呈上了辞职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宰相的宝座。后来，金人南下，钦宗迫于朝野压力，对蔡京一贬再贬，最后蔡京病死于赴贬所途中。
蔡京独揽朝纲二十余年，恶迹累累，祸国殃民，致使忠臣离朝，奸佞当道，经济衰败，民心涣散，从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晁盖揭竿而起
《水浒传》中描写了以晁盖、宋江为首的一百单八将聚义梁山泊，树起反抗的大旗，一次次向北宋官府发动猛烈的攻击。这部小说正是北宋末年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真实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