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唐朝建国与统一的过程中功绩虽然超过其兄建成与其弟元吉，但身为次子，是不能继承皇位的。李渊即位后，立建成为太子，并且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李世民建功立业之后，意在登上权力的顶峰，并不能满足于秦王的地位。建成也知道世民肯定不肯甘居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建成、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殊死斗争。武德七年（624年）以后，这场斗争日益激化，双方都在培植羽翼，荐树盟友，结党营私，为发动政变夺权进行准备，双方也都在伺机谋害对方。太子建成曾勾结妃嫔，在太祖李渊的面前进谗言以诋毁世民。太子中允王硅、洗马魏征等也以“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为由劝太子早除世民。秦王曾在校猎中，乘建成马而被踬，又曾在一次与建成夜饮之后，“暴心痛，吐血数升”，怀疑被建成下毒所害，故彼此仇恨更深了。秦王府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纷纷为世民出谋划策，以为嫌隙既成，恐祸机立至，都劝世民诛建成、元吉，“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这期间，李渊曾打算让世民仍领陕东道大行台，分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并“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但被世民以“不忍远离膝下”为由而拒绝。建成、元吉也认为秦王如果去洛阳，有了土地甲兵，就更不好控制，不如留在长安，取之容易；故私下加以阻挠，事遂得以中止。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李渊虽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在这场斗争中，还是比较明显地站到了建成和元吉一边。对于世民，“每有冠盗，则令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故使得这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酿成以世民先发制人、喋血宫门的武装政变而告终。
玄武门之变事变的导火索便是突厥的进扰。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突厥数万骑入塞围攻鸟城（属盐州五原县，今内蒙古五原南）。在建成的建议下，李渊派元吉代替世民督军北征。元吉乘机请令秦王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与秦叔宝等同行，并简阅秦王府帐下精锐之士以补充元吉的军队，其意是在调出秦王府的主要兵力。建成、元吉还计划借出兵饯别之机，将世民杀害于城外的昆明池。不料事机不密，由太子率更丞王晊向世民告发。于是在秦王府属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鼓动和策划下，李世民决定一方面以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罪名上表参劾，一方面伏袭玄武门，举行政变。
玄武门是长安皇宫的北门。由于唐代皇帝居住的宫廷在皇宫的北部，故玄武门紧连大内，是担负守护之责的北军的所在地，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形势要地。李世民事先已收买了任屯守之职的常何、敬居弘、吕世衡等人。六月四日深夜，他借常何领兵戍守之机，预先部署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率兵先埋伏于玄武门内。清晨，建成、元吉早朝，行到临湖殿，发觉情况有异，立即转辔打算东归宫府。世民从后面呼唤二人，元吉返身张弓即射，但在惊慌中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所发的箭不能达到射程。这时世民却已射杀建成。尉迟敬德等率七十骑人马赶来，将元吉射落马下，但伤并不重。世民的坐骑逸入林中，为树枝所挂，也将世民摔坠下马。元吉赶来，夺世民的弓欲将其加害，并适逢尉迟敬德跃马而至，遂追射元吉，并将其杀死。敌将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率东宫、齐府精兵趋玄武门，张公谨刚闭门而拒，遂不得入。薛万彻鼓噪欲攻秦府，世民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的首级出示，宫府兵才得溃散。世民遂遣敬德入宫宿卫，“抔甲持矛”，到李渊处强迫他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李渊不得已而从之，事乱才得以平息。建成之子安陆王承道等五人、元吉子梁郡王承业等五人均因此而坐诛。李渊遂立世民为太子，并在两个月之后，被迫让位于世民，自称太上皇。世民称帝，是为唐太宗，次年（627年）正月，改元贞观。
贞观之治
主要是指唐王朝初期贞观年间（627—649年）的清明政治。唐灭隋以后，唐高祖李渊诸子便开始为争夺太子之位明争暗斗。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次子秦王李世民于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随后又迫使高祖李渊退位，自己即位，是为唐太宗，并改元贞观。贞观年间，唐太宗以隋亡为戒，率领朝臣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使隋末唐初的破败经济局面得以扭转，动荡的政局也从此稳定。国势昌盛，人口增加，史家因此称之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原因和内容在唐人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中有较为完备的记录。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在朝官员则敢于为国事犯颜直谏，大臣各司其职。唐太宗认为，君主要避免失误，只有借助于忠臣的直谏。他十分赞同魏征的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在与诸臣论治国之道时，唐太宗每每鼓励大臣直言君主的过错。由于唐太宗的鼓励，直言进谏成为贞观年间的风尚。通过群臣的进谏，太宗可以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得知下情，并择善而从。李百药谏止裂土分封，魏征谏止封禅，戴胃建议设立义仓等，都被太宗所接纳，避免了决策中的失误及过分地役使百姓。在谏臣中，魏征是最著名的，其先后数次上疏，以隋亡的教训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忧怜下民。由于君主的纳谏及大臣的直谏，贞观时下情上达，君臣一心，形成了贤人进、佞臣退的良好局面。除纳谏外，唐太宗格外重视人才的选用，太宗朝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太宗认为，君主治国应“至公无私”，“择贤才而用之”。首先，太宗坚持量材器使，用人所长。贞观期间，太宗打破了统治阶级各集团所持有的政治偏见，竭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兼用关陇、关东与江南地区的贵族与士族，甚至任用曾经与自己为敌的人。这种以才取人的作法逐渐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稳定了局势。其次，太宗尤其注意从普通地主和平民中选拔人材。唐太宗的大臣中有出身于农民起义的将领，如徐世勣、秦叔宝等。有原隋王朝的将领，如屈突通等。也有出身寒素的刘洎、马周、张亮等。由于不拘一格选用人材，致使贞观朝中人才济济，如著名的贤相房玄龄、杜如晦等对贞观之治的形成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太宗十分重视地方官的委派，他认为“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因此将各地刺史之名录于屏障上，将所听察到的刺史善恶之事注于各自名下，作为废置赏罚的根据。又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举任县令，使官得其人。由于太宗知人善任，贞观年问能人尽其材，官吏能很好的各守其职，为各项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贞观时期创立、延续、完善一系列的制度，如从北魏以来就推行的均田制在贞观时更加完善。由于亲历隋末农民大起义，使太宗体察到民间的疾苦，同时也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太宗认为，只有使人民安心生产，生活稳定，统治者才能“长守富贵”，国家才能昌盛，政权才能稳定。因此，他要求统治者“去奢省兵，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并身体力行，克制私欲。贞观年间基本上没有进行大的土木工程，这样就相对减少了对百姓的骚扰，使百姓得到修养生息的机会，同时也节省了国家开支。为减轻百姓的负担，唐太宗还将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二千多人精简到六百余人，且合并了许多州县。由于均田制度的继续推行及统治者不兴土木不夺农时，贞观期间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史载“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贞观四年，天下断死刑者仅29人。可见当时阶级矛盾的缓和与社会的安定。由于政治的稳固，官吏的廉洁，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抗灾能力也大大提高。贞观元年至贞观三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虫灾、水灾，太宗命灾区开仓赈济，百姓就食他乡。在连年的灾害面前，百姓都未有怨言，而协力抗灾，贞观四年，天下农业大丰收，就食他乡的百姓都回到故乡，“米斗不过三四钱”。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的稳定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除均田制以外，政治、科举、军事等各项制度在贞观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贯彻。唐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都各有职守。唐太宗还特置了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职务。使资历浅、品位低却有真才实学的人以此名义而行宰相之权。三省的分工是：中书省掌管军国大事的审议和决定；门下省掌管审查中书省的决议，不同意的可以驳回重议；尚书省则具体执行通过了的各项决议和政策。与以往大有不同的是，唐太宗极少干涉三省如何行使职权，而是创造条件，使各部门恪守职责。他告诫门下、中书官员若看到皇帝诏敕有不便于时的，要大胆地驳回，决不可唯唯苛过，阿旨顺情。在皇帝诏敕与制度相矛盾时，太宗每每“忍小忿而存大信。”克已从公。使得完善的制度得以顺利地贯彻。在法律上，贞观时颁布了《贞观律》，被后世立法者奉为圭臬，也为当时东亚各国所效法。《贞观律》改重从轻，内容完备，条文扼要，为执法者依法办案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太宗格外强调上下守法，对于贪赃枉法的人，不论其职位身份，一定要依律严惩。太宗还强调官吏的断狱，须有律、令、格、式为据，不得随意出入人罪。在太宗的努力下，《贞观律》基本得到实施，形成上下守法的良好局面。在军事方面，太宗继续实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形成军事布局“内重外轻”的形势，使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贞观时，府兵制较以往更加完备，“兵农合一”的趋势也更加明显。兵士被征调服役时，本人免去租调，但需自备武器、行装和粮食。除了服役以外，兵士和农民一样要从事农业劳动。“兵农合一”既减少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均田制下的农民可以安心生产。在文化教育方面，唐太宗提倡儒学，开办并设置文学馆及史馆。并召天下名儒入仕作官。太宗常常亲自至国子监听学、讲学。太宗还令宰相监修前代和本朝的历史，贞观时编纂的正史主要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弘补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给史学带来的空白。在重视文化教育的同时，太宗完善了科举制度，将选拔人材的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科举制度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打开了参与政权的方便之门。自贞观时起，进士之科大兴，因进士科考试内容以策试为主，也便于考生发表政治见解。考取进士由此而成为士人入仕的捷径。太宗曾亲至考场，见新考中的进士从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欣喜言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进士科的兴起，有利于将优秀人材选拔到各级的政权中，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力量。
由于各项制度的完备及顺利执行，贞观时逐渐扭转了隋末唐初的混乱局面，百废俱兴，各行各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贞观年间，国家政局稳定，国防日益强盛，唐与周围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也日益和睦。唐初，周围少数民族，尤其是东突厥不断犯境。唐太宗即位后，发展经济，推行府兵制，并亲自在殿廷上教练卫士，唐国防强大起来。贞观二年，太宗命李靖、徐世勣率兵十余万，分道出击东突厥。次年，李靖等大破之，俘虏了颉利可汗，稳定了北方的边境。贞观九年春，又派李靖、侯君集等率兵大举进攻吐谷浑（青海高原和新疆东南部一带），唐军深入吐谷浑的腹地，突袭了吐谷浑王伏允的牙帐。伏允兵溃自杀，其子慕容顺降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派侯君集率兵攻打西域高昌国，高昌王惊恐而死，其子降唐，唐朝势力由此已伸入西域。太宗以高昌为唐在西域的根据地，与西突厥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斗争。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在天山以北的地区设置了庭州（今吉木萨尔），在天山以南的南昌设立了西州。天山南北的小国也纷纷摆脱西突厥的控制，与唐朝结好。唐西北边疆得到了稳定。唐控制西域，恢复了中西商路，密切了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关系，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唐在经营西域的同时，还与吐蕃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遣使来唐，唐太宗用隆重的仪式接待他们并与吐蕃结成了进攻吐谷浑的军事同盟。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与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成婚。从此以后，双方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吐蕃，唐西部边境日益巩固。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东北部少数民族奚和契丹归降，唐太宗于奚地置饶乐府，于契丹地置松漠府，受到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都督府的节制。在唐太宗及其大臣们的努力下，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为中国历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贞观后期，唐太宗的纳谏与用人都较贞观前期逊色许多。兢兢业业的朝风也有所懈怠。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647年，648年），唐出兵东犯高丽，西打龟兹，扑灭薛延陀，又动用民力，营缮宫殿，赋税与徭役都有所增加。太宗晚年，雅州（今四川雅安一带）、邛州（今四川邛崃、大邑二县）、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县）等地相继发生了局部地区农民起义，表现了人民对增加剥削的不满。
犯颜直谏的魏征
魏征，字玄成，钜鹿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亲魏长贤，任北齐屯留县令。魏征少年时孤苦贫穷，但风流洒脱，胸怀大志，不去谋生，出家做了道士。他喜好读书，往往能融会贯通。看到天下一天天混乱，便特别留意起纵横学说。
魏征隋朝大业末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召魏征掌管文书。李密每次见到元宝藏的书信，都要称赞一番，当他得知这些书信都出自魏征之手，立即派人把魏征召去。魏征向李密提出十条计策，李密虽然称奇却不采用。及至王世充在洛口攻李密，魏征对李密的长史郑颋说：“魏公（李密）虽然迅速取胜，但精兵强将死伤太多，加之军队没有钱物，有功将士得不到奖赏，士气低落。这两点使他的军队难于应敌。不如深挖沟，高筑墙，拖延时日，这样不出十天半月，敌人粮草用尽，就可以不战而退敌，此时再追击消灭敌人，这是取胜之道。而且东都洛阳粮尽，王世充无计可施，就要死战，可以说被逼人绝境的敌人很难与他争锋。请慎重考虑，不要与敌人交战。”郑颋说：“这些不过是老生常谈。”魏征说：“这是奇谋深策，怎么说是常谈？”于是拂袖而去。
待到李密失败，魏征随他一同降唐，来到京城。魏征很久得不到赏识，便自己请求去安抚山东地区。于是他被授为秘书丞，乘驿马赶到黎阳。当时徐世勣还在效忠李密，聚众一方，魏征投书徐世勣，信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