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小时候就常挨母亲的打：“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哑打。一面打，一面一定骂：‘砍头的！’‘杀脑壳的！’‘充军的！’‘短阳寿的！’母亲虽不能说是大家闺秀，却也不出身于什么低微的人家，不知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骂人的话。现在我在编一个报屁股，接到的文章，常有骂人的。……拿笔写文章的人，想不到竟如此专制，蛮横。然而也未足怪，也许他们也有一个像我的母亲一样的母亲，他们实在比我还要像我的母亲的儿子。其次，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许我的脚手动一下。她有一句术语，叫做：‘动哪里打哪里。’儿子也很难喂得像绵羊，动一下，跳一下，一面固然是心里受了许多冤屈，无可申诉；一面也只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的反应，但这却多费了母亲的许多力，也使父母的遗体多吃了许多苦。”
长大后，聂绀弩对幼年的挨打耿耿于怀：“母亲在我做了官的时候还称功说：‘不打不成人，打了成官人，要不是我从前打你，你怎会有今天？’为了证明她的话之不正确，我有时真想自暴自弃一点才好。”
幼年的挨打经历，使聂绀弩有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偏见：“无论为了什么，打孩子，总是不应该的，而错误总是在大人一边。”由此他对天下母亲们说了一句肺腑之言：“怎样做母亲呢？让别人去讲大道理吧，我却只有两个字：不打。”
陈之藩小时候也常挨打。暑假一到，父亲总让他背唐诗。背不出来，父亲就怒目而视，甚至拳脚交加。
一天晚上，全家在院子里乘凉，祖母讲了一个东北人熊的故事。
祖母说，东北的人熊，是常常站着走路的。头发盖着眼睛，像个没有理发的脏人。祖母说，熊最爱吃蜜，而野蜂的蜜，多是藏在树窟窿里。熊白天总是到森林里寻找大树窟窿，它们一尝之下，是甜的，便断定是蜜，却舍得不吃。然后它们回“家”把自己的小熊一个一个的运了来，让小熊吃，小熊吃饱了蜜，大熊也好像吃饱了似的，然后再把一堆小熊运回家去。
小熊吃蜜时，大熊四出张望，保卫着小熊。
东北的农夫想出了一个主意：把藏在大树窟窿里的蜜挖走，换上大粪。大熊再带着小熊来时，小熊尝到粪，即不吃。大熊就打小熊，强迫它吃；小熊还是不吃，大熊就急起来，把小熊拍死、扯烂。等到大熊把小熊一个个的扯烂以后，它自己一尝，原来并不是蜜。于是大熊重新坐下来，把自己扯烂了的孩子尸骨往一处堆砌，它或者以为重新砌到一起，小熊还会活的。这时候，你会听到大熊的哭声。这个故事拯救了陈之藩的童年：“父亲听完了这个熊的故事并没有说什么。但以后，我再没有因背不出唐诗而挨打。”
塞来的《儿童时期之研究》指出一个虽比比皆是却为人忽略的现象：成人常常不理解孩童的心理：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形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现在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
周作人说：“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的。”
正因为不理解儿童心理，成人对儿童的训诫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尝见教师，以儿童争斗，痛加训责，令其反省，自知悔悟，儿童因恐叱责，勉从师训，谢过而罢。但此仅在表面，实则心方自谓：先生见责，乃由憎我，不公孰甚？且其为此，当由偏听敌手之告诉，今当乘隙复痛惩之，以报此恨。因此唆使同伴，或自出面，益与敌手为难。然则昔逢教师谴责，所流之泪，非悔悟之泪，乃恐惧与怨恨之泪；而教师之训诫非徒无功，且益激之使进于恶而已。其故盖由教师对于儿童争斗，不调查其原因结果，不体会其心理道德，妄以成人之理性为标准促其反省，有以致之也。”
那么，成人理解儿童为何那么难呢？周作人在《感慨》一文中给出了答案：
“对于儿童的理解，却很难了，因为理解是极难的难事，我们以前轻易的说理解，其实自己未曾能够理解过一个人。人类学生理心理各方面的儿童研究的书，世界上也已出了不少，研究的对象的儿童又随处都是，而且——各人都亲自经过了儿童时期，照理论上讲来，应该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却不如此，想起来真是奇怪，几乎近于神秘。难道理解竟是不可能的么？我突然的想到中国常见的一种木牌，上面刻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五者地位不同，其为权威则一，家庭与学校的教育也是专制政治的缩影；专制与理解，怎能并立呢！”
如果我们耐心倾听孩童的心声，细心体察孩童的心理，悉心保护孩童的天性，并在此基础上，学会理解孩童，那么接下来的“望子成龙”就并非难事了：
“大抵教育儿童本来不是什么难事，只如种植一样，先明白了植物共通的性质，随后又依了各种特别的性质，加以培养，自然能够长发起来。”
王筠《教童子法》云：“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
王侃《江州笔谈》云：“教小儿，不欲通晓其言而唯责以背诵，虽能上口，其究何用。况开悟自能记忆，一言一事多年不忘，传语于人莫不了了，是岂再三诵习而后能者耶。”
很多学生，读私塾读不下去，就是因为塾师总是摇头晃脑地诵书而从不给学生讲书。一些少年英才，就这么给活生生糟蹋了。
当年，胡适在家乡读私塾时，很多同学都无法忍受枯燥的背书而纷纷逃学。胡适没有逃学，因为塾师给他开小灶，为他讲书。这要归功于胡适的母亲。这位年轻的母亲，给塾师高额的“束脩”，要求老师一定给胡适讲书。胡适因此过早地从书中获得乐趣。对同伴的逃学，他就大惑不解了。
人到中年后，他才醒悟：当年老师的“讲书”，对他弥足珍贵。此事，胡适在“自述”中有详细的说明：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也还不十分叫苦。后来念《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他们都属于这每年两元钱的阶级。因为逃学，先生生了气，打的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们越要逃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方字’，每个字都经过父母的讲解，故进学堂之后，不觉得很苦。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我最喜欢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较最有趣味。 同学之中有念《幼学琼林》的，我常常帮他们的忙，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他们念大字，我却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胡适明白，母亲增加学金给他带来的大恩惠。那天，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塾师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成了，塾师交她的儿子带回家去。一会儿，塾师出门去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他忽然过来问胡适：“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这位同学只比胡适小一岁，也念过《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胡适才明白自己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线，胡适母亲却送十块线。
提起幼年读私塾的经历，胡适大为感慨：“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
1943年，周作人写了篇《记杜逢辰君的事》。
杜逢辰是周作人的一个学生，因贫病交加，想自杀，后经周作人劝说，“杜君就改变了态度，肯吃药喝粥了”，那么，周作人是怎么劝这个学生的呢？周作人的话大意如下：“你个人痛苦，欲求脱离，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现在你身子不是个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们不愿你离去，你还须体谅他们的意思，虽然这于你个人是一个痛苦，暂为他们而留住。”周作人这几句话“本极寻常”，却“不意打动杜君自己的不忍之心，乃转过念来，愿以个人的苦痛去抵消家属的悲哀”，于是，周作人对杜逢辰大加赞赏：“我想起几句成语，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杜君的事正当得起这名称。”
在文中，周作人说：“我平常最怕说不负责的话，假如自己估量不能做的事，即使听去十分漂亮，也不敢轻易主张叫人家去做。这回因受托劝解，搜索枯肠凑上这一节去，却意外的发生效力，得到严重的结果，对于杜君我感觉负着一种责任。但是考索思虑，过了十年之后，我却得到了慰解，因为觉得我不曾欺骗杜君，因为我劝他那么做，在他的场合固是难能可贵，在别人也并不是没有。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尝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倾于为人的，为儿孙作马牛的是最下的一等，事实上却不能不认他也是这一部类，其上者则为学问为艺文为政治，他们随时能把生命放得下，本来也乐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牺牲一己以利他人，这该当称为圣贤事业了。杜君以青年而能有此精神，很可令人佩服，而我则因有劝说的关系，很感到一种鞭策，太史公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周作人劝学生的那几句话，看似无意，实则有心。因为周作人也有“为儿孙作马牛”的想法，他的“落水”也有为家人着想的原因。
北京沦陷后，胡适曾写信劝胡适南下，周作人以家累重为由婉拒了胡适的好意，在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里，他谈到了这件事：
“适之的诗（稿已不存）系劝我南行，其意甚可感，但我因家庭关系实在无意摆脱，「有母亲，鲁迅的故妻，兄弟的故妻及三个小孩均在京，我自己一家大小四人，我女儿和她的两个小孩，以上均住在我处」，故只能苦住下去。”
当然，家累重不是当汉奸的理由；但周作人所说也是实情。周作人上面这番话确有些“英雄气短”，但他的“儿女情长”也有其可贵之处。
周作人在香港友人鲍耀明信中，多次为家人的事请对方帮忙。
1961年9月1日，周作人在给鲍耀明信里，请对方为儿子周丰一购买淡巴菰及香烟嘴一个。还向鲍耀明介绍了儿子：“小儿丰一北大卒业，现在北京图书馆任事，今年也已有五十岁了。”
尽管周作人知道吸烟有害，但仍在友人面前为儿子开脱：“烟草外别无他好”“唯童痴喜食淡巴菰”。
年近八旬的老人，为了五十岁“小儿”的烟草嗜好，不惜向远方友人开口求助，足见其对“小儿”的怜爱。
1962年3月3日，周作人“因循最小的孙儿（今年满四岁）之请”，请鲍耀明“费神赐寄克宁奶粉一磅，角砂糖两磅”。
在给鲍耀明信里，周作人还曾为内人求购膏药、炼乳，为妻妹求购安眠药、梅干菜，为在大学读书的孙女求购英文字典，为自修日语的外孙求购日华辞典，为学兽医的外孙求购奥林匹克方面的邮票（集邮用）等。
儿子的烟嘴，孙子的奶粉，外孙的邮票，这些在大丈夫眼里，乃琐屑之事。然而，细微之处见精神。越是在这些琐屑之处越是显出一个人的慈爱之心。
当时，周作人有个外孙女即将大学毕业，由于女婿病逝，周作人主动承担了外孙女的膳宿费用，但他手头也紧，只得给香港友人写信请求预知稿费。当收到香港方面寄来的港币时，周作人长松了口气，仿佛卸下了一副重担，说：
“港友的港币已蒙其慨然寄与，因此外孙女之毕业前所要膳费五六月份已有着落，即为转寄去了，至于以后尚差一个月，则容再理会耳。”
周作人儿媳张菼芳患颔下淋巴腺肿，需服用雷米芳，内地买不到。周作人只能致信鲍耀明寻求帮助。
妻妹的失眠，儿子的烟瘾，儿媳的药，孙子的奶粉，乃至外孙女的生活费，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八旬老人的关心之列，为了这些开支，周作人译书、写稿、变卖物品，总算把这个家累甚重的大家给撑了起来。说周作人“为儿孙作马牛”，确不为过。
文革爆发后，周作人被红卫兵勒令只能睡在洗澡间。时值盛夏，成群的毒蚊子将老人咬得体无完肤。儿子周丰一已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儿媳张菼芳于心不忍，硬着头皮找红卫兵求情，才把老人从洗澡间挪进小厨房。周作人牙齿不好，每天只能喝玉米糊，儿媳就买了一些松软的糕点，趁红卫兵不注意，偷偷溜进小厨房，塞给周作人。天气好时，张菼芳还会馋老人在外面晒晒太阳；天冷了，她还给公公装了炉子，并用旧报纸把窗户缝堵住。没有儿媳的悉心照看，周作人哪里能熬过1966年的严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