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
整齐划一、群情激奋的声浪中，周作人、钱玄同的这个宣言显得非常温和而理性，十分难得。
既然在同一战壕里战斗过，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两人的友谊当然稳如磐石。
钱玄同有一点很让周作人佩服，就是文章激烈，做人随和；公开发表的文章言词犀利，私下的谈话则诙谐风趣。在私人书信里，钱玄同诙谐的一面得以充分展露。给朋友写信时，钱玄同喜欢引用对方的一些“名言”，既妥帖又“笑果”十足。比如他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这样写道：
“……上周为苦雨周，路滑屋漏，皆由苦雨之故也。然曾于其时至中华书局之对过或有正书局之隔壁，知张老丞已来，仍可刻印，且仍可刻苦雨斋式之印也。岂不懿欤。”
既说了上周多雨，又拿“苦雨斋”的号开玩笑，同时还含蓄地表明他能体察到“周”之“苦”——因当时北平沦陷，周作人生计无着，必然要陷入苦闷苦恼之中。
在给胡适的一封信里，他写道：“适之先生：日前在幼渔处看见你给他的信，知道‘尝试’中药，居然病渐好了。欣慰之至！”
胡适的诗集即为《尝试集》，他又有名言曰“自古成功在尝试”，所以，钱玄同在此引用“尝试”一词，妙不可言，让人无法不会心一笑。
钱玄同年轻时痛感中年人的思想守旧，不思进取，放出一句狠话：“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就枪毙。”1927年9月12日，钱玄同四十岁满了。他的几个朋友就开他的玩笑，想在《语丝》出一个“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并将讣告、挽联、挽诗都准备就绪。后来因害怕张作霖误会，专号胎死腹中。第二年，胡适做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岁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缓，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钱玄同常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成仁”，就是指这一回事。
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他也承认自己合该“成仁”：
“一年前之此时，正是鄙人四十初度，今则‘成仁周年纪念’将到了，学问日益荒芜，意兴日益阑珊，身体日益衰老，似此酒囊饭袋，‘成仁’真是合该！我未尝不想打针兴奋，这针的药料是——‘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莫更悲！从此后，要那么收果，先那么栽’然而终于不容易兴奋呀！”
钱玄同所说的“药料”正是胡适的一首词，钱玄同以此表明，他想用胡适的“乐观”医治自己的消沉颓唐。形象、诙谐，意味深长。
面对朋友的调侃，钱玄同不以为忤，反而“曲意逢迎”，显露其性格温和的一面。善意的调侃，他乐于接受；恶意的诋毁他照样一笑置之。
黄侃是钱玄同的同门师兄。可黄侃在课堂上常拿钱玄同开涮。一次，他对学生们说：“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时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笔记不见。余料必前携去。询之钱不认，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
周作人听了这话，很为钱玄同抱屈，就在信中谈及黄侃之刻毒。没想到钱玄同根本不当回事，在回信中说：“披翁（按：黄侃别号）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由此事可知，钱玄同人随和，心胸也较一般人宽广。
朋友拿自己开涮，钱玄同不理会——嬉笑怒骂任你，我自岿然不动；但朋友若为自己的敌人“涂脂抹粉”，他会大动肝火，回击起来，毫不留情。
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林琴南与罗振玉》一文，居然把林琴南说得比罗振玉好，而刘半农还不远万里从法国来信大赞此文。当年，为推广白话文，钱玄同和林琴南打过一次恶仗，结果是完败对方。“金心异”这个外号就是林琴南馈赠给给钱玄同的。作为冥顽不化的“冬烘”先生，林琴南的昏庸、迂腐、顽固是出了名的。现在，两位老友竟然为昔日的敌人唱起赞歌来，钱玄同的气恼可想而知，当即撰文批驳：
“半农关于已故‘清室举人’林蠡叟（为什么这里要这样称呼他呢？因为该举人请荆生来打金心异那篇文章登在蠡叟丛谈中，本金心异恐怕别人不知道这个典故，所以这样称呼他）的话，我却要提出抗议了。本来启明那篇《林琴南与罗振玉》，我也有些不同意。我底意见，今之所谓‘遗老’，不问其曾‘少仕伪朝’与否，一律都是‘亡国贱俘，至微至陋’的东西。他们要想比德于顾亭林黄梨洲诸人，呸！这真叫做发昏做梦！顾黄诸人是拒洋鬼子之强奸而给自家人守节，所以有价值。今之‘遗老’，则因为自家人赶走了洋鬼子，恢复了故业，而帮同了洋鬼子来反对自家人；其人格之卑猥无耻，正与张弘范吴三桂一样。讲到思想呢，他们既要做遗老，根本思想本已荒谬绝伦了；就‘卫’一下子‘道’，倒也算不了什么。不过孔孟程朱之‘道’都是要‘尊中国而攘夷狄’的，他们却来‘尊夷狄而攘中国’，恐怕孔孟程朱‘在天之灵’，不见得乐意他们来‘卫道’吧。至于说他们之中，有人在学问上是有成绩的，这是事实，当然不能抹杀，也不应该抹杀；不过这和做遗老全不相干。可是说到这个问题上来，不独有林纾介绍外国文学之功，即罗振玉与王国维之整理甲骨古字，康有为之辨伪疑古，劳乃宣之提倡拼音新字，朱祖谋之传刻唐宋金元词，……在学术界都有相当的贡献。据我看来，凡遗老都是恶性的。罗振玉说，‘盗起湖北’；林纾说，‘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这两句同样‘都是最卑劣的话’。我对于启明有些不同意，就在这扬林抑罗之一点。”
刘半农称赞周作人：“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教训两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这句话更让钱玄同大为光火：
“这话我不仅不同意，竞要反对了。反对之点有二。一，何以要认林纾为前辈？若说年纪大些的人叫做前辈，那么，年纪大的人多得很哪，都应该称为前辈吗？不过这一点可以不去论它。因为我不愿认林纾为前辈，而半农或因喜欢外国文学的缘故，对于这译了许多外国小说的林纾（虽然他是不认得ABCD而译书的），从这一点上愿意称他为前辈亦未可知。要是这样，自然也很有理由，所以我可以不去论它。二，何以后辈不可唐突前辈，而前辈可以教训后辈？无缘无故唐突人家，这是无论对于什么人都是不可以的，岂独前辈？但前辈者先以唐突加于后辈，则后辈以唐突回敬前辈，恰是极正当之对待。我以为前辈底话说得合理，自然应该听从他；要是不合理，便应该纠正他，反对他；他如果有荒谬无理的态度，一样应该斥责他，教训他，讥讽他，嘲笑他，乃至于痛骂他；决不可因他是前辈而对他退让。前辈后辈，同样是人，本无尊卑贵贱之分。何物前辈，胆敢不管对不对而教训后辈，这还了得！实在说来，前辈（尤其是中国现在底前辈）应该多听些后辈底教训才是。因为论到知识，后辈总比前辈进化些；大概前辈底话总是错的多。”
钱玄同这番话，慷慨激昂，不容分辩。周作人和刘半农“吓”得偃旗息鼓，做声不得。为了回应钱玄同此文，周作人又补写了一篇《再说林琴南》，一反此前的态度，对林琴南进行全方位的批评。
文末，周作人强调：“林琴南的确要比我们大几十岁，但年老不能勒索我们的尊敬，倘若别无可以尊敬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因为他是先辈而特别客气。”这句话明显是在附和钱玄同。
在给胡适的信中，钱玄同写过这样的话：“有思想而以游戏之态度出之，以不正当（造伪书）之手段发表之，这正是明朝人的习气，杨慎、李贽、金圣叹诸人都是这一类。”在我看来，无论是周作人还是钱玄同都沾染了“明朝人的习气”，也喜欢以游戏的方式或态度表达其思想。
汉代，“今文”和“古文”属两大学派，它们各有短长。一次，钱玄同和顾颉刚谈到这两派，钱玄同讲了个故事：
“《聊斋志异》有个桑生，独居郊外读书。一天晚上，有个自称姓李的美女不期而至，两人一见钟情，缠绵不休。此后，这位美女几乎夜夜翩然而至。不久，桑生病倒了。他的恋人莲香来看望他时，觉察出他被鬼缠身，嘱咐他不可再亲近那个女鬼。美女再来时，桑生把恋人的话告诉了她。女鬼却说：‘我是爱你的。你那个莲香才是狐狸精呢。’两人依旧亲昵如常。桑生的病也越来越重了。一次，莲香突然造访，女鬼避之不及。莲香骂她：‘我固然是狐，你却是真鬼。我隔数天才来，是想让桑生尽快康复，而你夜夜缠他，快把他缠死了。’躺在床上的桑生，这才明白：莲香是狐狸，美女是鬼变的。”
讲完故事，钱玄同对顾颉刚说：“我们对于今古文问题，也常作如是观，今文家好像莲香，古文家就像那个女鬼，我们千万不要上她们的当！”
钱玄同以一个诙谐的故事，把“今文”“古文”的区别说了出来，形象，风趣，也很透彻。
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钱玄同这样谈“文学”：“文学本是将一个人底‘胡思乱想’来‘胡说八道’一下子。可是这种‘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看起来是很有趣味的，而文笔美妙者尤其耐读。”
说文学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乍听，令人费解；细一想，却极有道理，所谓“胡思乱想”就是独立的思考；所谓“胡说八道”就独特的方法。而文学，不就是以独特的手法表达独立的思考吗？由此看来，钱玄同的“胡说八道”还真是别出心裁耐人寻味。
北平沦陷后，钱玄同给周作人写过多封信，表面上都是谈闲话说趣事，但细一读，才发现“此中有真意”，比如这封信：
“苦雨翁：多年不见了，近来颇觉蛤蜊很应该且食也，想翁或亦以为然乎！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六世祖（再以上则是逸斋公矣）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我近来忽然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故拟用此二字，至于病叟二字，系用《说文》及其更古（实是新造托古）之义也。考《说文》，病，倚也。人有疾痛，象倚着之形。叟，古甲骨文，象人手持火炬在屋下也。盖我虽躺在床上，而尚思在室中寻觅光明，故觉此字甚好。至于此字之今义，以我之年龄而言，虽若稍僭，然以我之体质言，实觉衰朽已甚，大可以此字自承矣，况宋有刘羲叟、孙莘老、魏了翁诸人，古已有之乎（此三公之大名恐是幼时所命也）。又病叟二字合之为一瘦字，瘦雅于胖，故前人多喜以癯字为号，是此字亦颇佳也。且某压高亢之人，总宜茹素而使之消瘦，则我对于瘦之一字亦宜渴望之也。因惮于出门，而今夕既想谈风月，又喜食蛤蜊，故遣管城子作鳞鸿，（天下竟有如此之俗句，得不欲作三日呕乎！）以求正于贵翁，愿贵翁有以教之也。又《易经》中有包有鱼一语，又拟援叔存氏之高祖之先例，（皖公山中之一人称为完白山人）称为——包鱼山人，此则更俗矣。
饼斋和南。一九三七、八、三十。”
整封信谈的是雅号，语诙谐，意庄重。钱玄同以此信提醒周作人，自己取“鲍山病叟”这一雅号，一则表明自己对中国的前途并未失望，“虽躺在床上，而尚思在室中寻觅光明”；一则暗示，自己不会投身事敌，而是要做一个“茹素”隐居的“病叟”。
粗看，整封信东拉西扯“一点正经都没有”，实则，全信无一处闲笔，处处蕴含欲说还休的愤懑和“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坚定。遗憾的是，钱玄同后来因病猝死。失去了“畏友”监督，周作人滑向歧途的脚步就显得从容不迫了。
钱玄同语多诙谐，但人却极忧郁，尤其是1933年热河沦陷后，更是常常陷入“悲伤与愤慨”之中。1933年6月6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惨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
作为一介书生，钱玄同无法御敌于前线，也没有投笔从戎之可能，那么，只能埋首工作，尽一点本分而已。给罗常培的信里，他坦承“从事国语”于他“最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