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维的序。恭维一件事，在施者是唯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评；因为我们两人，在做诗上所尝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对于我的诗所下的批评，一定比别人分外确当些；但这样又像我来恭维你了！——其实不是，我不过说：至少也总没有胡‘蚕眠’（！）先生那种怪谈。”
不过，不知何故，周作人并没有给《瓦釜集》做序，而是为他的另一部诗集《扬鞭集》做了序。在序中，周作人对刘半农的新诗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作人说，写新诗的人很多，但有天分的，一是沈尹默，另一个就是刘半农。周作人认为，刘半农十年来只做新诗，“进境”“明了”，是因为他“驾御得住口语”，而《扬鞭集》正是刘半农新诗创作成绩的集中体现。
除了新诗，周作人和刘半农还有一个共同的嗜好：语言学。
刘半农写过一篇《打雅》，文中说，“打”字从“手”，“丁”声，其原义是“打一个嘴巴”，“打破饭碗”，“打鼓骂曹”的“打”，但与原义不相干的用法有很多。刘半农一口气举了一百个“与原义不相干的用法”，如：打电话、打秋风、打听、打点、打鼾、打量等。
周作人对《打雅》一文很感兴趣，阅后即给刘半农写信，给他提供了十四则以打开头的词语，如打气、打针、打油、打短工、打头阵、打补丁等。信寄出后，周作人还不过瘾，又写一短简给半农曰“《打雅拾遗》补”：“半农兄：前寄《打雅拾遗》想已收到。其中尚有一句‘打尖’忘记寄，今补上，又记得仿佛嫖界有‘打钉’的术语。在《青楼梦》（！）上见过，不知对不对，请审查。”
看来，周作人和刘半农成为密友，根本原因还在于趣味相投。
两人通信，刘半农称周作人为“砚兄”，旁人不明究里，刘半农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明：
记砚兄之称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看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
本来就是好友，再加上有一段共患难的经历，两人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刘半农曾说，自己的文章就像“谈天”一样：“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天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天时往往要动感情，甚而至于动过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
这篇《记砚兄之称》就动了很深的感情。
不过，在避难期间还发生这样一幕，刘半农没提，周作人做了补充。当时，刘半农妻子来探望，临走前，两人“潜至门后，亲吻而别”，结果被周作人妻子窥个正着告诉周作人，两人“相与叹息刘博士之盛德，不敢笑也。”周作人由此感叹，胡博士与刘博士性格不同，但两人对“糟糠”之妻的态度却是一样的：“足以令人钦佩。”
其实，刘半农刚到北大时，还不脱名士气，谈话时曾流露过“红袖添香”的绮想，周作人和钱玄同就讥刺他，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有一妾，自认为“半伦”。在朋友的批评教育下，刘半农思想发生了转变，对妇女越来越尊重了。
1905年10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10期发表刘半农译诗《希腊拟趋》。刘半农在题记中说：“去冬十月，本界刊载启明君所译《希腊拟曲》二首，情文双绝。古色灿然，读者每称为译林珍品。”刘半农对自己的译作不满，说：“启明见之，得勿嗤为狗尾续貂耶。”由此可知，刘半农是真心佩服、敬重、信赖周作人，故一再称对方为“畏友”，说两人“相知甚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任何时候都会无条件地附和周作人。刘半农是个有生气、有真气也有脾气的人，一旦他认为周作人某些话说得不妥，他也会直截了当地批评，不拐弯抹角，也不吞吞吐吐。
溥仪被驱逐出宫后，钱玄同与周作人都写了有关文章，刘半农看了不舒服，就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说：
“因为溥仪君的一件事，你与玄同都作了一篇文章。玄同文章中还有点牢骚，你的却完全是至诚的忠告。无如这位世兄，一则是年纪尚轻，程度尚低，二则是被他不良的家庭教育坏了，你们的话，说上去总不免有些隔靴搔痒。
但是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样起劲？据玄同所说，他从非人升而为人，也不过同青皮阿二出了习艺所一样。那么，为什么天天有青皮阿二出习艺所，你们并不天天写信作文章，却偏在这位世兄身上卖气力？若说你们心中，欲存着他是‘前皇帝’的观念，那么，你们也就逃不出‘狗抓地毯’的一条定律了！”
所谓“狗抓地毯”，是指狗的祖先为狼，狼在野外生存，临睡前要把杂草踏平。后来狼变成狗，进入了文明社会，住进有地毯的家，但“刨地”的蛮性却遗留下来，所以才喜欢“抓地毯”。这里，刘半农是借此来讥刺周作人对溥仪过于热心，说明脑子里还残存着皇帝的观念。
周作人和弟子江绍原大谈女裤问题，刘半农也反感，认为这件事不谈也罢。他对周作人说：“我总以为服装问题，只有‘时尚’是个真主宰；科学家与审美家，都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你们两位，不是有些多事么！”
既然是好友，当一方遭遇人生创痛时，另一个也会感同身受。
周作人女儿若子15岁那年因医生误诊而夭折，这是周作人遭遇到的人生最大打击。女儿夭折，周作人痛心，刘半农也心痛。若子因误诊而死，周作人对主治医生山本忠孝恨之入骨，在多篇文章里痛斥他“草菅人命”。周作人还给北平市卫生局递上一纸呈文，要求卫生局取消山本忠孝的开业许可证。
作为好友，刘半农十分理解周作人的愤怒。对北平市糟糕的医疗环境，刘半农和周作人一样极为不满，他在《北旧》一文中，将周作人《若子的死》和《为山本大夫扬名》的启事全文照录，一则为周作人出气，二则也为自己泄火。因为刘半农一个侄儿一个侄女也因庸医误诊而死。
不过，无论是周作人给卫生局的呈文，还是刘半农这篇充满火药味的战斗檄文，都未能改善北平市的医疗环境。几年后，刘半农同样因为庸医误诊而英年早逝。
刘半农病逝后，周氏兄弟都写了纪念文章。在周氏的共同朋友中，享有此殊荣的，不多。
鲁迅的《忆刘半农君》虽褒贬分明，但流露的尽是真情；周作人的《半农纪念》，貌似平淡，实则难掩沉痛。
两人不约而同在文章中都提到刘半农的“真”。
鲁迅是通过比较来突出半农之“真”的：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正因为刘半农坦诚实在，鲁迅才不觉其“有武库”，才亲近他。在鲁迅看来，刘半农因为真诚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
作为刘半农的至交，周作人认为，刘半农有两大优点，其一就是“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
刘半农在北大时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教授，为何还要吃辛吃苦去外国留学？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刘半农自己却老实地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要去外国留学，是因为自己的知识不系统。在《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里，刘半农说：
“我到本校担任教科，已有三年了。因为我自己，限于境遇，没有能受到正确的、完备的教育，稍微有一点知识，也是不成篇段，没有系统的。”
刘半农这样的真人，从来不会往脸上贴金，相反，他总是有一说一，不管说到什么，都是竹筒倒豆子。海外留学归来，一次，谈到自己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刘半农说：
“我出国的时候，是想研究文学与言语学的。不料一到国外，就立时觉得‘二者不可得兼’；于是连忙把文学舍去，专重言语学。但要说到混通的言语学，不久可又发现了预备的困难，因为若要在几种重要的活语死语上都用上相当的功夫，至少也得十年八年，于是更退一步，从言语学中侧重语音学。这样总以为无须更退了，但不久又发现了我的天才不够，换句话说，就是我的嘴与耳朵，都不十分灵敏，于是只得更退一步，从普通语音学退到实验语音学，要借着科学上的死方法，来研究不易凭空断定的事，正如谚语中所说的‘捉住死老虎牵猢狲’。
从这‘退避三舍’的事实上，我得到了两个教训：第一是野心不能太大，太大了仍不免逐渐缩小；不如当初就把自己看的小些，即在小事上用水磨功夫。第二便是用死方法去驾驭活事，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以我这样预备不充，天才缺乏的人，后来能有些一知半解的结果，就完全是受了这一个教训的驱使。”
真诚的人，敢于直面自身缺点，并根据自身条件随时调整人生的努力方向，如此扬长避短，坚持不懈，终有所成。而那些喜欢虚张声势，惯于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则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缺陷，最终自欺欺人，沦为笑柄。
除了“真”，刘半农的另一个特点是“勤”。
刘半农中学毕业后，即去上海谋生。短短三年他就发表了上百篇的小说，在上海滩声誉鹊起。在海外留学那几年，他的勤奋更是无人能比。为获得博士学位，他要修多门艰深的课程，课余还得爬格子贴补家用，其间，家中的病妻弱女还须他照顾，除此之外，他还给自己一个额外的任务，抄写巴黎图书馆的敦煌资料。他的勤奋给巴黎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前，刘半农去图书馆辞行，工作人员对刘半农依依不舍，他们说：“博士回国后，这些书再也不会有人读，只好喂虫子了。”
胡适鲁迅周作人在纪念文章中都提到刘半农的勤奋，但各人的侧重点却完全不同。
胡适说：“刘半农之死，是很可惜的，半农的早期训练太不好，半途出家，努力做学问，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他的风格不高，有时不免有低级风趣，而不自觉。他努力做雅事，而人但觉其更俗气。但他是一个时时刻刻有长进的人，其努力不断最不易得。一个‘勤’字足盖百种短处。”
作为学术大师，胡适肯定了刘半农的勤奋，“努力不断”，但也没有讳言其“缺少早期训练”，“有低级风趣”。由此可知，胡适作为“血统纯正”的博士，对刘半农这种“半途出家”的教授，难免有成见。（胡适和刘半农都是《新青年》编辑，后来，编辑部决定由编辑们轮换主编杂志，因刘半农没有博士文凭，胡适不同意刘做主编。此事对刘半农是一个刺激，他后来出国力学与此并非毫无关系。）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的最后，饱蘸感情地写道：“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鲁迅对作为战士的刘半农赞赏有加，对他后来的保守和颓唐则极为不满。在鲁迅眼中，十年前的刘半农和十年后的刘半农判若两人。十年前，刘半农的“勤”于中国有益；十年后，刘半农的“勤”，比如写打油诗，为赛金花写传，给梅兰芳做广告等等，在鲁迅眼中，全是无聊而油滑的行为，于国无补，于人无益。
因为“勤”，刘半农在各方面都有所涉猎有所建树。周作人很称道他广博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作诗，写字，照相，蒐书，讲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不过在思想统一的时代自然有点不合适。”
周作人既褒奖了刘半农学问之杂，暗地里却朝左翼文人放了一枝冷箭。因为，正是思想激进的左翼文人把辛勤做事的刘半农看成是无聊乃至“帮闲”文人的。
刘半农看重朋友，却反对朋友间的相互吹捧。对于朋友间的吹捧，刘半农直言“看不惯”“不理解”：“这种朋友对于他们的朋友，是怎样的心理，我真推想不出。若说这样（指相互吹捧——笔者注）便是友谊，那么，我若有这样朋友，我就得借着Wm.Blake（威廉·布莱克）的话对他说：
‘Thy friendship oft has made my heart to ache ：——
Do be my enemy ，for friendship’s sake’。”
（大意为：这种（相互吹捧）的友谊让我难过，为了友情，批评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