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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板的合同
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讲述的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朋友，向犹太商人夏洛克借了一笔钱，而夏洛克为了报复安东尼奥平时对他的侮辱，情愿不要利息，约定在三个月的期限到来之时，如果安乐尼奥不能清偿债务，就要由夏洛克在安东尼奥“心口所在的附近取一磅肉”。后来因为据传安东尼奥的商船接连沉没，到期无法还清债务，夏洛克就向法庭起诉，请求按照原合同履行。威尼斯的公爵和元老们的劝解都无法让夏洛克回心转意，只能准备执行原约定。幸好安东尼奥友人的未婚妻鲍西娅聪明过人，假扮法律权威来到法庭，宣布“这约上所签订的惩罚，于法律条文的含义并无抵触”，夏洛克有权在安东尼奥的胸前取一磅肉；可是因为合同上只写了一磅肉，所以如果在取肉时流出一滴基督徒的血，或者所割超过一磅或不足一磅，就是谋杀，要按照威尼斯的法律抵命并没收全部的财产。夏洛克听了，只得请求撤诉，可这位假冒的法律权威又宣称根据威尼斯的法律，异邦人企图谋杀威尼斯公民，就要由公爵宣判没收财产，夏洛克撤诉就说明他原来的本意只是想谋害安东尼奥，所以要由公爵判罚。公爵就势命令夏洛克改奉基督教，并且没收财产。夏洛克只得灰溜溜地败诉而回。
合同是私人自己定的，难道就成了法律不成？法官难道就不能宣布这合同“不近人情”，将其作废？况且起诉的一方还是一个异教徒，是个在威尼斯受人歧视、几乎是被当作贱民的犹太人，何必如此和他“较真”，一定要以法庭的强制力执行这个合同？这就需要了解这个故事后面的法文化了。
在古代环地中海地区，合同往往具有一种神圣的色彩。比如古代希伯来人在合同方面很迷信，认为神和人是以“约”联系在一起的，犹太教的经典就以“约”为名，着重强调上帝和人类的几次约：第一次是上帝和挪亚立的约。人类应向上帝献祭，不吃带血的畜肉，上帝则不再发洪水。这次约以天上的彩虹为信。第二次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这是上帝和其“选民”（选中的民众）犹太人的约，犹太人应该以割礼为这项约的标志。第三次是上帝和摩西立的约，作为上帝眷顾其选民的代价，犹太人应该以他们的头生子（后改以金钱赎）及头生的牲畜为献祭，并严格遵循“十诫”。后来的基督教教义里，仍旧保留上帝和人类立约这样的概念。基督教的《新约全书》，所谓新约是相对于旧有的上帝与人类的约而言的，这个新约就是耶稣作为上帝之子为人类而流血，来赦免了人类的罪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要门徒们吃饼，说是他的身体；要门徒喝酒，说是他的血，“为众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教徒要受洗礼、领圣餐、饮红酒，就是遵守基督和人类的这个新约的标志。
在古罗马法中，合同也是一种不可动摇、必须履行的约定。罗马法用obligatio表示合同，意思就是“法锁”。罗马法对于债的定义是：“法律用以把人或集体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束缚或锁链。”合同和法律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在《威尼斯商人》所叙说的那个时代，合同等同于法律仍然是一项普遍的原则。古罗马的法谚“合意创立法律”几乎是全欧通行的原则。法国13世纪《博韦的习俗和惯例》还有“合同胜过法律”之说。因此只要是立约人当时是自己作出承诺的，无论是多么不合理的合同，按照“买方自应注意”（caveatemptor）的原则，就只能自认倒霉。即使是像夏洛克和安东尼奥之间这样的合同依旧被认为和法律一样具有强制力。法庭只能严格依照当事人原先约定的合同文字字面意义进行判决，付诸强制执行，不能对合同本身自行作出解释。
因为合同等于法律，违约等于违法，违约不偿就会遭到严厉处罚。古罗马《十二表法》规定债权人可以把债务人出卖为奴，甚至在有多位债权人的情况下可以把债务人砍成几块。14世纪德意志法律规定，债权人有权掀掉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家的房顶。中世纪维也纳城市法律规定，债权人有权将违约的债务人剥到只剩下一件衬衣。即使在黑死病流行的时候，神父在为临终者做忏悔时可以赦免所有的罪恶，惟独不得赦免临终者欠下的债务。在19世纪中叶以前，绝大多数西欧国家都设有专门的负债人监狱，用来关押还不清债务的债务人。
《威尼斯商人》所反映的这种死板的合同等于法律的现象，是西欧中世纪的法文化特有的现象。由于这样的法文化的背景，一个人在生意上丧失信用、不能及时还清债务，就会被世俗蔑视，所以在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里，当摩莱尔公司不能兑现自己开出的期票时，父子两人竟然打算自杀，“用血来洗清耻辱”。我们在欣赏这一时期的名著时不妨注意这个法文化背景。
莎士比亚与英国戏剧
16、17世纪英国诗剧中作家辈出，好戏连台，应该说：即使没有莎士比亚，它也要占英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然而毕竟有了莎士比亚。这就使英国诗剧更加灿烂。在那么多出色的剧作家里争一席之地已是不易，而他却在四百年的检验与再检验里证明确比所有的他们高出一筹，这就使我们更加珍视他的成就。
他是创建者：他第一个用写史诗的规模写了九个历史剧，生动地叙述了也评论了从约翰王到亨利五世的三百年英国历史。我们说他评论了这段历史，这是因为将这些历史剧放在一起来看，莎士比亚歌颂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拥护强有力的开明君主，谴责封建集团之间的斗争，暴露阴险恶毒的政治人物的危害，他的倾向性是明显的。
他有点铁成金的本领：他的剧本的主要情节几乎全部来自别人，然而经他加工之后，这些情节获得了新的深刻的意义。哈姆雷特在他手里从一个通常的复仇者变成一个胸襟广阔、思想深刻的人文主义者，这个变化是至今都令人惊叹不已的。
他最懂戏：他的剧本总是情节生动，比别人的更能利用当时舞台的特点，发挥当时演员的潜力。他写得比较放松、自由，然而却不稀罕使用廉价的“手法”，如突然出现一写夏洛克磨刀准备割肉的凶相，公爵然后派人到门外去请她。培拉里奥的书信说明了鲍西娅的律师身份，加强了观众的期望。鲍西娅在关键时刻上场，她的言语举止足以左右局势。莎士比亚使鲍西娅在22行无韵诗的台词中，显出了一个慈悲为怀而又执法如山的法官的胸怀和气度。她像公爵一样先劝夏洛克大发慈悲，可是她讲得更精辟、更深刻、更动人。另一方面她又从法律观点着眼，肯定夏洛克按照借约割肉的合法要求。夏洛克坚持“照约执行处罚”，于是又成僵局。我们且看鲍西娅怎样处理这一案件。她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使戏剧悬念逐步紧张。第一，巴萨尼奥要求变通法律，鲍西娅断然拒绝。夏洛克得意非凡，赞美“聪明的青年法官”。第二，鲍西娅仔细看过借约，仍进行调停，劝夏洛克接受三倍的债款，他不同意。她于是承认，根据借约夏洛克有权照约处罚。第三，鲍西娅告诉安东尼奥“必须准备让他的刀子刺进你的胸膛”，反复强调割肉合乎法律。夏洛克喜出望外，接连两次欢呼“尊严的法官”、“优秀的青年”和“聪明正直的法官”。第四，鲍西娅问起称肉的天平，夏洛克说已经带来。第五，鲍西娅要夏洛克去请外科医生来替安东尼奥“堵住伤口”，“免得他流血而死”。夏洛克认为“约上没有这一条”，加以拒绝。“血”这个字极为重要，这是鲍西娅促使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命运发生倒转的法宝，因此故意在这里提了出来。我国古人作文讲究欲抑先扬、欲擒故纵之法，莎士比亚写戏用的就是这种技法。从表面上看，夏洛克的报复一定可以成功。鲍西娅到此似应立刻宣判，但是莎士比亚却再一次表现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的友谊。巴萨尼奥看到安东尼奥为他而受难，因此表示他虽爱他的妻子，但是为了救出他的朋友，宁愿牺牲他的妻子。这时鲍西娅用旁白说道：“尊夫人要是就在这儿听见您说这样的话，恐怕不见得会感谢您吧。”葛莱西安诺和尼莉莎，也有类似这样的话。鲍西娅女扮男装，当然瞒不过观众。她们的旁白，具有喜剧意味，正和审判场面的严肃气氛相对照。第六，鲍西娅应夏洛克的请求正式宣判，反复说明他可以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一磅肉。夏洛克第四次和第五次歌颂“公平正直的法官”和“博学多才的法官”。
夏洛克于是凶相毕露，手执钢刀，对安东尼奥说：“来！准备！”鲍西娅一声“且慢”，形势顿时突变。她又采取以下几个步骤，使夏洛克一败涂地。第一，她指出借约上只写明割一磅肉，“没有允许取他的一滴血”，“要是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按照威尼斯法律，夏洛克的土地财产，“就要全部充公”。葛莱西安诺于是就用夏洛克赞美法官的话，“公平正直的法官”，向鲍西娅欢呼。第二，夏洛克怀疑法律是否有这样的规定，鲍西娅要他“自己去查查明白”。她并且强调夏洛克既然要求“公道”，现在就给他公道。葛莱西安诺第二次欢呼“博学多才的法官”。第三，夏洛克见势不妙，要求还他三倍的债款。鲍西娅宣布夏洛克除“照约处罚”外，“不能接受其他的赔偿”。葛莱西安诺第三次歌颂法官的“公平正直”和“博学多才”。第四，鲍西娅催夏洛克割肉，非但不准流血，而且“不得超过或是不足一磅的重量”，否则就要“抵命”，“财产全部充公”。葛莱西安诺第四次欢呼。第五，夏洛克再退一步，要求还他本钱，鲍西娅说他“已经当堂拒绝”，因此只能“履行原约”。葛莱西安诺第五次赞美法官。第六，夏洛克无计可施，最后要求撤回起诉。他剧中的情节总是有足够的理由在后面的，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显示了卓越的比例感和节奏感。
他善于创造人物：他的人物总是比当时别的剧作家笔下的人物更全面、更深刻。他善于窃取我们的心，使我们同情他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几百年来，哈姆雷特、奥赛罗、罗密欧、考狄利娅、苔丝狄蒙娜、鲍西娅、朱丽叶、罗瑟琳……吸引了历代无数的观众和读者。他在描写性格方面不简单化：高利贷者夏洛克有其残忍、凶恶的主要一面，也有其作为犹太人受侮辱受迫害的次要一面。他不是一下子就将人物的性格全盘端出，他让他们随着剧情的发展，在同别的人物的接触与往来里泄露他们自己，丰满他们的形象。这种接触和往来就是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他总是力图在这种关系里注入重大的思想内容，于是我们看见一个年轻的人文主义者同一整个险诈的朝廷对立，一个正直、勇敢、诚挚的英雄同一群马基雅维里型的冒险家对立，一个代表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的进出口商人同一个体现中世纪剥削制度的高利贷者对立……这一系列的对立就是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冲突，在冲突和冲突的解决里人物显示他们性格的更多方面，给予观众以新的震撼和新的了解。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几乎完全集中注意力在莎士比亚的人物性格上，这是过偏了，但这也因为莎士比亚的人物性格确有可以深挖、值得深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