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1995年7月，我考入对外经贸大学，11月，已熟悉大学生活的我开始做家教，每周六一大清早我便乘62路公汽到雍和宫，做完家教后在吃午饭之前匆匆返校。
那天的阳光很好，告别我教的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像往常一样背着双肩包，上了公汽，站在窗边。
过了几站，车上的人渐渐多了，我被挤得有些窒息。突然，我觉得有人猛地擦过我后面的背包，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响在我身后：“不要这样，她还是个学生。”
我转过头，原来说话的人是一个男青年，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眼神忧郁得很，他正捉住我身后一个尖下巴男青年的手。我才发觉背包的拉链已被拉开了一半，钱包的一角露在外面。我笑了一下，其实钱包里也就只有那么二十块钱，不过饭卡、身份证、借书证等东西就十分重要了。幸好有“英雄”搭救。
“你他妈的少装贞洁，玩什么英雄救美？”我还没回过神来，便听见有人骂他，又挣脱他的手，一拳打到他的鼻子上。车上人们的眼光全聚集过来，这时公汽到了一站，那个人随着人流下车了。
他捂着流血的鼻子，似乎想在口袋里找东西擦。我想也没想，便拉下自己脖子上的丝巾，捂住了他的鼻子。
“不用。”他往后退了一步，但丝巾上已染上了血，他无奈地接了。“谢谢你！”他腼腆地说。
“你要不要上医院？”我并不是一个胆大女孩，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下个星期六的这个时候我再把丝巾还给你。”他说。原来他也和我一样，是62路的固定乘客。也许在这路公汽上，他早已熟识了我。
不一会儿，我到站下车了。下车后才发现我竟没有问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是他救了我钱包里一些离不开的“卡”，下次我该请他吃一顿麦当劳吧。
第二个周六，我做完家教踏上62路车时，他果然在车上。他朝我招了招手，我在他旁边坐下了。他拿出我的丝巾，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怪整齐的，还有一丝淡淡的清香。
“真的谢谢你，因为我害得你挨了揍。我想请你吃麦当劳以表谢意，好么？”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眼中掠过一丝忧郁。
我们来到安定门麦当劳店，边吃边聊。我问：“你经常乘坐62路去哪里？”
他没直接回答，只是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说：“谁能真正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呢？”他的回答让我吃惊，而他脸上那过早显露的沧桑神色让我感受到心疼。
我们一直沉默着。过了几分钟，他开始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我不想骗你了，今天是我第五次见到你，在心底我早已把你当做了我的一位朋友了。虽然第一次见到你时我们坐在同一个板凳上，但你根本没看过我一眼，我感到自卑，每次在车上我只是默默的看你……”我感到脸在发烧，但我想听下去。
“我叫杨辉。我是上海人，看着上海一天比一天繁荣，我也有很多梦想：当律师、搞电脑、做房产开发商……我勤奋学习，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可是那年爸爸狠心抛弃了我妈和我，于是我和妈妈的生活一落千丈。不久，我妈在抑郁中病逝了。我的梦想因为妈妈的死而全部破灭。我开始在堕落中麻痹自己逃避现实，和一帮兄弟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大二时，我被学校开除，不知怎么跑到了北京。我的钱很快花光了，又找不到工作，只好和一些混混们从早到晚游荡在各路公汽上。那天打我的人和我是一伙的。”他顿了顿，接着又说：“没想到他们这样不够义气。”
我静静地听着，既非常吃惊，又觉得那样不可思议：他怎么会是扒手？他真的是那种人么？
“我不奢望你的原谅，我知道永远都不会有人原谅我这样的人。再见吧！”
我还没来得及从他的故事里回过神来，他便离开了。不知为什么，我想追他，但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我凝望着他孤单远去的背景，心里酸酸的。如果再见到他，我一定会把心底的感受告诉他。
可一周后的同一时间，我没在62路车上见到杨辉。我一直固执地等在站牌旁。一个多小时，他从一辆车上下来了，见到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杨辉，好好的生活下去，至少还有我会念着你。否则，任何原谅都是无意义的。”
杨辉的脸绽开了笑容，告诉我，他这一周什么也没做，只是在想问题，他准备去找工作。我陪他喝啤酒，希望他新生。
“青青，你是我在异乡第一个这么靠近我和把我当人的人，能遇到你，我想我妈妈会安息的。”杨辉说得深沉，眼里闪着泪光。
第二天晚上，杨辉来学校找我，告诉我，他已在一家电脑公司干了一天活了，他说他一见到电脑，就格外的兴奋。他的老板见他在行，立刻喜欢上他，得知他生活困难。先付给了他半个月的薪水五百元。他还告诉我他的计划，等12月完后他会搬到电脑公司附近来，他要拼命学习，把失去的东西都弥补回来。我想，他是个聪明人，只要走正道，定会干出成绩的。
电脑公司离我的学校很近，杨辉每天下午下班后会过来看我。第一天送了一束花，第二天送了一个笔记本，第三天送了一本英文书……我觉得他已恢复了学生的本性，我过得十分快乐，可这快乐仅仅只维持了一星期。圣诞节的前一二天，杨辉都没来找我，也没给我打电话。我连忙找到他工作的电脑城，老板告诉我，杨辉什么都没说便走了。我感觉出了什么事，连忙乘62路车，我渴盼奇迹出现，但我失望了，杨辉没出现。
下了车，我才想起给杨辉打传呼。可是，没复机。
圣诞节我等了一天，杨辉也没来找我。直到晚上，我才收到他的电话。“以后好好做你自己的事情吧，我要走了，别对我那么认真。”他似乎显得轻松，还说，“给我唱支圣诞歌，好吗？”
我唱了一首写雪人的，当我唱到“雪人他挥挥手说，再见，你不要悲伤，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时，我听见他哭了。
我连忙叫他不哭，“你在哪里？不要说好了，等雪晴了，我在雪中跳舞给你看么？”
“我可能看不见你在雪中起舞的样子了，但我知道那一定很美很美。”
“到底出什么事了？告诉我，好吗？让我们一起面对。”
“我去自首了。根据我的犯罪记录，我至少要判五年，明天我就要走了。你好好呆在学校里，好好学习生活。你要把自己照顾好，忘记我吧！”
“我会等你的。”我大声地喊道，“我的黄丝巾也等你！”这是一本很旧的日本小说里的情节。我难道会像那本小说里的女人么？
杨辉走了，一走就三年多。我不知道他在哪所监狱，也无法去看他。我经常坐在62路公汽上，幻想着他的出现。这几年来，我的身上也发生了好多“爱”的事情，但没开始，我便让它结束，因为我知道我的黄丝巾为谁飘扬。
大学毕业后，我关闭起自己，一心一意考研。我要学校留在北京，等着他回来。
二个月后，也就是1998年7月中旬，杨辉回来了，他是由于表现出色提前释放，同时，我的考研成绩出来了，榜上有名。这真是双喜临门。接下来，我开始帮助杨辉找工作。虽然他在劳教期间读了不少书还发表了一些文章，但他的身份难以被别人容纳。一二个月过去了，工作没找到，杨辉泄气了。一天他早早的来找我，提出分手。我知道他是怕连累我，但我什么也没说，从箱底拿出了黄丝巾，系在脖子上。他又一次哭了，将我紧紧的搂着。我想了半天，觉得杨辉写作水平强，可以当自由撰稿人。每天晚上我就陪他看报纸，他根据一些好的新闻报道写言论，还有一些散文随笔，寄给了一些报刊。文章发表后，有了稿酬做生活费，他又慢慢恢复了信心，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参加成人自考，重操计算机等等。去年底，他担任了一家大型电脑公司的市场推广员，工作干得很出色。
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我带他回老家过年，爸爸妈妈都喜欢他。我相信杨辉会走出阴影的，我更相信，我们今后的生活会十分美满。因为，这种有点特殊的爱情力量是神奇的；因为，留得真情在，再大的逆境都可以变坦途……
浪子的真情格外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