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宏才
西安碑林东庑南侧小亭存置唐景云二年（711） “太岁辛亥，金九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 所铸铜钟，原为唐睿宗李旦籍中宗之女长宁公主宅第以为“景龙观” 内而留下的弥足珍贵之重要历史文物。因其最早悬挂于唐长安城崇仁坊西南隅之景龙观，故长期以来文献记载多称之为“景龙观钟”。又因其铸于唐景云二年（711），则现今称谓故多称之为“景云钟”。
依据近年实测资料，此钟通高247厘米、腹围486厘米、口径165厘米、重约6000千克，与诸种文献所谓“高九尺，径五尺五寸，中围十六尺”， “厚七寸” 等相关记载基本吻合。
钟之形制，盖“为铜、锡合金的青铜器铸成。体呈上锐下侈形，口为六角弧形唇，铸模共分为五段，26模。蒲牢及圆形帽部共一模，蒲牢周有四乳。第二段共六块模，上狭下宽，随钟体而曲。铸有浮纹飞天，翥凤并配有缭绕的瑞云。其余三组中心为浮纹菱镜形，兼饰射线达四角，射线空处各饰乳钉纹。第三段共六模，铸有浮纹飞凤和独角牛（为后补铸），四角各配有瑞云。其余四组浮纹，中为菱镜，四角射线配乳钉纹，第四段共六模，铸浮纹走狮、飞凤、飞龙并各配缭绕的瑞云云朵。其余两组中为菱镜，四角射线配四乳钉。另一组为铭文所占。第五段共六模，为钟下唇部，各组纹饰相同，铸带状蔓草浮纹，带纹相交处铸有高浮雕兽面纹”。
在钟身正面下部正中“高一尺八寸，阔二尺” 的方框内，铸有“钟铭十八行，行十七字。四围有各种鸟兽纹，为睿宗自制铭文自书之”。文为骈体，书系正书。凡292
字，记景龙观肇建与铜钟铸造缘起、经过及初唐皇室与道术渊源等相关诸事。
观察钟铭，“其辞典雅可诵，书法尤古秀圆劲，寓篆隶于楷法”。“气象雍穆”，“极可爱也”。明赵涵《石墨镌华》因记：“景龙观者，中宗所作，景云二年睿宗为之铸钟制铭也。字正书而稍兼篆隶，奇伟可观。钟今在西安府钟楼。”至于钟铭书体渊源，明末清初郭宗昌（1570—1652）《金石史》称为“书复古雅拙朴，其源出自兴和年《李仲璇修孔子庙碑》，济之以雅故胜”。此外，明末清初顾炎武《跋景龙观钟铭睿宗御书，景云二年九月》或称： “初唐人作字尚古，有八分遗意，正书之中往往杂出篆体，无论欧虞诸子，即睿宗书亦如此。犹之初唐律诗稍似古风，平仄不尽稳顺，开元以后书法日盛而古意遂亡，遂以篆楷为必不相通，分为两部……诗篇书法，日以圆熟而俗笔生焉，亦世道升降之一端也。”
如是，我们从透析景云钟铭出自睿宗之手一途出发查阅新、旧唐书相关记载，知《旧唐书》卷7《睿宗纪》尝谓：“（睿宗）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新唐书》卷5《睿宗纪》又谓睿宗“长而温恭好学，通训诂，工草隶书”。惜其“书不多见者，惟孔子庙堂碑额。顺陵碑文及此铭耳”。大概正是因为此种缘故，乾嘉时金石巨匠王昶之《金石萃编》方才有“而（此铭）又沉郁古奥，为东坡之祖，洵可宝也”之感叹。以之对勘诸种睿宗书法，清杨宾《大瓤偶笔》故有“唐睿宗书见诸纪载者，有武士脄碑、杨氏碑、武后述志碑、孔子庙堂碑额、景龙观钟铭。以余品之，当以铭为第一，盖其古奥浑厚，绝非他碑可及也” 之判定。
如前所述，景云钟既为初唐皇室道观之物，钟铭又为睿宗皇帝亲自染翰，因此累为各代人士青睐重视，瞻拜钟身，求取拓本，也就成为势所必然之事。
先是，晚明诸金石学者对景云钟多有不同角度之著录、解释；接着，成书于乾隆五十年（1785） 由清高宗乾隆敕嵇璜、刘墉纂辑，纪昀等校订之《续通志》卷167
《金石略·历代金刻》又郑重收入“唐景龙观钟铭”，青睐之风，遂自明末清初以降得到了有机的扩张。
需要强调的是，睿宗以后各代人们固然如此看重景云钟及其钟铭，但依据目前笔者掌握资料，知景云钟拓本纷次出现的历史区间，却集中游移于明末清初以降的范围内。窥其内蕴，前揭顾炎武《跋景龙观钟铭睿宗御书，景云二年九月》、《续通志》收“唐景龙观钟铭”，正为两证矣。
除此以外，笔者整理目前所见其他诸种资料，可知仅有清一代流传于世、且见于著录之景云钟拓本，至少还应有以下五种：一、金农（字寿门，1687—1764）藏本金农藏本，见于清雍乾间厉鹗（1692—1752） 《樊榭山房集》所载。文谓康熙五十三年（1714）春厉鹗亲访金农，于其寓见唐景龙观钟铭拓本，为此《樊榭山房集》卷1《金寿门见示所藏唐景龙观钟铭拓本》，遂有：嗜古金夫子，贪若笼百货。墨本烂古色，不受寒具腳。便续金石录，明诚不是过。钟铭最后得，斑驳岂敢唾。照眼三百字，字字蟠螭大。抚迹思景云，往事去无那。初翦桑条韦，柘袍受朝贺。范钟崇玉清，构炭飞廉佐。九乳器未亡，雄词厌寒饿。装比李仙丹，征句迭唱和。无虚奚足称，懋绩于此堕。吾思景钟铭，天笔滥传播。
二、金衍宗（字维翰，号岱峰，1771—1860）《思贻堂诗稿》题咏本又清嘉道时秀水（今嘉兴）金衍宗（维翰） 《思贻堂诗稿》披露一本，其诗“唐景龙观钟铭拓本”云：天堂神宫拜图册，铜匦金轮置庭室。阿师血像高百寻，未有淫昏不佞佛。
斗南一人忠回天，鹉翼双垂幸未折。乐章旋奏桑条韦，晨牝当阳甘覆辙。猖狂但乞二氏灵，慧范崇恩并加秩。帝后争营佛寺新，观亦落成景龙日。莲台璎珞月双圆，椒殿衣裙云五色。至尊惨继东宫戕，仙佛几曾裨毫末。景云反正由平王，冥助何关法善术。金仙玉真如华，两两黄舽改妆抹。铸钟作铭帝观书，楷法犹徒八分出。铭辞骈俪踵齐梁，起草知经谁手笔。得无昭容秤量余，鬼蜮风流巧涂泽。佛耶仙耶安可诬，地狱正为是人设。
三、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1799—1873）自小山张史处获得本依《东洲草堂文钞》所谓，清何绍基看重景龙观钟铭，遍访不得，适其后小山张史于道光七年（1827） 仲夏将其所藏一本转赠，何遂在大梁（开封） 世贞堂欣喜作《跋景龙观铜钟铭拓本》：（景龙观铜钟铭）睿宗书。此铭奇伟非常，运分书意于楷法，尤为唐迹中难得之品，间有失于弱冗处，则由泥范未精，冶铜入之，不无走失也。余适觅此未得，小山张史有此本，脱手见赠，亦妙缘也。道光丁亥（1827） 仲夏记于大梁之世贞堂。
四、道光二十四年（1844）陕西按察使傅绳勋藏本傅绳勋，字接武，号秋屏，山东东昌府（聊城） 人。生卒不详。嘉庆十八年（1813）进士，历官工部主事、工部郎中、广东琼州知府、陕西潼关兵备道、广东盐运使、陕西按察使、云南布政使、广东布政使、浙江巡抚、江西巡抚等。关乎傅氏所藏唐景龙观钟铭拓本册（方谷题签），装池精美，内奥尽如2007年1期《收藏家》杂志所刊桑椹《朱拓唐景龙观钟铭拓本册》一文，文中考证此本唐景龙观钟铭拓本册所为傅绳勋获得缘故，盖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前后傅于陕西按察使任间。
五、刘鹗（1857—1909）题跋本
晚清丹徒金石学者刘鹗与景龙观钟铭拓本结缘，见于刘鹗《抱残守缺斋·乙巳日记》（光绪三十一年·1905）。文云：正月十七日（2月20日）阴，未雨。午后，送罗叔耘上船，大绅随之往也。申刻，赴徐园，同人公祝杨、于二君寿也。有髦儿戏。晚饭后散，为小眉牵至瑶月阁一酒。归寓，甫十一钟耳。写四幅屏。跋《景龙观钟铭》。略看书帖，已四钟矣。连日天气渐暖，极冷四十度。
刘鹗日记只云“跋《景龙观钟铭》” 之事，未云此景龙观钟铭拓本究为刘鹗自藏，抑或来自戚友、同好。然刘氏确曾亲睹景龙观钟铭拓本，却是昭然事实。
对勘上述，我们知道景龙观钟为各代人士普遍看重之重要时期，要在明末清初以至晚清同光，但所重主旨，却尽为睿宗皇帝亲书之钟铭拓本。至于钟铭拓本率多显现于世之时，大致至晚始于明末，唯终明之世，拓本流传始终稀如星凤。及清初以降，虽渐露跳跃，但为数仍旧无多，总体趋势显见寂寥。如此现状，其因若何？
有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1．晚明景龙观钟铭之所以为世人重视并其拓本始见流衍，应与朝野崇尚道教风气相关据《明史》等相关文献记载，明代自太祖朱元璋起，即崇尚道教，至宪宗、孝宗以至世宗、神宗、光宗、熹宗，纷次效仿，逐渐而极。而宪宗朱见深、世宗朱厚璁、神宗朱翊钧三朝尤其是后之二宗的嘉靖、万历时期，则尤称极限。
《明史》卷370、列传第195《佞幸》记：“时宪宗好方术， （李） 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何绍基：《跋景龙观铜钟铭拓本》，收入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20卷），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
桑椹：《朱拓唐景龙观钟铭拓本册》，《收藏家》2007年第1期。
进”，导致“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
又《明史》卷18《世宗本纪》：
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