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饥饿是所有人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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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照片和木梳掠走的时光

我爸在报社工作时,请摄影记者到家里来照相(但记者更愿意说他是在摄影)。我家因此比别人家多出一些黑白照片,镶在镜框里。

摄影记者名字叫杨义,他三十多岁就叼一只烟斗,细眼,脸常带笑容。被杨义摄影要具备胆略,他左手高举闪光灯,“别动!”低头看莱卡相机的取景框,“别喘气!”杨义眼睛眯得愈细,表示他真的要摄影了。“啪!”闪光灯爆响,炫目之光直取人面。

我们每次都吓一跳,脸可能吓白了。闪光灯爆裂的声音很大,它用短路的方法放射照相需要的一丈光芒。杨义微笑着,关上莱卡相机厚厚的皮盖,叼起烟斗,我爸划火柴替他点烟斗。

照相时,杨义让我们笑,“就像我这样”他嘻嘻笑着。我不知道(现在也没弄明白)照相为什么要笑。我家照相之际,窗玻璃堆满向屋里张望的脸庞,大人或小孩的脸。他们严肃地、惊奇地观看照相或摄影的全过程,而我们竟在笑,其实连哭的心都有了。闪光灯“啪”地爆响后,窗外趴着的人逃走一多半,我姐吓得钻进挂蓝花布帘的高桌底下,我爸用手攥住炕沿。我照相时被闪光灯吓到,留下惊魂之态。杨义说“你看,浪费一张胶片,这是国家财产”。其实笑这个事真不是说笑就笑的,我们后来才渐渐会笑。我们对闪光灯大骇之际,杨义很满意,他不知看过多少张被闪光灯吓坏的脸。

杨义给我家留下不少照片,我妈看人民画报、我姐跳舞、我穿灯芯绒小褂举纸旗抗议美国出兵巴拿马都有照片,我们都在笑。但我们还是不愿照相,一来闪光灯可怕,二来笑更可怕,三来要回答家属院里小孩、老婆子的咨询:“照相疼吗?腿抽筋吗?”没办法。

我爸常常不征得我们同意就把杨义请到家里,我们略微表示不想照相,我爸立刻大发脾气,摘帽子摔在桌上,咬牙、出汗并擦汗。杨义理解我爸的心情,哄我们把相照上。那时候,照相(对不起,摄影)特别是照生活照并不容易。

回想这些照片(大多数没了),忆念深的是我妈给我姐梳头的一幅照片。照片上,我妈身穿苏联式大翻领毛料西服(袖子挽着,衣服买大了)给我姐塔娜梳头。看上去,我姐四五岁,我妈三十岁左右。我妈梳头时表情羞涩——给女儿梳头不需羞涩,估计是穿西服或杨义讲了什么笑话让我妈不好意思了。

我不时地想起这张照片。今年过年,我妈和我姐坐着聊天,我心想你们咋不梳头了?母亲给女儿梳头是乐事,木梳顺乌黑的头发梳下来,头发像水从梳齿里流出。我妈给我姐先梳头再编辫子,最后系两个粉色的蝴蝶结,这个闺女就算打扮好了,塔娜将嗖地冲出房门跟别人跳皮筋去了。我记得我姐更喜欢给我妈梳头。我妈也留大辫子,塔娜不会编辫子,她一遍一遍梳我妈的头发,脸上带着笑容,像享受。

有时,人会无端地探究时光从哪里溜走了。想不出时,人用一些比喻说时光之逝。比如沙漏,时光像沙子一样漏走;比如钟表之针,走着走着赶尽了光阴。朱颜凋于镜里,时光何尝未从木梳齿的缝隙里溜走呢?木梳还在(当年的木梳早不在了),人的乌发被它梳没,头发和时光一道被木梳掠走。才知道,木梳是一个藏在我们身边的抢劫犯,早应抓起来。木梳之齿也是牙齿,吃掉了头发和光阴。

想到我妈和我姐互相梳头的情景,还想起我家满墙糊着报纸,我几乎读过上面的每一个字。南越的阮文绍和吴庭艳,南韩的李承晚都是在那时知道的。窗外长一排向日葵,金黄的大脸盘上蜜蜂缭绕。从屋门走出,看见窗下栽一排鸡冠花,如金丝绒一般华贵。我爱把脸贴在院子东边的电线杆子上听电流的声音——“嗡”,里面有电和电报与电话,这是大人告诉的。但我们听不到,特务也不一定能听到。

有一次,杨义上我家照相,这回是给我爸照。他参加八省区翻译工作会议,需要一张照片贴在会场的光荣榜上。杨义把贵重的摄影器材从包里掏出来,还没照,闪光灯就爆了,对着地上的铁炉子。我爸十分不解,他问“先照炉子吗?”杨义嘟嘟嚷嚷说了些什么。这像擦枪走火一样,显然杨义误搂扳机消灭了一个灯泡。杨义从包里翻出一个灯泡安在闪光灯上,说“老那,就这一个灯泡了,你必须配合好,腰挺直。”我爸迅即挺直腰板,说“是”。他当过兵。杨义的照相机不知又出了什么毛病,他嘟嘟嚷嚷鼓捣。我记得我爸腰板笔直站立,抿着嘴,目视前方,汗流进扣着风纪扣的毛料中山装的领子里。我妈哈哈笑,拿毛巾让他擦汗。他生气了,大喊:“别碰我!”相机修好了,闪光灯对着我爸而不是炉子爆响。在闪电一般的白光里,我爸像烈士一样坚毅,随后坐在椅子上,解衣扣,闭目喘粗气。这张照片找不到了,估计当年挂在墙上相当吓人——我爸豹眼圆睁,鼻梁笔直,抿着嘴,如同目睹山崩地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