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穷人就诊，不收诊费，有事还馈赠药物，常以“医者，应以扶危济贫，救死扶伤为己任”教育子女，对其后代成才影响颇大。晚年，致力于脉诊理论之研究，不时接待重疾患者，积劳成疾，于1973年逝世。
1981年7月，其弟子萧汉玺将遗稿辑成《萧通吾脉决及脉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国内医学界颇有价值的脉诊理论著作。
高九鸿（1898—1973），又名士逵，董村人。幼家贫，12岁方入学。民国十二年（1932）于山西第一师范毕业后受母校（阳邑二高）器重应聘返校任校长，兼县党部监委。强调对学生应进行德、智、体、群四育，重视发展学生个人才能，为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要求各个班级以勤、静、诚、朴等字为奋斗目标，不断深化，逐步提高。主校7年，深受学界好评。出于对孙中山的信仰，十六年（1927）加入国民党。十九年（1930）受县政府委派任城内一高校长，锐意革新，尤重选资任能，汇集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使一高成为太谷很有影响的学府。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他和妻子杜会仙积极保护和支持先进青年及学生爱国运动。二十年（1931）冬积极支持在省城上学的外甥杜润生及郭今吾等10多人返乡，联合太谷学界捣毁国民党县党部。之后，阎政权搜捕杜润生，他掩护其安全脱险，并资助到北平上学。为此，县当局将他拘押。
二十五年（1936）红军东征时，郭今吾因有共产党嫌疑被阎政权扣捕，获释后，高九鸿不避牵连，慨然聘他到一高任教。七·七事变前，积极支持进步教师开展抗日宣传，使一高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与进步知识分子的联络点。七·七事变后，请八路军干部黄军言进驻一高，对师生进行抗日教育和军训。太谷沦陷不久，毅然上山参加抗日。二十七年（1938）2月，县抗日政府在岳家庄成立抗日高小，高九鸿任校长。在艰苦条件下，辛勤工作，并亲自指导学生排练宣传节目。次年春，任县抗日政府秘书。后被派往秋林参加阎锡山的干部轮训，目睹阎政权的腐败情况，深感痛心。三十年（1941）应邀到晋冀鲁豫边区参加教育座谈会，八路军官兵团结奋斗的作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两处对比，他坚定了靠共产党，不与蒋、阎同流合污的立场，并教育子女不参加蒋阎政治组织。三十一年（1942）开始，先后在交错区、敌战区和国统区任教，仍与共产党保持联系。任阳邑小学校长时，把亲友所办的“一得亨”粮站作为抗日人员的联络点。三十二年（1943）任胡村小学校长（该校是抗日政府授意恢复的），学校距日伪区公所虽仅5公里，抗日干部仍不时到校活动。
三十五年（1946），阎政权在太谷成立参议会，推高九鸿为议长，他坚辞未就。后因阅读进步书刊，送学生到解放区上学等事，两次遭受拘押。三十六年（1947）调任城内中正学校校长。聘用共产党员刘景云、孙国华等进步教师到校，引起当局的猜疑。“三自传训”中，阎锡山特警组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并逼迫有关师生员工揭发他的通共问题，但未得逞。之后当局又以经费无着为辞，企图迫使中正学校解散。
三十七年（1948）春，获悉国民党太谷县党部将让他当委员，假称看望重病家兄，请假携眷到北平。本拟转赴解放区，因交通阻隔，未能成行。
1952年10月任太谷县副县长，后兼任政协太谷县副主席、山西省人民代表。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谢绝特殊照顾，坚持在公共食堂排队打饭。年过60，提出入党申请，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坚决表示“一息尚存，决不停息”。
“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反共老手”，身心倍受摧残，后突发重病，于1973年1月含冤而逝。
1983年6月，中共太谷县委为他做出彻底平反的决定，并肯定“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要求进步、致力革命、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生”。子高慎勤，曾任太谷中学党委书记。
贾麟炳（1898—1961），字炎生，北洸村人。父名世昌光绪癸巳举人，终生以私塾为业。为人正派，思想开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不通晓。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被官府张榜通缉于街市，民国三年（1914）病故。母亲董玉兰，贤淑温和，相夫教子，时人称赞。因家境贫寒，贾麟炳以勤工俭学肄业于铭贤学校。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入演京大学教育系，得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抗美援朝时献给国家）。燕大毕业后，应铭贤之聘，回校任教。尔后，赴美国欧柏林大学进修，得教育硕士学位。返国后，仍在铭贤任教，先后任小学部主任，中学部教务主任、代校长、院长等职。
七·七事变后，率铭贤师生迁至西安。孔祥熙欲委之以中央银行要职，他表示要与师生共患难，婉言谢绝。之后随学校迁往四川。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铭贤于四川金堂开学授课。数年间，铭贤学院竟可与设在成都的燕京、齐鲁、金陵、华西四大学抗衡。是时，孔氏再次拟委政界要职，他回答：“吾愿终身执教”。三十二年（1943）5月，辞去代理校长职务。
曾两度赴美国深造，擅长英语。与美籍人士交谈，应答如流。外宾讲学，则随口译出，流利自然。
深切关心国家命运，两渡重洋，不愿寄人篱下。在香港医治腿疾时，始终不忘故土之情，并期望国家发愤图强。三十八年（1949），正值国内解放之时，谢绝锡兰大学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到铭贤执教。1951年奉调山西大学，任外语系教授。任期内，参加九三学社，欲为新中国教育事业贡献余生，无奈冤案加身，加之宿疾突发，不得已于1958年退职居京。1961年抑郁而终。终前，自作挽联云：“宝迩人遥几卷残书在，国恩家庆一生夙愿偿”。遗命儿女“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均应坚决走社会主义之路”。儿女遵嘱，1969年将其骨灰撒与祖国南海之中。数十年后，冤案平反昭雪。
贾麟厚（1910—1972），字梦隐，北洸村人。父名世昌，光绪癸巳举人，贾麟后为其仲子。山西矮生苹果研究专家。父贾世昌，兄贾麟炳。自幼受家庭影响，酷爱读书。但因父亲早逝，早期以“伴读”身份启蒙于本村私塾，至民国八年（1919），在长兄贾麟炳的资助下，就读于铭贤中学。期间，常到学校农场“工读”，学习肥料、农药的使用，农作物的栽培及养蜂技术等，并写下了不少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调查报告，由学校转寄南京金陵大学刊物发表。十七年（1928）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因夙愿为农，尤喜园艺，次年，只身赴南京考入金陵大学农学系学习。为求学之需，初做体力工人，并为报章撰稿译文，后于另一位山西籍学生任某共谋得管理金大果园、菜园、花园、苗圃之职，并兼办系内各种杂役，从而以“农田把式”和“快手”而深得师生赞誉。二十三年（1934）冬以优异成绩毕业。二十四年（1935）1月受聘回铭贤任农科园艺场主任，同年创办了山西省第一个苹果园—太谷南山桃树岩果园。二十五年（1936）又创办了清源马峪果园，首开山西省大苹果栽培的历史。
二十六年（1937）夏，南山桃树岩果园的一个工人发现有一株小苹果树上结了一个果实，立即报告给贾麟厚，当时全园上下皆大欢喜。为保住这一果实，贾麟厚当即嘱托一工人专门看护，到8月上旬，该果自行脱落。这个人双手捧果至贾麟厚所居之窑洞，陈述脱落情况，本想会遭致责难，未料贾麟厚见此果后非但未现难色，反而面露喜色，急忙召集全园职工到窑门前，当众将这太谷县的第一个苹果切为30余块，赠每个人一块，并亲自高举一小块宣布：“苹果自落说明它成熟了，今日请各位同仁共尝—这就是苹果！”正当贾麟厚力图大展宏图之际，中日战争爆发，迫使工作中断，出于民族义愤，他将所有日文书籍、字典全部烧毁。是年11月，因日军逼近太谷，不得已随铭贤师生南下。二十八年（1939）调任金陵大学农学院讲师兼研究员。次年考取金大园艺系章文才教授的研究生，三十二年（1943）毕业，获硕士学位。三十三年（1944）起后供职于中国农民银行、成都园艺推广示范场、广西桂林桐油研究所、广西大学农学院。1951年7月调回山西，任山西农学院园艺系教授兼系主任。从1953年起，兼任山西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技术顾问，中国园艺学会理事，山西园艺学会理事长及山西省政协委员等职。1955年开始，偕同助手温碧霞、吴日宽、杨才学等人用5年时间对山地苹果的丰产栽培技术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用大量的、试验数据，论证了山区苹果丰产的综合性措施概要及原理。这些成果为日后果树栽培的研究、教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常头戴草帽，脚穿煞鞋，身着布衣，带领学生与太谷南山一带果农吃住在一起，在原铭贤桃树岩苹果示范场的基础上，扩大试验范围，研究苹果栽种、嫁接、修剪等管理技术。通过多年实践，使当地农民确认苹果品质好、经济效益高等优点，为太谷山区及平川人民开拓了一条致富之路。1957年在国内首先提出《关于大力发展宅房、厂矿、学校、机关和道路等果树的商榷》（发表于山西园艺）创刊号）。提出利用上述空闲地发动群众栽培果树，可调节气候、改造自然、美化环境、培养人们对自然的爱好。之后又率先在农学院校园内开始栽培苹果、梨、核桃、花椒等树。同年开始从事矮化苹果树研究，在农大果园及太谷胡村、祁县北左村、稷山果树场等地布点进行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矮化苹果”问题上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迫害。他不顾生命危险，每日穿行于武斗区域之间，坚持进行常规试验研究。为防止流弹飞入，用砖石将门窗堵严，不顾造反派的“戒严”禁令，点上小油灯，趴在地上工作。严重的胃溃疡不断发作，常常大口大口吐血，但科研工作从未中断。从1959年到逝世的1972年，十三年如一日，终于在矮化苹果的研究和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生命垂危之际仍夜以继日总结科研资料，亲自作图，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史料。
1974年，郑州召开全国第一次矮生苹果会议，贾麟厚矮生苹果树的理论得到了大会的承认，可惜这时他已辞世两年了，所幸者他的遗稿《矮生苹果数及其研究》在他病逝后由他的儿子整理完成，并由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第一部矮生苹果栽培方面的专著。
贾麟厚在生物学方面也进行了不少的探讨。特别是在生物学领域内进行了更为深入广泛的研究，在生命的起源、生物进化、遗传变异乃至人类审美观点和思维活动等方面的观点都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体系，其代表观点体现于《生物结构和生物场泛论》与《基因突变的方向性与生物场》两篇文章中，为独特的生物理论奠定了基础。
为人正直豪爽，疾恶如仇，富于同情心，抗战前在一位工友母亲病重期间，将结婚戒指送给了这位工友，让工友换了钱去治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冒险救助受害同志，还奋力于烈火中救出儿童，受到当地政府及院党委的嘉奖。纵观贾麟厚一生，以德誉于乡，以业益于世，一直为当地人传颂。
梁溥（1910—1971），贯家堡村人。其父秉钦，颇通医道。梁溥资质敏慧，幼年就读于本村私塾，受家庭影响，从小喜读医书。15岁时，父托友人介绍他到张家口某钱庄学徒。19岁时，因病返回故里。后随父寄居太谷城内西道街，一面养病，一面继续攻读中医理论。以清代医家雷少逸所著《时病论》为开篇，悉心苦读，将书中大旨，写成时病论歌诀，反复默诵。深钻季节病、常见病的理、法、方、药。又苦读《傅青主女科》、《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宗金鉴》、《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中医必读名著。明晰理论后，在其父出诊时，即试作临床时间，望闻问切，对症施治，颇有成效。父见其学业大进，遂悉心传授，问医案，看处方，指出不足，授以要领，溥心领神会，勤谨实践，终成当地名医。1952年，首次在太谷庆记药庄坐堂行医。1955年公私合营，庆记药庄并入太谷第二中西医联合诊疗所，任中医。1957年二诊所改为太谷县中医院，任主治中医，直到1971年病逝。
擅长治疗季节病、常见病。尤以治妇科病著称，在继承其父妇科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治疗经、带、胎前产后各症均有独到之处。结合自身体弱的经验，治妇科病侧重滋补，注重和中理脾，根据“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源”的道理，抓住肝、脾、肾三经施治，活用逍遥散。在治疗子宫脱垂方面，活用补中益气汤。根据病情，灵活掌握剂量，增减相宜，恰到好处。在方剂处理上，讲究遵循君、臣、佐首尾连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原理。既无损于它脏，又能增大药效。常以小巧轻量之处方，收显著之疗效。
梁溥之医德也颇受称颂。对患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晚年虽声誉甚高，仍平易近人，即使身体欠佳之时，对登门求诊者，亦必然热情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