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和平”号空间站是前苏联在航天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俄罗斯由此获得了一系列载人飞行和空间站建设经验。运行达十几年的“和平”号空间站大大促进了俄罗斯航天工业和空间科研技术的发展水平。参与国际空间站计划则是俄罗斯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和继续。俄罗斯宇航界清楚地认识到，载人飞行计划是俄罗斯航天领域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载人飞行计划，可以促进在太空条件下科学仪器和宇航设备的研制工作，在医学、生物技术和空间技术领域获取更多的知识和科研成果，完善空间轨道上宇航仪器的组装和维修服务技术，加强太空科学的基础研究。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后，虽然国际社会对国际空间站的发展前途感到担忧，对耗资巨大的太空探索活动表示怀疑，但在这关键时刻，作为世界航天大国的俄罗斯一再坚持，国际空间站不能关闭，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计划也不能改变，俄罗斯将承担起继续建设国际空间站的重任。为此，俄罗斯宇航局紧急制定了国际空间站建设的最佳应急方案。该方案包括：在今后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将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从现在的3名减少到2名；2003年内俄将向国际空间站发射2艘“联盟－TMA2”号载人飞船和5艘“进步M—47”号货运飞船；“联盟—TMA2”号载人飞船承担宇航员的运送任务，“进步”号货运飞船负责输送食品、水和其它生命保障物资；暂停国际空间站的短期考察工作和太空旅游商业发射任务。
俄罗斯果断站起来承担国际空间站的建设重任，凭借的是其雄厚的航天科技实力。
俄罗斯有建设“和平”号空间站的丰富经验，发射载人飞船、货运飞船，以及在太空实现航天器对接的技术水平很高。目前，俄拥有“联盟—TMA”号系列载人飞船和“进步”号系列货运飞船。“联盟”号系列飞船可容纳3名宇航员，船上装备了太阳能电池组、新型无线电通信系统、导航定位系统、飞行控制系统和计算机系统。自1967年4月“联盟—1”号飞船首次飞行至今，该系列飞船已运营了30多年，是迄今为止使用时间最长、发射次数最多的航天器。实践证明，与美国航天飞机相比，俄罗斯载人飞船虽不能重复发射，但简单实用、安全性高、生产周期短，是一种经久耐用、性能良好的运输飞船；美国的航天飞机虽然能多次使用，但结构复杂、维护成本高，生产周期长。据专家计算，发射宇宙飞船的经济效益不亚于发射航天飞机的效益。因此，针对“哥伦比亚”号失事后未来国际空间站的建设问题，俄罗斯宇航专家提出，“进步”号货运飞船载重量在2000千克到5000千克之间，每年向国际空间站发射5次到6次货运飞船，完全可以完成国际空间站上宇航员的食品、能源和生命保障设备的供给任务，向空间站输送宇航员的任务则由“联盟—TMA”号载人飞船承担。
在国际空间站建设的资金问题上，俄罗斯宇航界却困难重重。当时按原计划，2003年在政府财政预算40亿卢布的基础上，俄应向国际空间站发射2艘载人飞船和3艘货运飞船。而目前要增加的2艘“进步”号货运飞船没有纳入财政预算。为了寻找新增2艘货运飞船的建设资金，俄宇航界有关官员四处奔波。起初，俄希望美国航空航天局和国际空间站的其他参与方能够提供建造资金。然而，4月在荷兰举行的国际空间站参与方会谈中，美国、欧洲空间局和日本都拒绝向俄提供建设新飞船所需的5000万美元。理由是，按照国际空间站合作责任，俄有义务每年向空间站发射5艘货运飞船和2艘载人飞船。最后，俄宇航界只好求助于政府，请求政府追加建设经费。
4月，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主持召开政府会议，专门讨论俄2003年国际空间站建设计划。卡西亚诺夫强调，航天工业一直是俄罗斯优先发展的方向，为了确保国际空间站能够正常运行，政府同意在今年第三季度追加28亿卢布建设经费，同时把对宇航局后半年预算中的12亿卢布提前到第二季度拨出，并计划在2004年增加政府对国际空间站的财政预算。至此，俄宇航界可谓吃了一个定心丸！剩下来的工作则是按期完成国际空间站的建设计划。
四、中国载人航天史
载人航天，是中华民族攀登现代科技高峰新的标志性工程，是新中国建设成就新的重要象征。
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送给我们两枚导弹，中国领导人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声音我国载人航天事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56年2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当时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和后来的航天事业。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由他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也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57年12月24日，一辆从莫斯科出发的专列抵达北京。车上除102名前苏联火箭技术人员外，还有一份前苏联“还给”中国的厚礼——两发P—1近程地地导弹。据史书记载，火箭故乡中国的康熙皇帝曾送给俄国沙皇两箱古代火箭；200年后，前苏联又将两枚现代火箭送给了中国。
前苏联的样弹让中国人看出了名堂。之后，我国一些科学家建议开展我国卫星工程的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由钱学森、赵九章等负责拟订发展人造卫星的规划草案，代号为“581”任务。1958年4月，几千里之外的大漠开始兴建我国第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20世纪60年代，中国航天人决定研制一种三组火箭作为运载工具，将自己的卫星送上天。
就在中国航天人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1961年4月，前苏联“东方”号运载火箭顶着世界上第一艘载人飞船腾空而起，宇航员加加林上天了。6月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星际航行座谈会》。此后钱学森在《星际航行概论》一书中提出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设想。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星际航行委员会，研究制定星际航行长远规划。
在“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以后，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聂荣臻很重视钱学森的建议，指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中央专门委员会经过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批准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并提出争取在1970年左右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于钱学森的建议是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工程代号为“651”工程，同时决定研制一种三组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航天人借用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次艰难的迁移行动为这枚还没有诞生的火箭命名——“长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