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县，地处太行山之谷地。境内寒暑交宜，九河纵横，沃野阡陌，林果茂盛。遥想穹天碧幽，大地苍茫的洪荒时代，在太谷这块热土上，一定有那么一群兽衣裹体，结草而庐，刀耕火种的古始人，通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本能劳作，书写着无字却意义深远的历史。但这只是人们的合理推测，历史的考古总是要以实物为资证的。因而太谷县的历史，或者准确地说是文明的历史从“白燕遗址”所发掘的遗存中寻找到了结论。
在距太谷县城东北15公里的白燕村西，有东西长830米，南北长430米，总面积35万平方米的一块神奇的土地，当地人称寨疙瘩。在厚达5米多的土层中，考古学家发掘出房屋9座，墓葬11座，陶窑3座，灰土坑390座，出土的陶器有新石器时代的甑、钵、壶、鼎、釜灶、瓮、尊等，夏商时代的鬲、瓮、簋、鼎、敛口三足瓮等，周代的鬲、瓮等，另外还有大量的尸骨、牙、蚌器和少量的青铜、金质器物。能复原的陶器800多件，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其他一些装饰品100余件。而从遗存堆积的土层判断，竟然涵盖了三期文化的整个阶段，即众所周知的第一阶段仰韶文化（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故名。距今约5000~7000年）的末期，第二阶段龙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距今约4000~4500年。］的全部，以及夏商文化（距今约3600~4000年）的初始（源自《晋中考古》）。
据此推算，太谷县文明史的发端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根同源同脉，也就是说至少在5000年前，我们太谷的祖先就已经以拓荒者的勇气和智慧，开始了对人类文明的探索。
白燕遗址文明之史的摇篮
1白燕村的老人们口口相传：从前村里有一个婆姨吃了燕子蛋后，就怀上了娃娃。怀了好长时间，最后生出一个很厉害的大人物。这与史书中关于“玄鸟生商”的故事如出一辙，唯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玄鸟”是黑色燕子，而白燕村却不知为何称“白燕”。难道与史料记载的“商人尚白”有关？
2在白燕王村发掘的古墓中，墓主人王君的骨骼比常人的大好多，同时墓碑载明其被称为“后稷之苗，周文王胤”。而《史记·周本纪》说，姜女原在野外踩了巨人的足迹而怀孕，生下的儿子就是周的始祖——弃。
3据史料记载：商（指历史时期）人擅于贸易，商字之本意即源于此。太谷之所以成为“中国晋商之都”，抑或太谷人不负先祖遗风，与商时擅于贸易，是励志传承的结果？
“箕城遗迹”文化文明的源流
历史的尘埃终究掩盖不了文化的精灵。当人们还沉浸在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喜悦和自豪之中的时候，另一个更让世人惊愕莫措的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那就是由县史志办陈旭主任、退休干部李锦奇、民间文人王文魁等同志们，历经数年寻访考察而发现，并经山西省社科院杨晓国教授确认的举世闻名的“箕城遗迹”。
“箕城遗迹”位于白燕村“白燕遗址”附近。当地人称“聚箕场”的地方，就是古箕城的中心区。
据《古今姓氏辨证》中所载：“箕氏，出自子姓。商之季世，封其父师为畿内侯，谓之箕子。其地太原阳邑县箕城是也。”
据南朝刘宋时期范晔著《后汉书》中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太原郡，辖16城，其中就有阳邑城，而又特别说明阳邑有箕城。
据《明万历志·太谷县志》：“箕城：在县东三十五里。商时纣封箕子于此。”
《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晋败狄于箕。”杜预注：“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古阳邑城在县东二十里，春秋时，晋大夫阳处父食邑，秦汉时为县治，北周建德六年西徙，故治遂废，城址微存。”
《山西历史地名词典》有“箕”的词条：春秋时晋地，故地在今太谷县东10公里。
洪武《太原志》：“箕城，在（太谷）县东二十里”。
《春秋舆图》：“箕，晋地，在今山西太谷东三十五里。”今“聚箕场”附近即史志资料中所说的箕城的中心区。
同时，从毗邻白燕村的王村出土的一通唐代墓碑上明确地记载着：墓主人王君卒于武则天称帝后的第三年（长寿三年，即公元692年），葬于箕城之内故茔以北。而据传，很早以前白燕村和王村本为一村，王村可能居住的是王公贵族，与普通人不能住在一块。后下大雨拉了一道沟，两村因此而分治。
还有，晋商曹家曹润堂的一幅指画《戏曲人物》，画的落款为：古箕城木石庵居士写于一竿竹两竿竹竹斋南窗下。原作保存在太谷文管所。曹润堂为清末（1853年—1909年）人。这幅画明证，至少在那个时候，文人们仍然习惯称太谷为古箕城。
由此可知，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太谷县所属区域被划分为商朝的一个小方国，称箕国，并建都城于乌马河沿岸的白燕村、王村一带（今有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夏商周时代的白燕遗址和名为“聚箕场”的古箕城遗址遗存），成为箕城。与唐（今太原）、缶（今永济）、虞（今平陆）、亘方（今垣曲）、黎（今长治）、基（今河津）、霍（今霍县）等并列，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商纣王将他的族叔、贵为朝中太师的胥余（以封国为姓，人们尊称为箕子）分封于此，更使箕国和他的都城箕城在众多的小方国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人们向往的理想之地。
殷商灭亡后，被商纣王关进监狱一年多的箕子终于获得自由，当周武王向他征询治国之道的时候，箕子毫无保留地阐述了《洪范》九畴，希望周武王吸取商王朝灭亡的教训，做一个圣明之君。600年后的圣人孔子将箕子与同时代的比干、微子尊崇为殷商“三仁”。唐代大文豪柳宗元撰写《箕子碑》给予箕子至高的评价。
可见，太谷县这个地域最早的封制为箕城，现白燕村及其王村是其当时封制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其主人则是商纣王之族叔，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子”和儒学先驱，早于老子、孔子等先哲600余年，阐述了对后代影响深远的五行学说、王道学说、天人感应等学说的文化巨头箕子。
箕子中国文化第一子
箕子是谁？
他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子”和儒学先驱？
他是怎样早于老子、孔子等先哲600余年，阐述了对后代影响深远的五行学说、王道学说、天人感应学说？
他为什么会成为很多朝鲜人所敬仰朝拜的“祖先”？
从百度搜索商朝名人，对箕子的描述是这样的：
箕子，名胥余，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爵为子，故称箕子。
生年：（约公元前1173年—公元前1080年）
箕子与纣同姓，是殷商贵族，性耿直，有才能，在纣朝内任太师辅朝政。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后纣愈奢靡，旦夕酒作乐而不理政。箕子屡谏纣不听。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也”。于是箕子便披发佯狂为奴，随隐而鼓琴以自悲。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而囚禁之。武王灭商建周后，命召公释放箕子，向箕子询治国之道，箕子不愿作周的顺民，带领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州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后，箕子过殷（朝歌），见宫室毁坏荒凉，遍地野生麦黍，心甚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这里“狡童”系指纣王，意为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落得这般天地。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今朝鲜平壤有箕子陵，是其遗迹。唐朝时，在朝歌南关建箕子庙，文学家柳宗元为其写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间，在南门内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遗址尚存。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箕子，是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名胥余。作为中华第一哲人，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因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
箕子其人、箕子朝鲜其事，在国内外学界争论颇多，这之中既有书缺有间的问题，也有观点与方法论的分歧，而后一点更为突显，从而使古朝鲜史的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
《尚书大传·洪范》中都有记载。周武王灭殷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鲜侯国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国遗事》记载：“都平壤城（小字注：今西京）。”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余年，直到西汉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箕子朝鲜可以说是朝鲜半岛文明开化之始，据说今之朝鲜喜爱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遗风。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贤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之一。因纣王无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鲜。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去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以至于箕子朝鲜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朝鲜的存在。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人民都珍视这一有据可查的史实。在朝鲜有自己的历史记载以来，或者说直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朝鲜、韩国的史书、教科书都沿袭了这一历史学说。
箕子作为儒家前驱，其思想上承大禹，下开周公“明德保民”和孔子的“仁”。
韩愈《箕子碑》对箕子的评价是九个字，即：“正蒙难”，“法授圣”和“化及民”。
1“正蒙难”是说他在隐居时心忧天下，以“箕子操”来寄情抒怀。
2“法授圣”是说周武王灭商后向箕子咨询治国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畴传授之。
3“化及民”是说箕子在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
一、“正蒙难”
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见微知著。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衰象初显的时候，外表上轰轰烈烈，其实内攘却上来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象箸而箕子唏”，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夫商之季世，纪纲之废，道德之堕极矣。”（王国维语）商朝的灭亡决不单单是纣王一个人的过失，而是令整个国家民族沉迷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堕落习俗里面去了，如历代王朝末世一样。
当有人劝他离开殷商另谋高就。他说，我如果这样去做，是在“彰君之恶”和“自说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独自一人隐居在箕山，闲暇时候借乐曲《箕子操》抒发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当纣王闻知箕子近况，遂囚禁其在今天一个名叫“箕子台”的地方。箕子在那个地方构思出洪范九畴的伟大思想。
二、“法授圣”
当周武王以“小邦周”打败“大邑商”后，曾经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地不耻下问于箕子，箕子就把洪范九畴治国大道传授给周武王。
这个洪范九畴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实在不得了。它阐述了行政方式、行政准则及行政决策方式，是一部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奠定了阴阳五行说的基础，提供了中国人传统思维的框架。
从洪范九畴的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等人生实践内容的全部，但它决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是就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
社会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畴”提出的真正目的，这与亚里士多德提出范畴理论的本体论目的可谓是天壤之别。就目的的思维特征而言，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提出，是出于一种“纯知识”的兴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畴”的提出则是出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用性需要。
从方法的角度看，亚里士多德对范畴的获得方法和途径进行了自觉的反思，在思维上具有思辨色彩，一种远离人生感觉经验的纯理性态度。这反映在范畴篇前四章内容。相反，洪范九畴是中国人对人生、社会现实关怀而求得的经验知识。“这些分类的标准是经验，故可视为经验的综合。”（成中英）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西方思维方式是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实用、经验的三位一体。所谓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实就是这种思维下的“杰作”。
箕子作为思想家最伟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并且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制”。“五曰皇极……皇极，皇建其有极……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史记宋微子世家）在这里箕子阐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观。“皇建其有极”就是要国君建立治国的典范，这个典范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义）。后人释“皇”为大，释“极”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
三、“化及民”
在那次两人高峰会面之后不久，周武王把朝鲜作为箕子的封地赏赐给他。箕子来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颁布实施具有宪法性质的“八条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礼仪。今天朝鲜穿衣喜欢白色，就是“殷人尚白”这一习俗的延续。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
“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多年以后那个春天，箕子朝周。路过当年故都废墟，不禁悲怆凄然之情油生，于是作诗《麦秀歌》：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箕子朝鲜”君子之国
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朝鲜最早是西周灭商之后，商朝遗臣箕子到朝鲜半岛与当地土著建立了“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汉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公元前3世纪末，朝鲜历史上第一次有所记载。在中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中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
约公元前11世纪前后，商周交替之时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鲜。这在《史记·宋微子世家》、《尚书大传·洪范》中都有记载。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
根据韩国人的历史书《三国遗事》所载，檀君的后人在箕子来到朝鲜之后，带着人民南迁，以免和箕子带来的人造成冲突。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三韩的始祖。
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一千年。根据《太原鲜于氏世谱》，朝鲜的鲜于氏源自箕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箕子开始，一共经历了41代君主，直到公元前1世纪才被灭。
出于民族主义原因，目前有部分朝鲜韩国学者对此段历史的存在有一定争议，不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
箕子与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古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箕子以一个哲学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出现在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其学问、其人品、其影响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说，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名村阳邑县域之治的初始
斗转星移，逝者如川。当时光的年轮定格在公元前约600年，即春秋时期。作为巩固国家政权，奖励有功之臣的分封制，成为了王者君侯治理国家，笼络群臣的通行手段。而太谷这一块地肥水美，且有着先进农耕文明的土地，自然是他们的必选之地。周朝周襄王时，其属国晋国的国君晋文公（重耳），为了表彰“大夫”（官名）“处父”（人名）之功，将“阳”地（即距今太谷县城东15里之阳邑村），作为“食之邑”（提供食物之地）封赏给他。而此地也因此而名“阳邑”，一直沿用至今。
到公元前221年，中国统归于秦，始皇嬴政汲取前车之鉴，为了强化皇权，遂废分封，而置郡县。作为私有领地性质的阳邑划属太原郡辖制，虽无县治之名，实有县治之实。西汉时正式晋级县治，始称阳邑县。王莽篡汉后的新莽天凤元年，即公元114年，改称繁穰县，然仅昙花一现。东汉时，又复原称。
《据永乐大典·太原府志》（1403年）5204卷《古迹》记载：“阳邑城，在县东一十五里，汉旧县，后周西徙今县是也。”
又据《读史方與纪要》（1692年）载：战国时，古阳邑为赵腹地，被秦占领，赵于阳邑附近另筑一城，戌兵御敌，名曰副井城，即今侯城乡南副井村。
《太谷县志》乾隆六十年本（1795年）又载：“阳邑城在县东二十里故县治也。春秋时晋大夫阳处父食邑。北周建德四年徙今治，废址微存，芳草满其上，视伯处独加茂焉，为十景之一”。
阳邑村距今已有2600余年的历史，是“山西历史文化名村”。
古城太谷历经沧桑的名县
太谷县名的由来
太谷县境在春秋时期为晋国大夫阳处父的封邑，西汉因置阳邑县，属太原郡。原县治在今阳邑村，至北周建德四年（575年），阳邑县始移于白塔村，即今县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名为太谷县，并一直沿用至今。据《元和郡县志》等文献记载“以县西南有太谷，故名”，原来太谷县名源于一条叫“太谷”的山谷。
“太谷”之名据清《太谷县志》解释为“太行之谷”，其实在古代“太”通“大”，太谷即大山谷的意思，它指今天祁县通往沁县的子洪口谷。这里古属阳邑县地，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变迁，现已属祁县了。
太谷（指谷口）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桓冯传》：“上党见围，不窥太谷”。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曰：“太谷自太原趣上党之道……今并州太谷县西有太谷是也。”《水经注》中也记载：“侯甲水又西北历宜岁郊，经太谷，谓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文中的侯甲水、太谷水也称为胡甲水、甲水，今人称为昌源河。
太谷（指谷口）古称侯谷、胡谷，历来为太原通往晋东南的要道，也是山西著名古战场。五代时，北汉刘继元在此筑隆舟城以抗宋军，所以宋代又称这里为“隆舟谷”，金元时期称为“龙州谷”、“龙猪谷”。清代以来，又因谷口为祁县紫红镇，故称“紫红口谷”，俗写作“子洪口谷”。
这条大山谷北起祁县子洪口，南至沁县西汤，长约60公里，昌源河流贯其间，两岸悬崖壁立，鸟道崎岖。明代文人王世贞在《适晋纪行》中描述了太谷的险途：“两岸皆高山绝云，中为巨涧。沿涧水而北，泉声益奇，崩峡束流，为瀑布、为帘、为怒虬、为渴虹者不一，盖自是山皆石骨矣。第左道尽则渡而右，右道尽复渡而左，其险视西塘不啻类之，凡数十渡，气竭兴亦尽矣。”
太谷（指谷口）中部最险仄的地方叫南关，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陷太原，粘罕率师南下，途经南关时被这里险绝的地形所惊愕，然而宋军却无一人设防，粘罕立刻转惊为喜，仰天叹道：“关险如此，而使我得度，南朝可谓无人。”金兵终于顺利南下，威胁东京，宋朝被迫割地求和。后人在南关曾立“粘罕仰天叹处”石碣，记下这一军备不振坐致亡国的惨痛教训。经游者有《南关怀古诗》抒发了千百年来游人的感怀：“一水回还渡，山多路易穷。危岩顶上压，断岸足边空。高鸟飞难度，单车辙不通。可怜宋君相，坐失此关雄。”
近代以来，这条通道曾多次拓宽修筑，特别是近年来，交通条件更得到极大改善，同时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所产生的作用也愈加显得重要了。
“太谷何寥廓，山树郁苍苍。霖雨泥我涂，流潦浩纵横。”这是著名的少年才子、曹操之子曹植，在送别其弟曹彪时所著《赠白马王彪》诗篇中的四句。曹植虽官场失意，但因其才高八斗备受世人推崇，其“愤而成篇”的《赠白马王彪》自然迅速地就在士人以及官僚阶层中流传，成为了其后期重要的代表作。而当时的阳邑县治虽已迁出阳邑村徙栖白塔村，但县名仍用“阳邑”似有不妥。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上苍固有的安排，白塔村的地理位置正处于太行山之谷地，更可与此名作附会，岂不就是一个绝妙的县名！太谷县名因此而来也未可知。
隋开皇十八年，即公元598年阳邑县正式改称太谷县。其疆域所辖与现今无甚差别，而县名太谷在日后的岁月中，虽有极其短暂的变故（唐武德三年，即公元620年太谷、祁县合并置太州，六年废州复县，1958年11月祁县并入，1961年祁县析出复设）但仅为历史的小小插曲而已。“太谷”之称一直沿用至今，已经1400多年了。
1400多年，用现代人的时间观念来考量，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概念。而在我们的先辈们看来，又是那么的短暂。而在他们短暂的人生历程中，用超人的智慧和胆略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厚重奇妙的古城。当你游览和徜徉在这座古城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沧桑的历史，欣赏到城堡式的豪宅，领略到闻名天下的四合院，见识到经典的建筑艺术，甚至你会想像得到当年这座古城昔日“百货所及，列为市廛，行者不得顾，御者不得旋”、“见夫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银锭的代称），如水之流，滔滔不断”、“到处堆满金银元宝，有目睹者谓，两三天内无可睡之炕”的繁盛景象。
“小北京”之称
明清时期的太谷古城，不论是街巷、院落，及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还是繁华冗杂的程度，与当年北京大栅栏胡同及其商业景象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杭州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以清光绪年间资产在三十万两白银至七、八百万两白银为限调查山西，当有富商14家，全为介休、祁县、榆次、太谷四县的人。而太谷即有5家，太谷曹氏有资产600~700万两白银，太谷刘氏有资产100万两白银内外，太谷武氏有资产50万两白银，太谷孟氏有资产40万两白银，太谷杨氏有资产30万两白银。太谷富户家数占总家数的357%，太谷富户资产占14家富户总资产的316%。被调查的14家富商中，介休侯氏有票号5家、账局1家和多家当铺；榆次常氏有票号2家、账局4家；祁县渠氏、乔氏有票号4家；太谷曹氏有票号12家，占晋商24家票号的一半。
晋商后期的突出代表孔祥熙论晋商：“要知道全世界最会理财、最会办金融事业的是犹太人。英国人当中，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我们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办了几年的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有传统的经验”；“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抵攥在山西太谷、祁县、平遥三县人士手中，尤以我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汇兑业极盛时，晋省祁（县）、太（谷）、平（遥）三县即有二十余家（汇兑庄），其支店遍于全国各大商埠，晋商不啻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皇库收银饷，非有太谷字样不收”；“当我小的时候，太谷简直阔得不得了。每逢过标的时候，‘协成乾’、‘志诚信’的柜上、院里都堆满了元宝，别的字号也都仿佛。所以外人叫我们太谷为‘小北京’、‘水陆码头’。”
“旱码头”之称
直至民国24年正太铁路通车以前，太谷一直处于交通枢纽地位。两淮商货或入太原或达蒙古，都要经太行山的子洪口或范村口在太谷落脚；从河西走廊，甘肃凉州及宁夏伊克昭盟等地的皮毛，药材等货物，由汾阳渡碛口到太谷集散，就是太原所需南省之货品，也要由太谷商人采买贩运。当时，“太谷商务冠晋省，实为陕甘及东西口商贾之绾毂”。因此被人称为“旱码头”。
“中国的华尔街”之称
明清时期，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华尔街的两旁还没有高大的楼房，就连鼎鼎大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只有几层高，街道上跑的满是马车，场外的交易比大厅内更加活跃，一张大木板可以刻下所有的交易规则。那时，道琼斯股票价格指数的编制和发布刚刚开始，仅12家美国公司在内，其中只有通用电气公司幸存至今。
相比之下，太谷古城似乎更繁华。平日里的繁荣自不必赘述，“百货所及，列为市廛，行者不得顾，御者不得旋”。而每到标期（各地商号结算的日期），太谷的三条街道上都挤满了各地的商贾，交易情况以文献记载，是“见夫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银锭的代称），如水之流，滔滔不断”。票号里是“到处堆满金银元宝，有目睹者谓，两三天内无可睡之炕”。
1907年，曾在纽约街头漫步的27岁的孔祥熙，回到太谷后自豪地说，“我发现纽约的房屋建筑，普遍不如太谷的华丽而坚固。”而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则在其所著《宋氏三姐妹》中直接冠以“中国的华尔街”。
“中国晋商之都”之称
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三版，由当时山西教育厅编辑处发行的《商业课本》第一册中记述：“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城内商号栉比，又多为批发庄，他的支庄，遍满于全国。山西中部的商业，首推祁、太、平、榆。但祁、平、榆三处，固然各有所长，如祁县的茶庄、平遥的票庄，尤其轰动一时。不过要总括起来，还不能与太谷等量齐观，他们的历史，也不能与太谷同日而语。”
在太谷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全县近半数的壮年男性出外长期从事商业活动，谷帮商号遍及全国各大码头。从经营的行业来讲，票号、药材、绸缎、皮货、呢绒、布匹、典当、粮食、杂货、副食、土产、麻铁、颜料、茶庄、客栈应有尽有；从活动范围来讲，北起东北、蒙古，南到四川、广东，西达新疆、青海，东至京、津、徐、沪、杭、闽，全国商埠大邑、水旱码头，几乎都有太谷商人的生意，还远足外蒙库伦（乌兰巴托），俄国的伊尔库次克、莫斯科、日本、美国等地。晚清光绪年间，县城的东街、西街、南街商号林立，鳞次栉比，其中著名的有：协成乾、志诚信、世义信、锦生润、大德玉、大德川、公合泉、裕源永、保隆堂，还有祁帮、平帮设在太谷的分号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合盛元、日升昌、蔚丰厚、蔚长厚等；帐庄有：砺金德、用通五、三晋川；药材行有：广升远、广升誉、广益义、广懋兴、广源兴等20余家；绸缎布匹百货业有：万聚恒、锦全昌、万泰恒、恒升泰、元生利等；土产杂货业有：瑞隆裕、义兴隆、达泉涌；生烟业有西谦亨、北谦亨。这些商号中的多数主要是经营大宗批发业务，其次才是零售。
而在林立的700多家商号中，不乏平遥、祁县、榆次等全省各地晋商名号开设的分号，如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合盛元、日升昌、蔚丰厚、蔚长厚等。省南的平、蒲、绛、解，省北的忻、代、宁、保，以至大朔、归绥，各处的行商贩客，莫不来太谷采办货物，运回本处销售。自火车通行以后，中部各县，以及北省距京绥路近的贩商，虽多亲到外省办货，但是太谷主要货物的销路，并不减退。至于韩侯岭南的客商，仍是来太谷采办一切。太谷以大而全居于了商埠地位。
光绪三十年，即公元1904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奏定商会章程，通行各省勒令照办。当时，各省商会组织一般均设立在省会城市，而山西督府组建山西省总商会，地点却设在太谷，北洸“三多堂”掌门人曹润堂被众商公推为首届会长，成为商界的领袖人物。山西省总商会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商界合法权益；调解商事纠纷；协调会员间、会员与政府间的关系；评说协税，分摊各种费用；征收铺捐；筹议工商业的改良及发展事项；调查商情，统计营业资本、劳工人数、市场物价；审批各商号店铺之开业停业；向政府提出工商法规、课税制度之变更、修改建议；监督管理商号店铺及市场营业，鉴定商事争执的商品优劣、价格高低、票据真伪等；开办商人子弟培训班；出具有关证明，办理以发展工商业及增进公共福利为目的的其他事项；维护巡查街面市场秩序，对欺诈、赖债行为进行强制干预，保护城制使用，组织节日演唱娱乐活动；接待外来商贾和有关人员；承办省、道、府县下达的有关事务等。一直到辛亥革命后，山西总商会才迁入省府住地太原。其突出地位、核心作用和深远影响昭然可鉴。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写道：“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市里，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可见晋商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商帮，而“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由此看来“中国晋商之都”名冠太谷自不假言。
“金太谷”之称
明《太谷县志》记载：“太谷，崇经术，尚礼义，诚为美俗。今观士敦行谊，农力于野，商贾勤于贸易，无间城市、乡村，无不纺织之家，可谓地无遗利，其勤不减古昔矣。”
除以上所述外，太谷在众多的晋商中能够鹤立鸡群，被称为“金太谷”，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就是“太谷标”和“太谷周行镜宝”。
一、太谷标
商人办货，用现金交易，当时钱货两清的实在很少。大多都是先行交易，然后定期付款。这付款的时期，每年中按四季分为春标、夏标、秋标、冬标。每季付款一次，叫做标期。标期结算是一种信用度很高的合同经营。赊销商品，既是商行的买卖，也是票号的放贷。商品卖者与买者的关系，也成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山西各商家适用标期，最普通的是太谷标和太汾标两种。太谷标即太谷一县之标，太汾标即太原府所属的祁县、榆次与汾阳府所属的平遥、介休之标。在地域上讲，太谷也不是独偏于东而另划一区，实系太谷在当时经济上显赫的地位与优势之所在，其一县之势力，可与榆次、祁县、平遥、介休等数县相抗衡，故独为一标。”
太谷标每年又分春二月、夏五月、秋八月、冬十一月四个标期，每期三天。因为众多的票号、商号总部都设在太谷，每到标期，外地分庄的贷款、货款、利润等现银都要运回总部进行结算，每逢标期，各票号的库房银山银海，外地转运标款银两的驮骡、车辆络绎不绝。同时外地商贾云集太谷，向各大商号办理订货、进货合同，清理旧债务，开始发生新的业务关系。太谷各大商号在外地商业大埠设有坐庄，派出专人采办货物，如苏杭的绸缎、川广的药材、四川的夏布、山东的曲绸，蒙古的皮毛、两湖的茶叶、京津沪的洋货等，大量运回太谷，然后再批发给外地商户，省城太原的各大商行也均由太谷进货。标期之日，各商业大户还要搭台唱戏，公演三天，古老的太谷县城，自然是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热闹非凡。
二、周行镜宝
周行镜宝是太谷铸银的一种标记。清代货币实行银钱平行本位，以银为主，钱为辅。银子一般要在铸成10两、50两等规格后，才能在市场上流通。由于银两的成色不同，所以各地的金融本位标则也不同。太谷则以“钱谷平”为标则，成色标准要求为“998”，并标印“周行镜宝”字样，比山西的“24宝”标准要高。因而，凡印有“周行镜宝”的太谷银锭，可以直接入户部银库、省级藩库以及在全国流通。而许多外地元宝则要投银炉重铸，并加盖“太谷重铸”和某银炉戳记，俨然国家制币之所。可见太谷商业和信誉之一斑了。对此，《山西票号史》一书中说：“省库所收之银，其元宝上有太谷孟家银炉所印‘孟合’二字，即可以足银使用而不作化验。”
太原县乡绅刘大鹏执教太谷私塾时，在其《退想斋日记》中记有：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都荟萃于此。城镇村庄，亦多富堂，故风俗奢侈为诸邑最。……五百万金者一户，百万金者三、四户，数十万金者数十户，数万金者则不计其数。
民谣则更加直接和形象地予以表述：金太谷，银祁县，吃不完米面的榆次县。而“小北京”、“旱码头”、“中国的华尔街”、“中国晋商之都”等美誉，都足以使“金太谷”之名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