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弱小的人类开始两足行走在强敌环伺的大地上时，他们必须手持器械（如木棍、石块）才能攻有所获，守有安全；性器有遮掩，才能相处不乱，群体有序；营地有火，才能战胜黑暗寒冷困倦时的恐惧。木棍、石块、遮掩物、火等等都是“外在之物”，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身心依赖、偏好“外在之物”的道路。这是一条科技选择之路。制造石器骨器工具，缝制衣服，发明弓箭，使用火甚至造船航海等，是在原始文明时期就已拥有的科技；驯化动植物、建房筑城、开渠引水、冶炼铜铁、纺纱织布、制造金属工具和武器、发明文字、医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研究天文、地理、生态、人文等，是农业文明时期的科技成就。这些科技成就使人类从一个弱势物种变成了一个能够大规模改变环境、走遍全球、快速繁衍的超强物种，它使许多森林草原变成了荒漠，许多物种走向了灭绝。当人口密度使环境变得不再空旷，资源变得不再丰饶时，人类不同群体和群体内部对土地等资源占有的竞争逐渐加剧，人类社会开始变得纷争不止，动乱不宁。
任何打破生态平衡的超强力量都是破坏性力量，都是众生的不幸。人类以超强力量打破了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物种大灭绝，这是万物的不幸；某个国家、集团、组织以超强力量打破了人类群体间的平衡，这是整个人类的不幸。超强必然导致贪婪和自大，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失衡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超强，使得他们“以万物为刍狗”，而将生态公平正义，众生自由平等视同儿戏。国家超强，使得他们对弱国的主权人权不屑一顾，他们可以为了自身的某种利益或对某些人的复仇，而随意对弱国发动战争，将无数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然生态毁于血海之中。暴君超强，使得他们视臣民的生命如草芥，将他们的生死置于个人喜怒无常、恐怖错乱的摆布之中。巨富超强，使得他们能无止境地“损不足而补有余”，将穷人的生存状况降至自己的宠物水平之下。总之，万物都成了在各种“超强”者们的利益神坛上供祭祀的刍狗。但是，“反者道之动”，失衡是不可持续的，它只会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其代价是原有生态和社会结构的崩溃或震荡。
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对万物关联、人类本性、社会演变、祸福因果有着很多反思和探讨，有的呼吁重建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有的质疑“奇技淫巧”，有的则主张“绝圣弃智”，“返璞归真”。老子对天地万物人事的辩证法则有着通达至极的把握和表述，在他看来，所谓仁义、智慧、社会规范、科学技术之类的东西都是一把双刃剑，放弃这把双刃剑，返璞归真，一切会变得更好：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老子·十八、十九章》）
人们既叹服老子的洞察力，可是又禁不住利诱的撩拨，人类难以回头地选择了老子所警示的功利道路。近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大工业生产的巨大生产力，不仅养活了超出农业时代１０倍的人口，而且创造的物质财富更有千万倍的增长；不仅使超出农业时代总人口的富人的物欲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满足，而且也使穷人在潮水般涌出的财富洪流中心存致富的梦想。科技的这种神奇力量，使几乎所有的人不仅把它当成真理那样信服，而且当成救世主那样膜拜。今天的人类已将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和不断膨胀的文化雄心的实现，都寄托在科技利剑的奋力打造之中。
在这里，人类已无法回避一个选择上的根本性的难题。人类研发和运用科技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自然，使自然为自身的利益服务，这种改变的性质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人类如何选择？这是一个极具迷惑性却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极具迷惑性，是因为人类在这里遇到了思维逻辑上的难题：没有人类的干预，自然也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人类是自然的产物，由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的变化，是否也属于自然变化的范畴？如果是，那即是说人类活动所引起的变化纯属自然的必然，人类不过是受自然必然性的驱动，充当着自然必然变化中的一个因子而已，人类无须对自己的行为反省自责，无须改弦易辙去另作选择，因为人类受必然性的支配而不可能有何自主性。如果不是，那是否即是说人类改变自然的性质是利用自然去反对自然？因而是自然的异化？那么，其结果究竟是人类征服自然还是人类自我毁灭？
生命是自然演化中的一个奇迹，人类又是生命进化中的一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物质的受动性向自我组织的主动性飞跃，第二个奇迹是自我组织向自我意识的飞跃。这种飞跃超越了载体，但又无法离开载体，因而，这种飞跃既属于自然演化、生命进化范畴，又超越于这些范畴，属自然演化、生命进化的“异化”现象（暂借用“异化”一词）。不能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归之为自然的必然，自然并没有必然地决定了张三贪婪无度、李四节俭自律、王五嗜血成性、赵六博爱仁慈，古往今来的无数人类个体活动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这都是由自然的必然所决定的，这个自然就只能是神秘的全能的上帝，就毫无人类的自主性可言。自然演化的受动性与生命的主动性、生命自组织与人的自我意识，虽然后者源于前者、受制于前者，但又不屈从于前者，而是趋向于改变前者、超越前者。这种改变、超越既是生命和意识进化的形式，但又可能是自我毁灭的道路。
生命只是浩瀚宇宙永恒变动演化过程在某个时空中形成的特殊条件的产物，有自我意识的生物又只是生命有着适宜空间和数十亿年时间进化的产物。没有自然的演化，就没有生命的诞生，演化没有持续的相对稳定性，生命的进化就不可能结出智慧的硕果。太阳系和地球的历史及宇宙学研究表明，宇宙的这一空间已有数十亿年并可能还有数十亿年的相对稳定的演化时间，只要不发生行星撞击、近地超新星爆发等毁灭性灾难，生命进化可能至少还能在地球上持续１０亿年以上。但是，就各个具体的生物物种而言，其生灭历史的长短因其适应能力不同而相差很大，平均寿命４００万年，短的可能如过眼烟云，长的数亿年，如鲨鱼就已生存了４亿年。人类的历史还只有几百万年，由于人类进化出了自我意识，并因此而创造出了文化，能够不断地提升认识和利用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能力，在避害趋利、自我保存、利用资源、满足需求上拥有远非其他动物所能比拟的优势，人类婴幼儿成活率不断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人口总量不断增长就是这种无与伦比能力的证明。在今后的进化历程中，如果人类能维护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和进化的环境，同时在遗传上能不断消除可能导致灭绝的隐患，就可望能成为最长寿的物种之一。
但是，人类在这两个方面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一方面，人类生存和进化的环境正在恶化。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础，也是人类生存和进化的基础，现在这一基础正在人类所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中走向分崩离析。
人类是在最近的几百万年中进化出来的一个年轻物种，在地质年代经历了新生代的上新世（距今５２０万年）、更新世（距今１６４万年）、全新世（距今１万年），在这期间，物种数增长很快，更新世和全新世物种数最大值达到２４００科，是中生代白垩纪末期的约２倍（约１２６０科）、古生代的约４倍（约６００科），人类是在几十亿年生命进化到物种大分化、新种大涌现的鼎盛时期诞生出来的。在诞生后的几百万年中，人类完全依赖着物种的丰富性来生存和进化，因为正是生物多样性使地球的生物生产力达到最高，它为人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食物来源。１９９９年，赫克多（Ａ。Ｈｅｃｔｏｒ）等３４人报告了他们在欧洲８国（从北部的瑞典到南部的希腊，东部的葡萄牙到西部的爱尔兰）的生态学试验得到的普遍的结论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导致生产力的显著下降。他们在所有地方的试验中，高多样性的样地都同时具有比单一种植更高的生产力，即使是生长得最好的单一种植样地，也不如高多样性的样地生产力高。这一试验表明：物种间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差异，使一些物种组合能更充分地吸收利用环境资源，从而比单一种植时有更高的生产力（生态学上称为“生态补偿机制”）。高多样性又为人类的食物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构成，这对人类的进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据著名的热带生态学家ＮｏｍａｎＭｅｙｅｒ估计，人类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约有８万种。印度尼西亚的村民使用约４０００种本土的动植物物种作为食物、医药和其他有价值的产品，这些物种几乎都没有得到开发、驯化。虽然人类现在种养的动植物只涉及很少的物种，但在农业文明前，人类是完全依赖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即便是现在，野生动植物仍是许多民族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人类现有的药品配方仍有一半是来自野生生物，列入中药的就有约５１００种动植物物种。
同样重要的是，生物多样性的极大丰富还为人类的生存和进化提供了稳定的生存进化环境和健康安全保障，并且为人类的精神智慧提供了无限博大深邃的不竭源泉。生物太阳能利用、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水循环、土壤形成、垃圾处理、空气和水体净化、营养物质循环等都依赖于生物多样性。高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更能抵抗环境压力，并能更快地从压力中恢复，这为人类生存和进化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在生态平衡的高多样性生态系统中，潜在有害和致病生物都受它们的捕食天敌或生物多样性形成的竞争关系的物种所控制，尽管其中各种昆虫物种数量庞大，但从不会爆发大规模的病虫害，而在多样性丧失的失衡的生态系统中，病虫害的爆发则是一种常态，生物多样性是无形中的人类健康和食物安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保障。此外，生物多样性还是文化多样性、哲学、美学之源，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自我的永恒之师，“师法自然”揭示的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
但是，人类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利用自然能力的增强，逐渐走上了一条加速简化生物多样性的道路。今天的地球陆地表面，已有约１／４被人类完全改变，往日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森林和草原变成了城市、村落、道路和单一种植的农田、高强度放牧的牧场；还有约１／４的草原、半干旱草地、森林受到人类不同强度的放牧、伐木等活动的影响；没有直接被人类改变的陆地表面，也已被城市、村落、农田、道路、水利设施等分割破碎，人类排放的各种有毒污染物质则随着水汽循环、食物链传递而遍及地球的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体中，从而恶化了地球表面的气候、所有生物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的健康，使生物多样性以空前速度被耗减，幸存下来的也无一不被污染。今天的人们列举环境问题时可以排出一串名单，但其中最大最关键最具威胁性的问题是物种大灭绝和环境污染！物种大灭绝既是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反过来又会成为加剧物种大灭绝和环境恶化的原因。地球自然史上的物种大灭绝历时百万年，而人类造成的大灭绝虽发端于几万年前，但形成巨浪只是在近几百年间，而且只要人口还在增长，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没有根本性的转变，大灭绝的浪潮还会更加迅猛。在地质史上这是一种突发性的变故，它严重削弱了盖娅自循环、自调节、自平衡的机制，使所有现存的生物物种都被置身于进化速度的竞赛之中，都面临着一个险象环生、变化莫测的前景。
另一方面，人类在环境剧变中不仅无法置身事外，而且还有可能深陷恶性循环的旋涡之中因过度的乐观和雄心而不能自拔。近现代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使一些科学家和学者对未来信心满满，不仅以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等人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人口越多越好、生产力可无限发展、资源可无限替代、经济可无限增长的无限乐观理论，更有以著名物理学家、弦场论的提出者米欧奇·卡库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家提出了文明将从现在的“０类文明”迈向２１世纪的“第一类文明”（行星文明）、８００年内的“第二类文明”（恒星文明）、几万年后的“第三类文明”（星系文明）的无限雄心理论。尽管人们希望这些尽人皆大欢喜的无限美好的理论最终能成立，但在无限时间过程最终证明它可能成立之前，人类却必须在其充满变数的前行道路上能有效地渡过所遭遇到的各种危机。就当前而言，仅是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物种大灭绝４因素相互加强的危机，人类如何去渡过呢？由于人们过度迷信市场和科技万能的神话，相信它们将创造引领人类突围的奇迹，而对现实中正在逐步加深的危机采取的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策略。
只要人口爆炸、贪欲膨胀、公平正义失落、社会分离对抗的状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上述４因素相互加强的危机就没有科技解决的办法。不过人们仍然寄希望于科技能在危机中开辟一条使人类独善其身的道路，这就是生物工程。在这里，人们可以放开思路去尽情设想，人类能否在万物灭绝、洪水滔天、赤地千里、病菌肆虐、烈日如火、冰封万里的各种极端环境中生存？人类自身能否百毒不侵、金刚不坏、长生不老、独享其乐？如果能，人类似乎就无须去化解上述危机就能安然渡过危机。
人类通过生物工程去研发抗涝、抗旱、抗病、抗虫、抗热、抗寒的转基因作物，能否在物种大灭绝、气候剧烈变化的环境中为人类提供丰富充足的食物呢？可以肯定地说：不能！
首先，是因为所有这些“抗”都是有限的，抗涝不等于旱作物能像水生生物那样在水中完成整个生长周期；抗旱不等于整个生长周期能滴水不进；抗病抗虫不等于百病不侵、万虫莫犯，能经受任何病菌害虫及其变异种的攻击；抗热抗寒同样都有个限度，未听说有在摄氏５０度以上的高温下和零下几十度的冰川上生长繁衍茂盛的植物。同样，人类可以弄清动植物的生长要素，并可以在人工环境中利用科技手段集合这些要素使动植物生长，但这也不等于人类可以抛开自然环境、告别种植和养殖业，在工厂流水生产线上直接生产粮食和肉类，来满足人类的食物需求。
其次，是因为基因资源仍然来自于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丧失了生物多样性就等于耗空了这个基因库，人类即使拥有解读和剪接基因的能力，也难为无米之炊。丧失了生物多样性，就等于是丧失了几十亿年生命进化的成果，摧毁了现代环境的擎天支柱，地球环境就会从大气到土壤到水体整体性发生逆向演替。在这种环境中，不仅人类现有的动植物食物不复存在，就连喝的水，呼吸的空气也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科技能否通过大幅度提升人的“内力”，即将人类改造成类似于神那样的生命形式呢？基因技术正是重组生命形式的技术，它能给人类带来这种希望吗？即使撇开伦理上的困难仅考虑技术上的可能，这也是个神话。利用基因修补、替换技术来治愈许多疾病、延缓衰老过程是完全可能的，但基因技术不可能使人类获得能经受极恶劣环境的不死之身。地球上确有不死的生命，但它们仅限于某些单细胞生物，这些生物能够通过细胞一分为二地分裂而不断地延续自身的存在，除非直接杀死它们，它们就不会死亡。微生物由于繁衍速度极快，其适应环境的基因变异能极快地被选择，因而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某些微生物能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有的甚至能在宇宙射线密集轰击的太空环境中存活较长的时间。许多植物种子在干燥环境中存放很多年后仍能发芽生长，动物的精子也可以冷冻若干年后再复活并使卵子受孕。可惜这些都是单细胞生物的能力，多细胞生物无法做到，进化使多细胞生物在获得新的能力的同时却又丧失了这种不死的能力。
人类可以大规模地灭绝多细胞生物，也可以直接杀死单细胞生物，但却不大可能灭绝单细胞生物，单细胞生物是地球生命的基础，在盖娅调节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人类虽然在肢解、吞噬盖娅的一些组成部分，但盖娅仍能顽强地生存的原因。盖娅进化出了人类，并以其基础部分的不死和其他部分的可再生，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富有弹性的舞台，这就是今天盖娅虽然伤痕累累但人类仍能生存的原因，而且是人类对未来能生存得更好而抱有信心和乐观的理由。但是，这种信心和乐观要求改变人类的不当行为方式，而不是支撑贪婪和自大的更加膨胀。人类自以为处于进化的顶端，可以无所不能，为所欲为，但无情的事实是，生物进化过程始终是一种适应性替代另一种适应性，而不是适应性增加，直至进化出万能的适应性。进化是不可逆的，人类利用基因技术有可能在治疗遗传疾病、改善健康水平、延长生命周期等方面取得前人难以想象的进步，但不可能使自身获得某些单细胞生物不死的能力或全能的适用性。人类可以利用基因技术在生物学意义上克隆自己，但却不能克隆自己的社会阅历、思想和情感，这是独一无二且不可逆的。人类大概不能承受一个或一群与自身貌合神离甚至众叛亲离的克隆体的困扰，即使能承受，这样的克隆体因失去了有性生殖的基因交流优势，迟早就会因丧失适应性进化的能力而自行夭亡。这样的克隆体当然也更不能像某些微生物那样在太空中经受宇宙射线的轰击，不能在外星上自由行走。人类还有可能利用科技来大幅地提高智力水平，但带来的却未必是福祉而可能是麻烦。正如高个子看起来有优势，但进化为什么没有选择个子越来越高而是比一万年前更矮了？因为个子越高对心脏的压力越大，患癌症的几率也越高。聪明人看起来有优势，进化为什么没有选择脑袋越来越大而是比一万年前更小了？因为太聪明对健康不利，记忆力很强的人多是记忆强迫症、孤独症患者，过目不忘令人痛苦不堪。人的肉体与精神有一个平衡机制，打破这种平衡，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