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口语并不统一，我国多方言区，不但语音不同，而且用词造句也颇有差别，文学语言要择优录用，有所取舍。方言里面有很多生动的词语，可以丰富文学语言，如上海方言里将干瘪可憎的游民叫瘪三，就很生动，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选用了这个词语，增加了作品的形象性：“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冶淤《我怎样学习写作》，《论文学》，第191页。
于《坟·写在掖坟业后面》。
盂《和青年作家谈话》，《论文学》，第332—333页。
榆《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
方言里还有些特殊的语调，运用到文学语言里，会增加作品的地方色彩。但方言里有许多偏僻的词语和难懂的语调，如果滥用到作品中，虽然本地人倍感亲切，但是广大外地读者却读不懂，那是不足取的。这里摘录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的一段为例：“王阿二一见小村，便撺上去嚷道，‘耐好啊！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啘，直到仔故歇坎坎来。爷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覅动气，我搭耐说。爷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边，轻轻的说话。说不到四句，王阿二忽跳起来，沉下脸道，‘耐倒乖杀哚。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耐末脱体哉，阿是？爷小村发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说完仔了。爷冶这里叙述语用普通话，大家都能懂，对话则纯用苏白，除苏州一带人以外，外地人是难得懂的了。这样的滥用方言，是行不通的。
总之，文学语言要以人民大众的口语为源泉，但要加工提炼，当然，又不能加工到脱离口语的地步。鲁迅在一篇叫《做文章》的文章里说得好：“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冶当然，这“做冶与“不做冶的关系，在分寸上是较难掌握的。
《蕙风词话》里说：“词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际，此中消息，正复难言。冶二、吸收外国语中有用的成分语言既然是人们用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那么，各国间展开文化交流之后，语言上也必然相互产生影响。随着外来器物、外来思想的进入，也必然会有外来语的渗入。汉魏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汉语里就出现了许多佛教语汇：菩萨、正果、缘分、戒律、涅槃、皈依、四大皆空、不二法门、阿鼻地狱、极乐净土，等等。“五四冶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各种新名词就更多，从器物名称到学术名词，日见其多。作家应该大胆地吸取外国语中有用的成分，来丰富自己的文学语言。不但新的词汇无法避免，必须吸收，就是在语法上，也要吸收外语语法的精密之处，来弥补我们的不足。“五四冶以来，我们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有较大的变化，就是外来语法影响的结果。鲁迅说：“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冶淤所以在翻译上他主张直译，目的在于“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淤《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冶淤。当时有人主张“宁顺而勿信冶的译法，受到鲁迅的批评，因为“勿信冶就是误译或曲译，当然要不得，而过分强调顺也不好，那样会使外国语法归化汉语语法，失却本来面目，达不到输入新表现法的目的。
当然，吸取与全盘照搬不同，吸取是有选择地取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照搬则离开汉语原有的基础而全盘洋腔洋调，这是难以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五四冶以后，产生过一些洋腔洋调的作品，终于被淘汰了。在词汇上也不能滥用外来语。列宁早就批评过：“我们在破坏俄罗斯语言。我们在滥用外国字，用得又不对。可以说缺陷、缺点或者漏洞的时候，为什么偏要说‘代费克特爷呢？冶于。这种滥用外来语的情况不但俄国有，我国“五四冶以后也屡有发生。比如，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什么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奥伏赫变（扬弃）、普罗文学（无产文学）等等音译名词，充斥作品间，而且还要生造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弄得佶屈聱牙，不能卒读，严重地脱离群众，反而缩小了革命文学的影响。语言虽然是不断发展的，但有较大的稳定性，不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变动太大，如果新名词狂轰滥炸，就会造成语言上的脱节现象，无法起到交流作用。
三、择用古语中有生命的东西
古代文学语言是根据古代口语提炼而成的，既然现代口语是从古代口语发展而来，而现代文学语言又是以现代口语为源泉，那么，古代文学语言与现代文学语言也就有了渊源关系，古代文学语言中必然有些有生命的东西可供现代文学语言驱使。鲁迅是反对文言复兴最力的语文改革派，但也说：“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冶盂鲁迅自己的作品，引用古语还是比较多的，不但用其语汇，有时还用其文气，如《阿Q正传》的第一段云：
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这足见我不是一个“立言冶的人，因为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
淤《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于《论纯洁俄罗斯语言》，《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第580页。
盂《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这里，整个文气都由古语活化而来，但用得自然，很有意味。不但鲁迅，其他作家也常用古语，如周作人的散文《故乡的野菜》云：
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这里，“钓于斯游于斯冶、“朝夕会面，遂成相识冶，都是古语，运用于此，也很得当，文句既简，又有情意。
我国古代做律诗、骈文，讲究对偶，要求严格，散文虽不讲究此道，但亦常有对句，小说语言即使不对，但在章回的标题上也要对一下，如《红楼梦》第十九回回目：“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冶；第二十三回回目：“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冶；第九十七回回目：“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冶。对偶是由于汉语乃单音字，又多双音词的特点造成的，现代文学作品中也有继承此道的。鲁迅的散文里就常用对偶句，如《记念刘和珍君》云：“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冶“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爷的种子。冶又如《准风月谈·后记》云：“文坛上的事件还多得很：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冶这种对偶句子的运用，有利于感情的抒发，增加了讽刺的力量。
此外，还有古代汉语中的修辞手法，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很值得我们学习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