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要有独特的风格，这是作家创作个性的体现。风格论是文艺学中的重要课题，早已引起古代作家和理论家们的重视，各种佳论，层出不穷。倒是“革命文学冶运动开展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些疏忽，这是因为大家比较注重作家世界观的改造，要求思想的统一，而对于创作个性的发扬，则缺乏应有的重视。既不重视创作个性，自然就忽视风格论的研究了。
其实，革命领袖们在强调文学的革命性的同时，还是注重作家的创作个性的。马克思曾经批评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对于文风的强制干涉，说在这种强制作者依照法律规定写作的横暴要求下，“哪一个正直的人不为这种要求脸红而不想尽力把自己的脑袋藏到罗马式长袍里去呢？冶马克思谴责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冶淤列宁也曾说过：“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冶于毛泽东则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冶的文化方针，并且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淤年版。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人民出版社1956《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选集》第1卷，第64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冶淤但是，要发展艺术风格，实现“双百冶方针，必须有创作自由和学术民主才行，离开了这个前提，则无法实现了。我们之所以在“双百冶方针提出之后，却难以贯彻，反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一花独放的局面，就是因为强调“舆论一律冶的缘故。“舆论一律冶与“双百冶方针是互相对立的范畴，无法调和。
不重视创作个性的发扬，忽视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是不可能造成文艺繁荣的局面的。而文学创作中缺乏个性，也影响到文学理论中风格论的研究。有人批评我国现代有关风格论的论文，大都使人有浅尝辄止之感，就是由于这种现实原因造成的。为了发展我国的文艺事业，我们应该注意艺术个性的发挥，应该加强风格学的研究。
风格的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风格
马克思曾引用过法国作家布封的名言：“风格即人冶。他自己又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冶于这就是说，精神个体的形式是独特的，风格就是表现这种独特个性的东西。
风格的内涵如何？作家精神个体的独特性通过哪些方面表现出来？理论家们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着眼于文学语言，从修辞学的角度研究风格论，如句法的构造，用辞的偏向，隐喻和借喻的修饰技巧等等，各个作家都有所不同，从中可以作出区别。
另一种是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综合起来看。如别林斯基说：风格是“在思想和形式密切融汇中按下自己的个性和精神独特性的印记冶。威克纳格说：“风格并不仅仅是机械的技法，与风格艺术有关的语言形式大多必须被内容和意义所决定。风格并非安装在思想实质上面的没有生命的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人民出版社1977《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面具，它是面貌的生动表现，活的姿态的表现，它是由含蓄着无穷意蕴的内在灵魂产生出来的。或者，换言之，它只是实体的外服，一件覆体之衣；可是衣服的褶襞却是起因于衣服所披盖的肢体的姿态；灵魂，再说一遍，只有灵魂才赋予肢体以这样的或那样的动作或姿势。冶淤我们认为，后一种看法比较全面。因为风格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而且还表现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主题的开掘、人物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等各个方面。如：
题材的一贯性。作家只写他所经历过和感受过的生活，把他独特的生活经验带进文学领域，所以选材有自己的特点，如鲁迅善于写农民的疾苦和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郭沫若则喜欢描写自己的生活和历史的题材。当然，有些作家广泛涉猎各行各业，如阿瑟·黑利，他的《大饭店》、《汽车城》、《超载》、《钱商》、《林肯机场风雪夜》、《最后诊断》等长篇小说，分别写了旅馆业、汽车制造业、发电业、银行、民航机场、医院等各个社会面，但是他在选材上仍有自己的特色，即专门关注各行各业中新与旧、革新与保守的矛盾和斗争，或者说，他是要写出新旧社会矛盾在各行各业中的表现。
主题的独特性。这与作家所关注的问题有关。作家总是从独特的角度去观察生活、评价生活，如鲁迅善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周作人特别关注人道精神的觉醒。
独特的人物画廊。这与题材相关，例如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群体———小官吏、车夫、家庭教师、下层知识分子、小学徒等；高尔基作品中的工人、流浪汉、酒鬼、妓女，以及他们的对立面———老板。
此外，情节结构和描写手法也不同。鲁迅作品平淡、简洁、隽永，如写意画；茅盾作品浓郁、绵密，如油画，在表现手法上大不相同。通俗小说很讲究情节的紧张、曲折、离奇，目的为了吸引人，增强娱乐性；而鲁迅作品则竭力写得平实，使人不致看看热闹，有如隔岸观火，而要让读者把自己摆进去，开出一条反省之路。
当然，在语言上各人的特色更明显。如鲁迅沉郁，周作人冲淡，老舍幽默。而且同是幽默，各人的表现也不同，钱锺书的幽默富有书卷气，赵树理的幽默富有乡土气，而老舍的幽默则富于京味市井气。
总之，艺术风格是通过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但是，它又不是各方面特点的简单的相加，而是一个统一的表现。风格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东西，它淤《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歌德等著《文学风格论》，第15—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植根于作家的创作个性，是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表现。所以我国古代文论常用两个字去总括某种风格。如《文心雕龙·体性》篇把风格归纳为八体，“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冶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把风格归为二十四种：雄浑、冲淡、纤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且不论这种概括是否全面，但他们把风格看作一种统一的格调，则无疑是正确的。
二、风格是作品成熟的标志
在创作的开始阶段，往往有依傍，有模仿，这并不奇怪。但一味模仿，总不能写出成熟的作品。世界上文艺作品千千万万，一个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创性，亦即有别于其他作家作品的独特的风格，这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说，独特的风格，是作品成熟的标识，是作家对于艺术事业的特殊贡献。
对于风格的重要性，作家们自有不同的看法。雨果说：“未来仅仅属于拥有风格的人。冶高尔基似乎不大重视风格，他说：“天才的作家差不多都是拙劣的风格学家，并不出色的建筑师，但却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像雕塑出来的一样，令人肉体上都可以感觉得出。作家中间只有少数人能够以雕塑品的惊人的说服力创造出语言艺术杰作，例如福楼拜。冶但福楼拜本人却说：“一部写得好的作品从来不会使人感到厌倦，风格就是生命。这是思想本身的血液。冶淤当然，风格不是保证创作成功的全部要素。作家要写出好作品，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多方面的努力，但要表现独特性，则必须讲究风格。风格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物，而是创作个性的表现，而创作个性，也就是作家的存在价值，正如石涛所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冶于屠格涅夫也说过：“在文学天才身上不过，我以为，也在一切天才身上，重要的是我敢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一种东西。是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声音。重要的是生动的、自己个人所有的音调，这些音调在其他每一个人的喉咙里是发不出来的为了这样说话并取得恰恰正是这样的音调，必须恰恰具有这种特殊构造的喉咙。
淤转引自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发展》，第18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三、风格的多样化
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不能强调整齐划一，而要提倡风格多样化。这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首先，声色之来，发于情性，作家有不同的创作个性，必然要产生不同的艺术风格。正如屠隆所说：“士之寥廓者语远，端亮者语庄，宽舒者语和，褊急者语峭，浮华者语绮，清枯者语幽，疏朗者语畅，沉着者语深，谲荡者语荒，阴鸷者语险。冶于各人的风格特点是由创作个性之不同而自然形成的，不能强求一律。
其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也是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反映。社会生活错综复杂、丰富多彩，要求反映生活的文学艺术也具有丰富的色彩，这才能与被反映的客观生活相适应。生活中有轰轰烈烈的场面，艺术上有雄浑豪放的笔触；生活中有莺歌燕舞的情景，艺术上需明快欢畅的色彩；生活中有叱咤风云的人物，艺术上宜激昂高扬的格调；生活中有可鄙可笑的角色，艺术上则有讽刺幽默手法。总之，对于不同之反映对象，决不能用一种笔墨。
再则，读者、观众审美趣味的多样化，也要求艺术风格丰富多彩。有的喜欢高山大河，有的喜欢小桥流水，有的喜欢激昂慷慨，有的喜欢行云流水，要广大群众欣赏一种风格是办不到的。而且，就是同一个人，也要求有不同风格的作品来调剂口味。最好的景致，如果天天看，也会觉得乏味，正如鲁迅所说：“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爷的。冶盂正因为如此，所以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艺术上的大一统局面，都是妨碍艺术发展的。而在艺术上树立样板，就是借助于政治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的愚蠢做法，这只能将文艺的百花扼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冶期间，大树特树所谓样板戏，而且还要从中总结出一套“三突出冶的理论原则，用以指导创作，使得所有作品都陷入一个模子里，这实在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艺术风格之不能得到发展，不仅受害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而且也受害淤转引自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发展》，第70页。着重号原有。
于《白榆集》，明万历龚尧惠刻本。
盂《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