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别人也不许进来。后来，老大帝国的大门被外国侵略者的枪炮打开，随着送进来一些东西：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等等。送进来的东西并非我们所需要的，甚至产生了极大危害，这就更加增长了排外情绪。不过，也有些人在失败的经验中觉悟到洋人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阶段是“师夷人之长技冶，想购买些洋枪洋炮，学习些机器制造，用来改造我们的水师陆军，但甲午一战，宣告这个计划的破产；第二阶段是企图实行一些政治体制的改革，想学习英、俄、日的政体，实行君主立宪，但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这条路也走不通；第三阶段才考虑到吸取外国进步的文化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这就是“五四冶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应该说，在“五四冶之前，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介绍外国文化了，如严复翻译的社会学、经济学书籍，林纾翻译的小说，但是，大规模介绍外国文化，却是“五四冶新文化运动的功绩。这种介绍、吸取，促使我国文化思想起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彻底反对专制主义，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
“五四冶文学革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时所有的重要作家，如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沈雁冰等等，无一不受外国哲学和外国文学的影响，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五四冶新文化运动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发扬。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勇于吸取外国文化中有用的东西，勇于批判、改造我国传统文化。他们是伸手自己去拿，而不是等人家送来。拿来和送来有所不同，送来者主动权在别人，我们自己是被动的；拿来则是自己放出眼光，挑选、占有，主动权在我。这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择取。
在我国近代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冶的主张。就是仍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主体，适当地吸取一些西学中形而下的东西来应用。这样，只能学习外国文化的一些皮毛，无法创造新文化。这种主张是洋务派提出来的，虽然早就受到批判，但实际上仍隐藏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渗透在某种文化观念中。在文学问题上，有些人不赞成改变传统的文学思想，只允许吸取一些外国文学的表现手法，其实也是“中体西用冶观点的反映。用这种办法来对待外来文化，那就会像鲁迅所说的，一切新的东西都会像掉在黑色的大染缸里一样，染成了黑色，也就谈不到吸取与革新。
另一种是“全盘西化冶的主张。什么东西都是外国的好，而全部照搬，不加区别，不加改造。这实际上也行不通。因为民族文化思想是长期形成的，它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思想意识的深层，甚至于变成集体无意识，因此它具有巨大的力量，要改造它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想抛弃它则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倒反而为它所抛弃。而且，任何文化思想都有产生它的气候和土壤，搬迁之后，就会起变化，有如淮南之橘，迁到淮北就变成枳，性味完全两样了。外国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于外国文化，只能加以消化和吸取，使传统文化中增加新的养分。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冶淤无论是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学遗产，或者借鉴外国的优秀文学，目的都是为了创造今天的新文学。“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冶于为了创造新文学，就必须进行变革。鲁迅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冶盂推陈出新，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
淤《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
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盂《坟·论睁了眼看》。
修订本后记
本书从1988年出版至今，已有21个年头了，其间修订过两次，现在是间有所增删修改。同时，在艺术分类上删去其他艺术样式，只谈文学的特征，以切合文艺学本来的含意———文学学。与此相应，在全书的某些用语上，也有所更改。
近60年来，是我国社会变动最大的年代，也是文化界教育界变动最大的年代。就高等学校中文系而言，变动最大的，则是文学理论课程。先是从欧美体系变为苏联体系，接着又将苏联体系作为修正主义理论来批判，理论走向是愈来愈左，愈来愈脱离实际。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则又重新向西方学习，引进了许多新理论，并根据这些理论来编写教材。
我有幸亲身经历了这60年变动的全过程，真是被弄得眼花缭乱，有时简直是无所适从。但在这频繁的变动中，却也悟出了一些道理：
对于任何理论，都不能盲从，而必须把它放到实践中加以检验，观察其正确性和适应性，以决定取舍。理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它在实际运用中的合理性，并不在乎它的来头大小和时髦与否。有时来头很大的理论，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是错误的；有些时髦的理论或有其部分的合理性，但却有其片面性，只能部分吸取，而不能全盘照搬。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我们的文学理论界曾经处于与世隔绝状况，这自然不利于理论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地引进外国文论是必要的，这能打开我们的眼界。但是，我们不应停留在介绍阶段，而要利用这些资源来研究本国文学运动的实际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理论见解。外国的文学理论，毕竟是在外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面对的却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我们要吸取外国理论的合理成分，来解决中国文学的实际问题。
正因为我们要面对现实，所以理论观点的存废，要以现实性来衡量。有些理论观点，看似很古老、很陈旧，但是由于它仍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此，仍不失其重要性。例如，文学的真实性问题，就是如此。真实性问题，无论在中外文论中都出现得很早，到了20世纪中期，在中国又成为文艺批判的重要对象。从1955年的批判胡风理论，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1963年的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到“文革冶期间的批判“黑八论冶，“写真实冶论都是首当其冲。反对写真实，就是不肯正视现实，鼓励粉饰现实。这个问题早在五四时期就提出来了，鲁迅和胡适都批判过中国旧文艺的“瞒和骗冶的缺点，但实际上却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至今仍是一个重要问题。文学理论教材如果撇开现实问题不谈，而专谈一些空泛的理论，它的作用又何在呢？为什么许多文学理论教材不能产生现实的影响，而成为学院中的高头讲章，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然，文学理论基础课教材不同于文学批评，也不同于文学理论专著或专题课教材，它不能专谈某一个问题，而要顾及本门学科的全面知识。但知识性与现实性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本书在全面介绍文艺学基本知识的同时，尽量结合我国现代文学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中的文学问题，加以阐述，希望读者在获得文艺学基础知识的同时，能够养成关注文学现实问题的习惯。
本书撰写过程中，研究生郑涵、袁玉敏曾协助查找资料，方向明曾帮助抄写部分稿件，此次出修订版，又承张岩冰博士帮助校对，一并在此表示感谢！
吴中杰
2009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