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裴岑以及两汉多次重大的军事行动给这里带来的汉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必然是巨大而深远的。裴岑碑千百年来一直被置于当地，经历了千年自然界的风化剥蚀和政治的腥风血雨而没有被毁坏，足以说明当地人们对于汉文化的认同和深厚感情。到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岳钟琪驻军巴里坤时，在巴里坤县石人子村荒郊草丛中发现此碑，立即迁至将军府，后又移置汉城北门外关帝庙西阶下，并专门筑亭加以保护。碑亭修建得十分讲究，还请文士为之撰写了两副楹联。
碑亭门楹联：
坐镇前后蒲类国
奠定大小月氏城
碑亭正柱楹联：
老气横千秋海不扬波碑坐镇
流芳到万古名垂露布字生香
上一联说明对于这里曾是月氏故地、蒲类旧国的史实，清代以前和清代学者们已经有所研究和认同，对裴岑及其屡次征战于蒲类的将领们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坐镇”“奠定”是说他和他们的战功不仅对当时社会的太平稳定和汉王朝统一西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下一联不仅说碑文书法堪称一绝，是书法珍品，更隐含了两个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一是据说因碑文意蕴深远、书法精湛，有不少戍边将士争相拓印，返乡时带回珍藏。有一部分湖南籍军士回到湖南乘船过洞庭湖时遇到风浪，船被打翻，人纷纷落水，可凡身揣碑文拓片者全都生还，无拓片者全部丧生。所以后来复员军人回家必带拓片。清人方士淦对此传说亦作了记载：“汉敦煌太守碑在镇西府关帝庙，石质，年久，直台黑玉。桐轩多赠数张，相传能避风，船上携之吉。”
另一个传说是，蒲类海中有冷龙，所以巴里坤奇寒，尤其是城中一旦鞭炮声、鼓锣声振动，海面上必起大风，气温骤然下降，自裴岑碑移至城北关帝庙修亭置之于内后，对冷龙有极大震慑，“海不扬波”是因为有“碑坐镇”，巴里坤气候有所好转，故大家称它为镇海碑。因此，每年祭奠镇海碑的活动很隆重，仪式庄严肃穆。到立春之日，府、县官吏携百姓宰猪杀羊给镇海碑“领牲”，还在庙宇里唱戏，祈求神灵护佑，风调雨顺保障丰收。
这就给镇海碑蒙上了神奇的色彩，使之“神化”。人们争相拓印碑文。有人怕因此而损坏碑刻，就仿刻一尊木碑专门供人拓印，字体与真迹无二。原碑字迹清晰，笔锋亦无缺损，实为珍品。
1931年，甘、青军阀马步芳之堂弟马仲英进军新疆，马仲英亲率精兵攻入镇西。这之前守城军将怕关帝庙成为马仲英攻城堡垒，忍痛烧毁庙宇群落，因为此关帝庙是当时镇西最大最宏伟的庙宇群落，也是修建的最早的庙宇，民间有“先有关帝庙，后有镇西城”的说法，镇海碑也被烧裂。当时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张钧，将已裂开的石碑用麻皮蘸胶水箍好，并用毡裹好碑身，用牛车运到仙姑庙的月光楼下珍藏。（顺便需要简介的是张钧，他约1910年出生于镇西，在镇西读私塾，于松峰书院毕业又去迪化深造。以后曾任吐鲁番县、乌苏县县长。被盛世才投入监狱。出狱后回镇西任县民众教育馆馆长。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错误“精减”，70年代后期平反，1999年去世。）正巧那年大旱，三乡农民心急如焚，就有人说这是“镇海碑”被移走的缘故，病急乱求医，便召集乡民，强行把碑迁返镇海碑亭原址处。不料在迁移途中弄裂了碑身，但总算不致毁掉。
新中国成立后，镇海碑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于20世纪50年代运往乌鲁木齐，现存放于自治区博物馆。迄今为止，新疆共发现四块汉碑，哈密地区三块（巴里坤两块是任尚碑和裴岑碑，另一块焕彩碑在哈密市与巴里坤交界处，如果班超碑不被姜行本磨去，应为四块）。
对于石碑的如此钟爱，不只是古往今来都不乏保护文物的有识之士，根本的原因是文化的因素，普通的老百姓可能有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些碑的来历和价值，但是他们发自内心地尊重文化、尊重知识。镇西时期府城内建造的字纸炉，是专门用来焚化字纸的。无论官家百姓，凡字纸都不许随意乱丢，更不能踩踏，废弃的字纸一定得运到字纸炉里焚化。更何况刻有文字的石碑，那是圣物，人人敬仰，达到了宗教信仰的程度。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古往今来人心向汉，希望永远保持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无论是哪个民族的人民都绝不希望饱尝战乱的痛苦。
§§§第2节南北朝、唐宋时期汉文化的持续浸润
一敕勒歌唱彻敕勒川
东汉灭亡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但中原各政权仍然维持着对西域的统治，他们遣官设置，推行政令从未中断。三国鼎立，北方的曹魏政权依照汉例，曾于公元221年派张恭为西域戊己校尉，进驻西域。此外，派驻西域的还有西域长史，并将蒲类改称“蒲陆”，属后车师管辖。西晋建立后，仍沿袭汉制，在西域设立“校尉”“都尉”等官职。
西晋之后，长江以北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先后为几个“胡人”建立的政权所统治，江南仅存的汉族政权东晋偏安一隅，后来又先后有宋、齐、梁、陈更替，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也被称作“五胡闹中华”或五胡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存在过汉族张氏的前凉、氐氏的前秦、李氏的西凉，匈奴人沮渠氏的北凉。到了这一时期，包括匈奴、氐、羌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汉化程度都已经很深了。
公元386年，鲜卑人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在黄河流域建立北魏王朝，随即迅速将其势力延伸到西域，东天山一带则在北魏王朝的版图之内。他们还一度将其政治影响扩大到天山南北，使天山南北的大片土地成为北魏割据王朝疆域的一部分。
北魏的统治者鲜卑人很早就接受汉文化的浸染（前面已经谈及），到他们取得政权时已逐渐脱离游牧生活方式，正式设官立制，奠定了国家的规模。在其取得政权后更是自觉加深汉化，从统治理念、统治办法、文化修养、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全面学习汉族政权的治国方略。尤其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孝文帝首先强行迁都，从大同搬到洛阳，率先身体力行，学习汉文化，全面推行汉文化，历史上称之为“孝文帝华化运动”，而且作为制度要求鲜卑人首先是鲜卑上层分子必须做到：1.禁胡服，不准继续穿戴鲜卑人的服装。2.断北语，不许继续使用鲜卑语。3.改姓氏，让鲜卑人都改为汉族人的姓氏，后来的许多汉姓人家实际祖上是鲜卑族。4.婚名族，要求鲜卑人特别是鲜卑贵族要与汉族中的名门望族通婚。孝文帝自己就带头娶了三个汉人望族家的女子。5.禁归葬，已经由北方迁居到中原的鲜卑老者死后不得送往原籍安葬。6.改制度，依汉法改度量衡，仿汉之五铢钱制定太和五铢，根据汉晋的典章制度推行班禄制、均田制、户籍制等。7.倡文学，在洛阳建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等，大兴儒术，重用儒生，极力推行汉文学、汉文化。这种积极的强行汉化措施有力地加速了中华文化的融合。汉文化已经成为当时北魏全国的主流文化。那么作为北魏政权统治下的天山南北、特别是东天山地区，北魏的华化政策必定会得到坚决地贯彻执行，而且在鲜卑人之外的其他民族中同样会贯彻推广。
在北魏建立政权并不断扩张的形势下，被鲜卑人挤出蒙古草原的柔然等部族到中天山以北和阿尔泰山南麓，成为西域的主要人群。他们将乌孙人赶到葱岭的山中，占据了西域大片土地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域其他部族也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如高车王国等。这时候蒲类一度属柔然部。柔然成为北魏进一步统一西域的巨大障碍。
据《北史》记载，北魏永平元年（508年），归顺了北魏的高车王弥俄突和柔然可汗陀汗争夺蒲类草原，大战于蒲类海边，最后弥俄突大败，从葛顺沟（现今巴里坤西部丘陵中的一条山沟）逃走，退避三百里。
在高昌国建立后，高昌王麹嘉向北魏政府要求内迁，魏宣武帝派将军孟威到伊吾（哈密）迎接麹嘉的内迁人员，柔然可汗陀汗得知北魏大军将至，仓皇逃窜，高车王弥俄突见陀汗逃跑，率领部众穷追不舍，终在蒲类海之北击溃柔然军并杀死陀汗，割下他的头发献给孟威，报了一箭之仇。
这一阶段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各民族迁徙往来频繁，分裂、瓦解、重新组合，除原有民族外，北方和西域又增添了包括柔然、突厥、铁勒等许多新的游牧民族。北朝人对这一部分游牧部落泛称“高车”，漠北人称其为“敕勒”。这是当时人们对操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诸民族的统称。敕勒人生活在西域，成为西域的主要人群之一。
到北魏强盛时期，敕勒人居住的地区大都属北魏统治。敕勒人居住的一片草原被称为敕勒川，敕勒川有一首敕勒人唱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苍茫、浑阔、辽远的意境和气象，成为敕勒人对自己家园引以为荣的精神支撑，并成为所有北方草原人民的精魂，故而不仅在敕勒川、西域广为流传，以至成为敕勒人的战歌，而且在整个黄河流域四处传唱。有人提出《敕勒歌》可能是敕勒人的诗歌被翻译成汉语才流传到黄河流域的，可笔者以为根据当时北魏汉文化在全国普及和深化的程度，汉文化应当在敕勒川同样有很深的根基，这首敕勒歌很可能就是敕勒人用汉语创作的。从歌词的意境中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开阔的视野，豪迈的气魄和草原的壮阔，从语言的运用上我们看到了敕勒人驾驭汉语的能力一点也不比汉族人逊色，这首歌最能说明当时敕勒大地文化的汉韵胡风风采。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阴山，不是指现在内蒙古的阴山，南北朝时期的阴山专指现在的天山，如前所说，敕勒人是专指西域操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诸民族，那么，地处西域的阴山只能是天山了，阴山下的敕勒川只能在西域而不会在现在的内蒙古。而天山脚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而又汉文化底蕴如此深厚的山间盆地，非巴里坤莫属，中西部天山类似的地区尽管也有，但当时北魏的统治不包括东天山以西，中、西天山区域汉文化影响尚未达到较深层次。巴里坤民间至今俗语有“天是个扣扣子，地是个盆盆子”，正是这一景状的通俗说明。所谓“扣扣子”是指拱圆形的器物扣盖其上，“盆盆子”当然指四周高中间低的盆状器，这与民歌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吻合。至于“风吹草低见牛羊”之说绝非夸大其词，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这情景在巴里坤也随处可见，更何况一千多年前，人烟稀少，载畜量极小，雨量充沛，地下水丰富，草木丰茂是必然的。在这样的草原上，牛羊肯定肥壮。当然还出产好马，“天马徕，自西极”，把它叫做天马，就看出人们对马的喜爱以至达到神话的程度。直到现在，巴里坤马与伊犁马、焉耆马并称为新疆三大名马。巴里坤马个体较小，反应灵敏，起跑迅速，速度快、耐力强、抗严寒、耐粗饲，驮、乘兼用，悟性好，是自古骑兵喜爱的无言战友，也是农家农事的得力助手。
唐代，将巴里坤草原称为甘露川。恐怕这一称谓在北魏朝时期便开始有了，那时候，佛教已经在西域以至中原盛行，西域的克孜尔千佛洞，甘肃的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等都始凿于这一时期。人们把观音菩萨手中净阳瓶中之水称为甘露，据说它具有滋润生灵，起死回生的功效。据《西游记》里记载的故事说：太上老君和观音赌法，将观音净阳瓶中的柳枝放进炼丹炉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炼成焦木，观音插回瓶中七天后又返青成活。当时人们把这块草原号称为甘露川，可见这地方水草肥美的程度和人们对它的喜爱赞誉之盛，同时从中反映出佛教文化已经在“敕勒川”这片土地上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甘露川”与“敕勒川”近音，把“敕勒川”称为“甘露川”，怕是和不同民族语言发音中的差异有直接关系。
因此，近年来经不少学者研究考证，指出敕勒歌中所唱的敕勒川就是今天的巴里坤草原。敕勒歌唱彻敕勒川，并由此传遍黄河流域，正说明这一带草原在南北朝时或者更早时期就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就是汉文化在西域的集散地。
二姜行本兵驻松树塘
唐朝建立后，对西域的管理在时间和规模上都超过魏晋南北朝、胜过两汉。汉族人麹伯雅在西域建立的高昌王国率先降唐，西域各诸侯国先后依附中央政府。作为当时仍被称为蒲类的巴里坤理所应当属中央管辖。
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麹伯雅死后麹文泰为高昌王的高昌国，受西突厥的教唆背叛唐王朝，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还劫掠中原与西方通行的商贾，扣留东西往来的各国使者，阻断中原与西域的丝路商道和外交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