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民性的实质
在研究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想时，首先要确定国民性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国民性就是民族性，它是一个大于阶级性的概念。是指不同阶级处于同一民族因而形成的某些思想行为，风俗习惯，心理素质，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共同的东西。固然，即使这些共同的东西，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表现方式，常常打上自己的阶级的烙印，但是，作为国民性即民族性来说，仍然可以找到不少共同的东西。
为什么国民性即民族性？因为国民性是外来语。它首先是从日语“国民性”传入中国的，日语“国民性”意为“一国或一民族的全体所共同具有的性质，感情。”因此“国民性”可引申为民族性。英语“nationalism”即可译为民族性。俄语“Hapoдhocгb”即民族性、大众性，因此也可译为国民性。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就是将民族性和国民性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许寿裳以当事人的身份，最早与鲁迅讨论国民性问题，后来，他在《鲁迅与民族性研究》中，也是将民族性与国民性作为同一概念使用的。
过去，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民族性或国民性的研究都是被列为禁区的。谈到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时，除了被认为是他的思想局限性外(笔者过去也有此看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实际上，对国民性即民族性的研究，既是鲁迅启蒙主义思想的发轫，也是鲁迅创作的发轫，用许寿裳的话来说，鲁迅“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对国民性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他是“一位针砭民族性的国手。他的创作和翻译约共六百万字，便是他针砭民族性所开的方剂。”许先生的话虽然未必完全精当，但还是很有见地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将民族性与阶级性完全看作水火不能相容的对立的概念；也并没有将民族性归入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范畴。恩格斯曾认为美国人注重实用，善于解决问题，但是他们还不适于领会抽象的理论。斯大林在给民族下定义时，就谈到“共同心理素质”的问题，他说：“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普列哈诺夫认为：“一个农业民族的性格，是与一个游牧民族的性格是不同的。”他还引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斯的话：“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是一定数目的对象，这些对象都是教育以相同的方式所提供的。对于这些对象的同等的印象，在公民中产生了思想上和感情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名叫民族精神或民族性。”
关于民族性的形成，旧唯物主义者认为气候条件是主要的，例如拉·梅特里在《人是机器》中说：“如果天气一冷，一件极小的事也可以使他变得非常暴躁。某一个民族的精神笨重而愚钝，另一个民族的精神却活泼，轻快而敏锐。这种不同，如果不是由于他所用的食物，由于他的父系祖先的精子，以及由于浮游在空中的无数元素所构成的浑沌大气而来，又是从那里来的呢？”荷尔巴赫在《自然体系》中说：“一个移植于印度斯坦的欧洲人，对于观念，对于体格，会渐渐地变成完全不同的人。”当然，在我们看来，气候决不是主要条件，形成民族性的主要条件在于经济的原因(生产方式)、政治的原因(民族压迫)、文化思想的传统。鲁迅后期在谈到民族性的形成时，就指出了以上的原因。例如他在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中国民族性的弱点形成的原因，一是单一的农业经济，一是异族入侵的结果。前者使人保守，目光短浅狭隘，后者在一部分人中产生了奴隶的根性。至于他在别的许多文章中，都指出了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对民族性格的影响。不但如此，鲁迅认为民族性中还有地域性的不同，如我国“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
在研究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把国民性抽象出来观察，而不是把鲁迅所抨击的社会上的一切病根都作为国民性来理解，问题的困难在于鲁迅在前期常常把阶级斗争的现象与国民性混淆起来，我们要指出这种差别，然后把国民性作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形态来考察，这样就容易搞清问题。
马克思在批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思想方法时，指出“他缺少抽象力，不能在讨论商品价值时，把利润忘记。利润只是固有竞争方才出现在他面前的事实。”我们讨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必须把它与一切非国民性的思想区别开来。
二、 国民性问题在鲁迅思想中的地位
鲁迅的思想有三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具有独创性的社会思想。而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则是他社会思想的核心。
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他的启蒙主义。他早期是民主主义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中期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后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既然要进行启蒙主义教育，不能不探求群众精神上气质上的弱点，因为这种弱点会加强他们的不幸，阻碍他们的精神解放。就整个民族来说，要获得解放，也必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这样，国民性或民族性的问题也就成为鲁迅要集中力量加以探讨的问题。有同志认为，鲁迅早期和中期对国民性的问题固然特别加以注意，后期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就扬弃了国民性的观点，其实不然，直到晚年，他还不断批评国民性的弱点，只是对国民性的形成的解释渐趋于科学形态。鲁迅对国民性即民族性的研究，不但贯穿了他的一生，而且成为他的启蒙主义的一个标志，在他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设想，假使在鲁迅思想中排除了他对国民性研究的部分，不但会消失大量的杂文的主题，而且连《阿Q正传》这样伟大的杰构也无法产生。茅盾说得十分正确：“在现代中国，没有象他(鲁迅)这样深刻地理解中国民族性。”郁达夫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别无捷径。”鲁迅对国民性即民族性的研究是他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国民性研究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在中国这方面是不发达的，鲁迅曾说过：“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其原因在于“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就是说，儒家的道德规范控制和掩盖了人们的心理活动。因此，在近代中国以前，涉及社会状态、社会心理的著作寥寥。然而鲁迅是很早注意及此的，他在给许世瑛开的书目中，要他注意社会情状亦可窥见此中消息。在中国既然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因此鲁迅对外国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和民族性的著作十分注意。他曾介绍过日本安冈秀夫的《从小说看支那的民族性》一书，认为虽然“穿凿附会者多”，“有几点还中肯”。特别是鲁迅三次提到的英国斯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的确给了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以一定的影响。例如该书认为中国人爱“面子”，“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就曾触发鲁迅去研究这样的民族性格。鲁迅在1936年10月5日所写的《“立此存照”(三)》一文中还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也可以看作是鲁迅研究国民性的目的。
中国为什么社会思想的研究不发达，对国民性的研究到晚清才引起注意，这与中国的哲学思想有关。第一，中国的哲学家偏重于理想的追求，忽视现实生活，例如孔子对“仁”的理想的追求，墨子对“兼爱”的理想的追求，老子对“无为”的理想的追求，荀子对“有为”的理想的追求，等等；第二，中国的哲学家崇尚天道，轻视人为；认为天是人的行动的模式、典范。(孔子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认为人应该像天一样，便算达到最高境界，因此，就造成一种因循的作风；第三，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心修养，轻视外物，对社会民生，更为忽略；第四，中国哲学家崇尚抽象、虚无的思想，轻视具体的，感性的、血肉的东西，认为这是沉溺俗务。儒家、道家均不主张沉溺俗务，因此，对社会思想，人们的心理状态都不研究。中国的儒家虽然注重人生哲学，伦理哲学，但目光只限于上层社会，对“下民”不察。
到了晚清，中国思想界转向社会的研究，开始注意了对国民性即民族性的研究，转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群体观念的产生，严复说：“盖群者人之积也”，“夫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所以他管“社会学”叫“群学”，说：“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严复认为：“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乎人心风俗之间。”他还提出“民力、民智、民德”是征验“国之强弱贫富治乱”的根本，“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治从之。”开国民性研究的先河。二是由于物质力量的薄弱，转向求援于精神力量。因此，当时的思想家都比较重视人的精神因素，它的积极方面，充分强调了主观精神的作用；它的消极方面，轻视物质力量。后来孙中山也认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
晚清，对国民性的关注逐渐形成一个高潮，如梁启超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邹容的《革命军》、还有署名壮游发表在《江苏》杂志第五期的《国民新灵魂》，都是当时针砭国民性弱点的文献。一直到20年代初，这类讨论国民性的文章还时有发表。
鲁迅从一开始提倡研究国民性，就与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有着不同的特点(章太炎、邹容例外)：一，命意不同；二，方法不同；三，改革国民性的途径不同。鲁迅首先提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这在当时不但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且还具有个性解放的意义，这是他在一九七年所表述的“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思想的最初体现；也是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最初体现。茅盾后来说：一切伟大的Humnnist的事业，一句话可以概括，拔出“人性”中的萧艾，培养“人性”的芝兰。然而不是每从事于这样事业的人都明白认出那些‘萧艾’是在什么条件下被扶植而滋长，又在什么条件之下，那些“芝兰”方能合葩挺秀。中国古来的哲人，最缺乏者，就是此种明白的认识。“人性”或“最理想的人性”，原无时空的限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中，会形成‘人性’的同中之异。茅盾在同文中还认为鲁迅一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为1903年所提出的“三个相联的问题开创了光辉的道路。”
鲁迅还提出“中国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根据许寿裳的记述，鲁迅认为“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当然，鲁迅当时提出的观念还不免抽象，但是，鲁迅并未停留在这样的抽象的认识上，随着思想的发展，和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化，充实了它们的内容。缺乏诚的指责，后来便体现了如瞿秋白所指出的鲁迅的反虚伪精神。他后来一再反对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惯于“瞒和骗”，乃至一部分人口是心非，成为“做戏的虚无党”，信奉“无特操”的市侩哲学，都是缺乏诚的表现。缺乏爱，实际上体现了反对等级制度(后来又看到了阶级压迫)所造成的隔膜和麻木。这些后来都成为鲁迅在小说和杂文中所针砭的对象。
鲁迅在关于国民性相关联的三个问题中的第三个问题是“它的病根何在”，这就开拓了鲁迅自己所说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主题。鲁迅在发掘国民性弱点形成的病根时，从发现等级压迫到发现阶级压迫，从思想革命导致社会革命，(章太炎改造国民性的方法却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从发掘病根所引出的思想有其实践内容，这就决定了鲁迅比近代思想家对国民性的研究远为深入，而且具有革命的意义。
三、 鲁迅的国民性研究的发展
这是一个内容很丰富很复杂的问题，这里只能勾勒一个轮廓。
我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早期即以1903年(一说1902年)与许寿裳对国民性的探讨以及1907年《文化偏至论》中的“立人”思想为代表。它的优点是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重视精神对物质的改造；它的缺点是未能将国民性的研究安放在经济的基础上。《中国人气质》一书的作者斯密斯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曾引用霍姆的一句话作为题词：“关于人的科学研究是所有学问中最艰深的一门科学。”鲁迅的思想的形成是从研究这门最艰深的科学开始的。因此，鲁迅的小说创作和杂文创作的着重点都在于对人的灵魂的改造。
在鲁迅思想发展的中期，作为改造国民性弱点的最重要的代表作是《阿Q正传》，其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弱点的标志，是这篇作品的第一位的主题。作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流行的精神胜利法，的确是一种国民性即民族性的弱点，它承受了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农业社会的落后的生产力，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异族入侵的血痕，造成了心理上的奴役创伤；儒家的束缚人们思想的文化传统，又成为一种统治思想灌输。
问题是既然要揭发我们民族性格的弱点，为什么要偏偏选择阿Q这样一个流浪雇农作为典型？我觉得这里有三个原因：一，中国既然是一个农业社会，我们民族性格的弱点与单一的农业经济分不开的，因此通过一个农民的形象来表现这点是最为适宜的了。如果通过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上层官僚来表现，显然都有他们的局限性，不能概括我们民族农民气质的弱点；二，鲁迅说过，中国的“百姓，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像压在大石头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阿Q无疑处在受压迫最深的底层，因此，在这样一个忍辱负重的流浪雇农身上，也最能表现重重叠叠的压迫所导致的精神创伤。他们的不能觉醒、奋起，显然是最使希望民族复兴的志士感到痛心的。选择其中的形象作为典型，针砭我们民族的弱点，显然是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三，像阿Q这样的流浪雇农，物质上一无所有，精神上却要处处表现自己的满足、胜利，这不是极大的矛盾吗？正因为如此，就使问题的提出，具有了极大的尖锐性。
不能正确地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将精神因素推向极端，便会产生它的畸形产物——“精神胜利法”，这同样可以追溯到民族的物质力量薄弱的原因。
在鲁迅思想发展的中期，曾多次提到要改革国民性，例如他说：“最初的革命只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地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他还对国民性的弱点进行了针砭，大致有这些方面：一，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所以当时中国人大都欢喜看大团圆的戏文和小说，“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追求所谓“十全十美”，追求虚假的圆满，于是在矛盾面前习惯地闭起眼睛，这象征着“十全停滞的生活”。二，调和、折中、保守：“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保守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旧事物的因循，另一方面对新生的机运的挑剔，求全责备。鲁迅说：“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比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作为中国民族性弱点的保守思想正是农业经济所产生的缓慢的生活节奏，狭隘的视野以及维护绝对统一的严密的儒家学说所陶冶的产物。三，麻木，容易做奴隶。鲁迅中期在许多小说中，都表现了群众尚未觉醒的麻木的精神状态。这是几千年来等级制度的产物，“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一方面是不能感受彼此之间的痛苦，显得麻木，另一方面对自身的痛苦也显得麻木。这样也就减弱了作为个别人抵御压迫的能力，在屡经异族入侵和统治阶级长期高压以后，就滋长了一种“容易做奴隶”的失败主义情绪。而且变成奴隶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欢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四，缺乏敢为最先和“不耻最后”的精神，这也是失败主义情绪蔓延的结果。“万事只怕强出头”，曾经被奉为处世的格言，一旦落在后面，随即松懈了斗志，缺乏坚韧的精神，“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轻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战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鲁迅对一定时期的我国民族性的弱点的针砭，还可以举出一些，如盲目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排斥异端的思想，捧与压(为免害而捧，如捧火神、瘟神之类；被压以后转向比自己更弱者的压)，重礼节面子，缺乏坚定的信念，等等。
鲁迅中期对国民性研究的缺点是：一，有时将阶级性与国民性混淆起来，将所谓上流社会的阶级性与国民性混淆起来，如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当然，在谈到国民性的弱点时，他有时虽说这是“中国的许多人”的缺点，还特别声明：“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但是，总的来说，在中期还没有严格分清国民性与阶级性的界限。二，比较着重针砭国民性的弱点，这是因为当时启蒙主义思潮的高涨，另外，旧势力还在宣传盲目自大的思想。但是，总的来说偏重于指出国民性的弱点是多了些；有时也说得重了些，如：“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三，对国民性弱点的形成未能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找到原因。
到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后期，鲁迅那时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还谈不谈国民性？我认为他后期并没有放弃对国民性的研究，例如在《再说保留》一文中，说到《阿Q正传》的主题时，还坚持了“想暴露国民性的弱点”的观点。在《宣传与做戏》和《立此存照(三)》中都谈到了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后期也还有不少文章针对国民性的弱点而发，如说好看热闹，“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在谈到“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时，认为“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暗示了这是国民性的反映。《故事新编》是融合今人今事的一部神话传说演义，《理水》中的“下民的代表”，在他身上，鲁迅沉痛地针砭了“容易做奴隶”的国民性的弱点，这也是他中期的关于国民性思想的承续和发挥。在谁也不愿意去见“官”的情况下，终于推定了一个头上有疙瘩的作为“下民的代表”，说他有过见“官”的经验；他先是咬定“做代表、毋宁死！”大家把他围起来，连日连夜责以大义，到第四天，答应了。见了“官”后，当被问到水灾以后，饥荒频仍，叶子水苔还吃得来吗？他表现得出格的驯顺：吃得来的。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只有些小畜生还要嚷，人心在坏下去哩，妈的，我们就揍他。于是受到了“官”们的称赞，他便更加奋发起来，回去以后，大声叮嘱居民，拣一份食物送上去：“这是送到上头去的啊！要做得干净、细致、体面呀！……”。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与阿Q精神相通的灵魂，他们共同承受了心理上的奴役创伤；他们是多么善良，却又多么麻木，愚憨，鲁迅对他们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当然，鲁迅在后期，特别与压迫势力论争时，更多地强调了国民性的优点，例如他认为：“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于是，就看见了：“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谈到历史上老百姓的政治态度时，鲁迅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在“一二·九”运动时，北京居民纷纷组织慰问受迫害的学生，鲁迅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鲁迅对中华民族总的看法是：“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
但是，鲁迅在后期虽然多次提到了我们民族的光辉，老百姓的优点，却并没有掩饰我们的国民性的弱点，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鲁迅后期在《习惯与改革》、《买〈小学大全〉记》、《致尤炳圻信》等中提到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重要性和理论，这标志着鲁迅一生孜孜不懈地对中国国民性研究的一个高峰。
四、 鲁迅的国民性研究的方法论
鲁迅后期不但仍致力于国民性的研究(与颂扬国民性的优点的同时，继续针砭国民性的弱点)而且在一些文章与书信中从新的理论认识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了研究国民性的重要性，提出了国民性形成的原因。
在《习惯与改革》中，鲁迅借助于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理论，强调指出：“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到自己满足。”作为国民性的很重要的表现形式是“风俗”、“习惯”。鲁迅说：“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在这里，鲁迅甚至将国民性的改革提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
前面已提到的鲁迅于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的信(今存残片)是研究鲁迅后期的国民性思想最重要的文献。鲁迅说：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人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这里，将日本的国民性与中国的国民性作了比较，指出了前者的天惠——所受的客观条件较中国为好。的确，例如日本人的合群观念集体观念就比中国人为强。一位美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说：“日本人可能比西方人更倾向于集体行动，至少是把自己看成是以集体行事的。大多数日本人甘愿在穿着、举止、生活方式、甚至在思想上都符合集体的准则，而西方人在这些方面至少可以显示一下独立的个性。保全‘面子’这句源出中国但普遍适用的话，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占有很大的分量，但是，他们最关心的则是在本团体其他成员面前的‘面子’。……有人认为日本人的天性特别倾向于成群结队。合群，这是一种到处都很普遍的现象，特别从外部去观察时就更为明显，但是在日本这种现象看上去确实要比其他许多地方更为突出。日本人对风尚和式样向来很敏感。战后的日本人不断地用最流行的booms(繁荣)或moods(兴头)这类英文词汇来形容他们自己。一位刻薄的评论家把日本人比做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直到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打乱了这队列，它们就转变方向朝相反的方向游去，但仍然队列整齐，成群游动。”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中国人的合群观念就比日本人弱，然而，如果说旧时代中国人的“像沙”，正如鲁迅所说：“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于是，便出现了像“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样的“给了后人坏影响”的“经验”。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性也就逐渐丧失了合群的特征。当然，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的自我教育，集体观念正在加强。
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弱点形成的另一个条件是农业社会，这是符合用经济说明意识的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我们前引普列哈诺夫的一段话中，就认为农业民族的性格与游牧民族的性格是不同的。中国单一的农业经济曾使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得十分缓慢，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也处于相应的停滞状态，彼此孤立的小生产的经营方式，由于人多地少不得不精耕细作的劳动方式，几乎一天所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这样的经济条件和生产条件不能不反映到民族心理上，成为一种节奏缓慢、不珍惜时间，狭隘保守的民族精神状态。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鲁迅揭示了国民性弱点形成的第二个条件是政治原因，即“历受游牧民族之害”。中国历史上的鲜卑族拓拨部的北魏(公元386—534年)、契丹人的辽(公元907—1127年)、蒙古人的元(公元1279—1368年)、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公元1644—1911年)都是这样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统治方式和管理方式曾经给人们心理上蒙上了阴影。仅就文化统制来说，鲁迅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鲁迅以为像《东华录》、《御批通鉴缉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等，“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成吉思汗式的统治方式和管理方式，以及后来帝国主义的入侵，的确给我们民族造成了心理上的阴影。这种心理上的奴役创伤与束缚人视野的小农经济，都是产生阿Q主义的温床。
形成中国国民性弱点的还有一个原因，鲁迅在《致尤炳圻》这封信里虽然没有谈到，但是在其他文章中都是一再慨乎言之的，那就是束缚人的思想的儒家和道家的文化传统。孔子以知古复礼为本，老子要人心同归于古朴，因此，“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唐虞，或径入古初，”这种好古传统是对民族进取精神的斫丧。“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儒家“则又设范以囚之”，“许自繇(由)于鞭策羁縻之下”，遂使“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不但表现在文学上常常“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就是表现在民族心理民族气质上也比较拘谨持重、缺乏开朗活泼。
总之，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成为国民性即民族性形成的主要条件。鲁迅在后期，特别着重指出了国民性形成中的经济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他在《“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等文章中，还从经济与政治的原因来解释民族性形成中地域性的差别)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鲁迅后期所达到的对国民性的理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从1895年严复首先涉及这个问题以来所达到的思想高峰，对民族性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结语
鲁迅认为，中华民族虽然承受着可怕的历史惰力，“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黑格尔说：“在对立中，相异者，不是任一别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别物，这就是说，每一方面只由于与另一方面有了关系方得到自己的性格，此一方面只有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来，方能自己映照自己。”压迫屈辱也会产生自己的对立物，中华民族在忍辱负重的历史行程中，形成了一种厚重深沉的民族性格。在晚近，由于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在民族性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坚韧抗争的伟大力量，而鲁迅，正是我国新型的民族性格中一位完美的代表。
198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