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创作的一个不平凡的特点，是它的独创性。还在《呐喊》刚问世时，鲁迅就被誉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独创性是天才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对古人古事的评判，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补充传说、史事的不足，以及古今交融的写法，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
《故事新编》，鲁迅称它为“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自谦其中“速写居多”。但是，顾名思义，这是新编的故事。新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一是鲁迅用新的历史观点来对待故事；一是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大胆地容纳和穿插进了现代的生活。因此，它就冲破了一般的历史小说的框框，是不能用通常的历史小说的定义来衡量的。
正因为《故事新编》是不为常俗所拘的独特的创造，因此，对它的性质就发生了争议。有人认为它是历史小说，渗入现代生活的部分，是“毫无必要的”，是“这部作品确实存在的缺点”。有人则认为它完全是“针对现实的讽刺作品”，“他并不打算写历史，写古人，而是在执行着一种严肃的对黑暗现实的战斗”其实这样的理解都是片面的。我们应该看到，《故事新编》是一种新的创造，作者在这里，表现了艺术家的勇敢的创新精神。
《故事新编》的独创性，从本质上说，乃是客观环境和作者炽热的战斗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由于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而激起了读者的共鸣，这正是这部作品生命力之所在。
一
鲁迅对中国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很早就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鲁迅认为，对历史，对历史人物，例如陶渊明等，如果“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鲁迅所做的工作，正是要从“涂饰太厚、废话太多”的历史中，鉴别出中国的灵魂，恢复古人的本来面目。
在《故事新编》中，正是“用别一种看法研究”古人古事所得出的形象性的结论。特别是后期所写的五篇作品，都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故事新编》写到的古人，有两类。一类是歌颂的对象，有女娲、后羿、宴之敖、大禹、墨子；一类是讽刺嘲笑的对象，有老子、孔子、庄子、伯夷、叔齐。在前者身上，鲁迅提取了我们民族的精英，把他们作为勤劳勇敢、富于反抗精神、为人民谋利益等优良传统的象征；在后者身上，则揭发了他们种种消极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的流毒绵延无已，复活在当时不少现代人身上，因此，鲁迅写他们，是“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
鲁迅是中华民族最忠贞的战士，爱之深而责之切，他曾对我们民族的缺点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批评，但是，他也看到：华士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鲁迅在反驳“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这种谬论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根据传说：“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鲁迅所创造的大禹的形象，固然保持了他“形劳天下”的特点；但是，却把他安排在更广阔的空间，已经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百姓困在树顶，栖在木排上了，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却还在那里找寻诗趣；水利局的考察大员则借口旅途劳顿，姿情于游山玩水。一到他们考察归来，水利局便大排筵宴接风。大禹及其同事是出现在这群颟顸无能的官僚跋扈的背景前，为人民谋利益和置人民生死于不顾这两种思想的斗争便在治水的领导集团内部展开。当大禹说出了他要变“湮”为“导”的治水方针后，大员们便一致攻击起来了。有的诋毁他是蚩尤一党；有的说他违背了老大人的成法，可谓大不孝了；有的劝他还不如“干父之蛊”，以“挽回家声”，总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点上”。他们只要墨守成法，人民的利益，客观的实际，统统都可以不顾。但是大禹是“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才“看透实情，打定主意”，“非‘导’不可”的。恃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事——“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人物，“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一样”。他们和禹一样，都具有“形劳天下”的特征，保持了劳动者的本色。
大禹改用疏导的治水方针，完全是从调查研究出发的，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又征求了百姓的意见，采用了类似群众路线的方式，集中了群众的智慧。群众的力量，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的力量，这是作者赋予大禹的最高的美德，也是为作者前期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所没有的思想光辉。然而，却并没有将禹“神”化，自古流传的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的美谈，得到了合理的释解。要不是从人民的利益着想，是用不到花这么大的力气的，弄得“身体偏枯，手足胼胝”。这在像乞丐一样，脚底满是老茧的禹的形象中，也可以见出这样的蕴含。
《非攻》中的墨子，具有大禹“勤劳卓苦”的传统，也是作者立意要创造的正面形象。《非攻》中的故事，大致都是《墨子》一书中有关章节的铺排，然而，仍有许多创造。鲁迅笔下的墨子，机智而勇敢，热烈而冷静，他要去说服公输般和楚王，但是，决不“只望着口舌的成功”。他一再叮嘱自己的学生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物质准备，当他识破公输般在模拟战争游戏失败以后所生出的杀机时，他说：“以为杀掉我，宋就没有人守，可以攻了。然而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了我的守御的器械，在宋城上，等候着楚国来的敌人，就是杀掉我，也还是攻不下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墨子批判民气论的一节。在古籍上，曹公子虽然对墨子的学说表示过怀疑，并没有记载过他主张民气论。但是，小说中的曹公子却说：“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玩弄玄虚飘渺的民气，轻视实际的活动，这是古代就有的。这是与重视实际、重视生产的墨子的学说背道而驰的。因此，背叛乃师学说的曹公子却又有可能主张民气的。
在这里，我们当然听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的嘈音。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长驱直入，东北三省失守，榆关再陷，华北告急之际，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妥协投降，一方面却空谈什么民气，使人民抗敌的力量消失在虚无飘渺之中。有人鼓吹“战死是我们的生路”；有人要人们准备让敌人砍下头颅；有人说：“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这样的论调，有如丧礼的“嚎丧”，不过是遮掩投降的手段。
墨子在回答民气论者时说：“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这便是衡量任何有关死的理论的一种最高标准。
鲁迅笔下的墨子，重实际，为人民的利益不避艰险，摩顶放踵，席不暇暖，显然也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既代表着我们民族的英贤，也概括了当时人民的英雄的品质。
在历史、传说的英雄人物身上，寄寓自己的理想，讽喻和抨击邪恶势力，这是鲁迅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文学中“风骚之旨”的传统，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是一部发愤抒怀的作品，所谓“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就是说，通过古人古事褒贬现实。《故事新编》深得此意，并且因为究竟是小说，作者的想象更可以自由驰骋。
这在《铸剑》中看得尤为清楚。《铸剑》中出现的黑色人，即托名宴之敖者，鲁迅在他身上寄托了向反动统治阶级索取血债的复仇精神，代眉间尺复仇的黑色人，虽然在《搜神记》里已经具备了雏形(所以鲁迅说自己这篇小说，是“只给铺排，没有改动的”)，但是，鲁迅却大大开拓了这境界，使他成为仿佛是复仇之神般的壮美形象。当眉间尺要尊他为“义士”时，他说：“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当眉间尺问他你是不是为了同情我们孤儿寡妇时，他说：“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然而黑色人也不是像“为艺术而艺术”般地“为报仇而报仇”，他之“善于报仇”的原因是：“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
《铸剑》写在“三一八”惨案以后约半年多光景。“三一八”惨案的血痕，使鲁迅总结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经验，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起一直到它的失败，鲁迅目击了革命者不知流了多少血，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萌生了他复仇的念头。他曾经说过：“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这种与儒家的中庸之道反一调的精神，成为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吃了狼的奶汁长大的”(瞿秋白语)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鲁迅在晚年还赞扬民间戏曲中“女吊”的复仇性格；他在遗嘱中表示对敌人一个都不宽恕。鲁迅的复仇精神，完全是站在被压迫人民一边，集中了他们的愿望和意志，是不能用他个人的遭遇来解释的。因此，黑色人的形象虽然还有在战场上不能保存自己的弱点(这与为了对付敌人而吃鱼肝油的鲁迅不同)，但是他那气壮山河地为被压迫者从容授命的精神以及他的黑瘦的形体都是体现了鲁迅的美学理想的。至于黑色人对人道主义式的同情的批判，则为这篇复仇故事开拓了文学史上的全新的境界。
《奔月》中的羿，是古代神话传说中为民除害的英雄，他将射术传授了逢蒙，逢蒙学到了家，便将羿杀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他的妻“姮娥窃以奔月”。羿无疑是一个用人失察的悲剧英雄。但是，鲁迅为了抒情释愤起见，他并没有让羿死去，当小说中的逢蒙向羿露出了杀机，给他以致命的一箭时，羿也果然翻身落马，逢蒙正要为胜利干杯时，羿却坐了起来，原来他用“啮镞法”对付了逢蒙。至此，逢蒙便只剩得诅咒谩骂了。鲁迅改变了羿枉死的结局，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伸张了正义，这是符合读者的愿望。正如《西游记》里神通广大、惩治奸邪的孙悟空符合读者的愿望一样。神话传说重要的是思想的真实，感情的真实，而这种思想感情的真实依然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民群众的情绪为根据的。这也是《故事新编》打动读者的地方。同样，小说中对窃药奔月的嫦娥，也没有回避表现她自私自利的性格。
鲁迅曾自述《奔月》是“玩笑”之作，但是鲁迅写作的动机不仅是严肃的，而且是沉痛的。他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不少生命，得到的却是攻击、构陷下石的待遇。鲁迅一度感到颓唐，但是，后来他“决定不再彷徨”，要“拳来拳对，刀来刀当”了。这反映了鲁迅对阶级社会中青年的识别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羿的“啮镞法”实在是值得借鉴的，它是阶级斗争与日常处世中不可忽视的自卫手段。这样，鲁迅笔下的羿，就不是一个被残害的悲剧性人物，而是一位有战略思想的老练的英雄了。
《补天》的例子，完全可以说明鲁迅如何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战斗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富有开拓者的独创性。根据鲁迅自述，最初创作的动机，是准备取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解释女娲怎样造神补天的。这就是性的苦闷。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从报纸上看到了维护封建思想的“含泪”的批评家的“阴险”，于是，“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说，反封建的主题出现了。现在我们读这篇小说，感受最深的是女娲对那些口称“人心不古”的小丈夫的厌恶和揶揄。《补天》的主题思想从现实生活中获得而不是根据某种学说沉思所产生，这样一种写作的途径从此便成为《故事新编》的特点。因此，在《故事新编》中回荡的不是历史的悠远的低音，而是时代的激昂的调子。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古事会在鲁迅笔下“活”了起来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这部小说具有独创性的艺术魅力的秘密。
二
如果说，鲁迅在表现古代的正面人物时的独创性是在于发掘他们的思想光辉，开拓他们的精神境界，以达到激励今人的目的，那末，在表现古代的有消极思想的人物时，这种独创性则在于提供暴露他们这种消极思想的典型环境，让他们在最能暴露自己的人事纠葛中充分进行表演，廓大他们的消极思想的部分，以达到警策今人的目的。
这里，最重要的是对这些古人的性格特征的把握，不泥古，不随俗，需要有“用别一种方法研究”的胆识。伯夷、叔齐，一向被儒家尊为“圣之清者”的大贤的，庄子也认为他们有高风亮节。只有法家韩非说他们是“于国君无益之臣”。鲁迅立意固然与儒家完全不同，但是也不是从于国君无益的角度去批评伯夷、叔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采薇》的典型环境里讥笑伯夷、叔齐的小丙君，他那种政治投机心理，他那种“温柔敦厚”的文艺观，品质是远不如伯夷、叔齐的。唱出了“以暴易暴”的伯夷、叔齐是看到了历史的几分真实的。
固然，商纣无道，做了许多坏事，但引起伯夷、叔齐愤慨的却是纣王变乱旧章。抱着这种观念，当然会认为武王伐纣是“以下犯上”，不合先王之道的。但是，在王道的祖师周朝的天下里，也的确并不像历代儒家鼓吹的那般美好，即将动兵，养老堂里的烙饼先小了；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几乎被周武王的武士杀掉；周王是标榜仁义之师的，但和纣王的兵大战起来，却非要杀得他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说是天下太平，可是还有“恭行天搜”的小穷奇这样的强盗。这便是《采薇》中的典型环境，伯夷、叔齐的出走就是因为他们理想中的王道的梦幻破灭了。
因此，伯夷、叔齐的出走的错误，不在于他们背弃了周朝的王道天下，(相反，他们在客观上倒也揭露了王道的虚伪。)而在于他们在阶级社会里实在做不成超阶级的隐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礼法，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伯夷、叔齐终于做不成超然的隐士，饿死了。实际上是碰死在“王道”的理想上。这对当时鼓吹要做“超然”的“逸士”的知识分子是一服清凉剂。然而，许多评论《采薇》的文章，对鲁迅通过伯夷、叔齐对周朝的王道天下批判的这个副主题是一向忽视的，只是一味批判他们的顽固反动，甚至认为伯夷、叔齐连小丙君都不及，这不但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也必然会削弱对这篇作品的思想的深刻性和独创性的认识。
在《出关》中，鲁迅批判老子的“无为”思想，也是具有独创性的。他将惯于作玄虚的哲学沉思的老子拉到现实生活中，让他处理诸如怎样出关等等具体的事情，突出他“只是一个没有法”，不得不顺从了关尹喜的约请，作了一次讲学。又通过关尹喜说他不会恋爱嘲笑了他“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的思想。
小说安排了老子与孔子的矛盾，结果是孔胜老败。这虽说是从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中得到启发，但孔胜老败，也完全是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这样解释其理由：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怛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不爱惜。鲁迅虽然以为孔子是以柔进取的，但是，孔子是进到朝廷上去。小说中通过老子的嘴揭露了孔子阴险的杀机。老子对学生庚桑楚说：“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后就不再来，也不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呀。”“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老子识破了孔丘的阴谋，表明他是棋高一着的。但是，由于老子所持的“无为”思想又注定了他的失败。
对老子的“无为”哲学的批判，可以追溯到鲁迅的青年时代，因为那是一个民族压迫，阶级压迫都空前激烈的时代，谋求民族国家生存之不暇，怎么能容得了“无为”思想呢？然而偏偏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倾向于“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哲学，好作大言壮语，缺乏实干精神，做事退缩苟安，或者不冷不热、温温吞吞。鲁迅甚至愤慨地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因为，“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然而，“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使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苓落”，怎么能够“无为”呢？在30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时，这种思想又一度流行，刨祖坟而及于老子，是切中时弊的。
鲁迅自己说是将老子“漫画化”，但并没有简单化。通过孔老相争来突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就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我们固然要进取，但是也不能像孔子那样进到朝廷，去设计“治民众”的方案。
老子哲学到了庄子那里，更把它推到唯心主义的极端，成为“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无是非观”。于是，“奸邪者济其欲”(叶水心语)，就大加利用了。30年代的反动政客，帮闲文人，曾经纷纷推崇庄子哲学，认为“唯无是非观，遮几免是非”，实际上他们只是要别人无是非，做顺民，自己心中则有着自己的是非的。正因为如此，鲁迅在《起死》中以漫画式的尖锐性批判了庄子哲学的核心。
《起死》中的庄子将赤条条的汉子复活后，当汉子要向他索取衣服时，庄子先是来一套鬼话：“衣服是可有可无的，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汉子没有受骗，要去揪庄子时，这个鼓吹“无是非观”的庄子就大有是非了，“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来，狂吹了三声”，召来了巡士。这便正如汉子所说，成为“强盗军师”了。一个道服岸然，一个赤条条，连巡士也觉得难办，央请庄子可否赏他一件衣服，给他遮遮羞。庄子却说：“那自然可以的，衣服本来非我所有。不过我这回要去见楚王，不穿袍子，不行，脱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一涉及到切身的利害问题，“无是非”论就立刻显出它的虚伪性来了。尽管庄子多么善于诡辩，在事实面前他的哲学立刻破产。
《起死》中的场景是非现实性的，戏谑式的，但是，对庄子思想的批判是现实性的，有着丰富的生活的依据。当我们读着这样的作品时，似乎是荒诞不经的庄子的形象，却像我们鉴赏某些现实主义典型时一样，也有似曾相识的感受。这是因为鲁迅在庄子身上，虽然没有从生活里概括细节的真实，却概括大量的真实的思想，于是，庄子就“活”了起来，作品就“活”了起来。
三
在《故事新编》中，最大胆最独特的创造就是将现代的生活，将今人今事交融在古人古事之中。茅盾认为，这是作者“更深一层的用心”，“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的。
容纳现代生活的“更深一层的用心”在哪里？我的体会：一，是从战斗的效果出发；二，是从思想的内在逻辑出发。因为有些今人的思想与古人有着共同之处。三，由于对古人不及今人的诚敬，故意嘲弄古人。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插入现代生活的反映，开始于《不周山》(即《补天》)，直到最后一篇《起死》为止。容纳今人今事，是鲁迅这部作品中增强战斗性的构思。在《补天》中，象征现代复古派的“小丈夫”，不但古衣古冠，说起话来，佶屈聱牙，是“古”得可以的。到了《起死》，今人就不再是古衣古冠，甚至是穿着现代服装登场了。古今交融的写法，鲁迅是越到后来，越加自觉地运用，而越来越理直气壮地放笔直写了。其中，最出色的成就是《理水》。《理水》中现代生活的篇幅，几乎要占到三分之二，也是《故事新编》容纳现代生活最多的作品。
在《理水》中现代生活主要表现在两部分人身上。一是聚集在文化山上的学者；一是水利局的大员们。尽管已经到了一片泽国，饿殍遍野的时候，文化山上的学者因为粮食是从奇肱国是里飞车运来的，所以还能研究学问。他们或者研究出了“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的“遗传学”，或者研究出了“禹是一条虫，鲧是一条鱼”的“考古学”等等。然而，最足以表现这些学者精神的，是被水利局考察大员垂询之时。这是怎样剔肤见骨的文字呵！请看：“灾情倒并不算重，粮食也还可敷衍，”一位学者们的代表，苗民言语学专家说。“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虽然未免有些泥土气，可是很肥，大人。至于那些下民，他们有的是榆叶和海苔，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并不劳心，原只要吃这些就够。我们也尝过了，味道倒并不坏，特别得很……”
“况且，”别一位研究《神农本草》的学者抢着说，“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M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
“OK！”又一个学者说。大员们瞪了他一眼。
“饮料呢，”那《神农本草》学者接下去道，“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敝人指导过许多次了，然而他们冥顽不灵，绝对的不肯照办，于是弄出数不清的病人来……”
“就是洪水，也还不是他们弄出来的吗？”一位五绺长须，身穿酱色长袍的绅士又抢着说。“水还没来的时候，他们懒着不肯填，洪水来了的时候，他们又懒着不肯戽……”
“是之谓失其性灵，”坐在后一排，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没有法子……”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那些把小民看得注定要吃苦的言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完全是生活的真实。陈西滢就说过，穷人的小孩在“还没有懂人事”时死了，“倒是他们最大的幸福”。人的经济状况不同，说出话来是会两样的。与他们精神契合的是水利局的大员。
《理水》中水利局大员考察的盛况正是旧中国官僚办事的缩影。第一天，与文化山上的学者们座谈。“第二天，说是因为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是学者们公请在最高峰上赏偃盖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后钓黄鳝，一直玩到黄昏。第四天，说是因为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的午后就传见下民的代表。”一待考察结束，考察大员从四处归来，水利局的同事便大排筵宴接风，酒过三巡，大员们就畅谈水乡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他们捧出装在题着“国泰民安”的木匣内的“民食”来，大家赞赏起来。这些情节，在30年代国统区的政府里不是司空见惯的吗？鲁迅只用寥寥几笔的勾勒，便达到了传神的地步。
文化山上的学者的超然和水利局里大员们的颟顸，衬托了大禹和他的同道们不辞劬劳、不怕诋毁的苦干实干精神。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对下民代表的描写，他那种“托大人的鸿福”，“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这是送到上头去的呵！要做得干净、细致、体面呀！……”的精神状态是刻画得入木三分，使我们哭笑不得的。专制政治所造成的小民的浑噩和愚昧，是古今同慨的。
总之，在《理水》中所反映的现代生活是令人震惊的，这里跳动着的时代的脉搏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共鸣，加强了对作品的感受，这是与一般的历史小说不同的。这是作者着意点染的。《非攻》中曹公子的民气论，募去墨子破包袱的宋国的募捐救国队；《采薇》中的小丙君的艺术论，等等，在作者来论，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融合在艺术构思中的。墨子被募去了破包袱这个细节说明，为了宋国奔波的墨子，却招来这待遇，是多少不公平。类似这些通于今人的世态炎凉的描绘，在《故事新编》中是比比皆是的。具有现代生活气息的情节，往往还是使读者进入理解古人古事的艺术境界的通道，因为古今情同一理。
在任何文艺作品中，激起读者强烈的感受，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永远是鉴定艺术上强弱成败的标准。对《故事新编》中的现代生活，读者普遍的感受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在更高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审美需要。这说明，这种独特的创造是成功的。
四
鲁迅在1935年将《故事新编》结集付印的时候，自谦地说过：“过了13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故事新编》艺术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古人写活了。女娲的性的发动的微妙心理，气度恢宏的补天精神；羿的被欺骗的怒火；眉间尺的涉世未深的软弱，黑色人的老练的刚强；禹的风尘仆仆的勤劳卓苦，官员和学者的逍遥淫逸；孔子的阴险，老子的无为；墨子的实干；伯夷、叔齐碰死在心造的超然的幻影上，这些都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刻画。
在艺术上怎样使古人“活”起来？我认为：第一，把握着每个古人的主要的性格特征，用“画眼睛”的手法加以渲染和强调。许多古人古事，通过世代的流传，而深印人心。写出的这类古人，必须使读者感到“是怎么一回事”，具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受，否则使人印象枝蔓，一定“活”不起来。鲁迅充分做到了这一点。第二，古人远矣，怎样去丰富他们行动的细节？鲁迅的做法是根据现代的实际生活的推断来加以补充和丰富。人的解剖是猿的解剖的钥匙。虽然古今迭代，社会变化，今人的思想感情已远比古人复杂，但是毕竟有相同之处。因此可以根据现代的实际生活来加以推断。而且这样做的结果，等于交给了一把理解古人的思想行动的钥匙。第三，不把古人写得神乎其神，而是把他们从“神”或“鬼”的地位上拉下来，放到“人”的地位上来考察。这样就缩短了读者和他们的距离，变得可以亲近和了解的了。鲁迅曾以周鼎为喻，说明一切古物，并非如我们现在所见，因为几千年尘封而失去了原来的“热烈”，相反，它们在当时也都和现在的碗碟具有新气一样，并没有什么神秘的。鲁迅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创造古人的形象的。
把古人写得“活”起来，这就引人入胜，这就为作品的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鲁迅曾指出，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桂公塘》，其缺点就是“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当然，鲁迅并不是不要史实，相反，鲁迅在创作的准备阶段，在披览古籍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例如，即使是《奔月》中的羿的“啮镞法”，在《太平御览》卷三五引《列子》中也能找出其所本的：“飞卫学射于甘绳，诸法并善，唯啮法不教。卫密将矢以射蝇，蝇啮得镞矢射卫，卫绕树而走，矢亦绕树而射。”不过这里甘蝇的啮镞法移到了羿的身上罢了。这在创作中当然是容许的。因为凡是创作，都“可以缀合，抒写，不必实有其事”的。
在博考文献之后，尽其挥写之能事，是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特点。这就与沉闷的“教授小说”区别了开来。因为“使人感到困倦无聊者，并非做诗的学者，而是教授的诗人；用了不过是驳杂的备忘录的学识，他们想使读者吃惊，但所成就，却毕竟不过使自己的著作无味而干燥。”鲁迅自述其“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后者主要指融入的现代生活。关于对这方面的估价，在前面已经论述了。
《故事新编》中的所谓“油滑”，是这部作品的另一独创性的表现。“油滑”主要是指插入的现代生活的反映(如出现在女娲两腿之间的小丈夫)以及有些人物的现代化语言包括洋文等等。对此是颇多争议的。根据鲁迅自己说，因为“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到后期的创作)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可见，“油滑”的开始是因为激发了战斗的激情，安排了战斗性的情节而欲罢不能；到后来，仍要保留“油滑”的特点，是由于对古人不及今人的诚敬，也是从战斗的意义出发的，如最后一篇对庄子，就给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由此可见，鲁迅这里的所谓“油滑”，正是一种战斗的产物或表现形式。鲁迅虽然说过：“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但是，鲁迅说“油滑”的结果，使“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是“有一弊必有一利”的收获。鲁迅对杂文中所谓“油滑”亦作如是观。鲁迅在寄给黎烈文两篇杂文——《夜颂》和《推》的附信上，他就声明自己“此后也想保持此种油腔滑调”。可见鲁迅自己对此是认为瑕不掩瑜的。另外，有了这种所谓“油滑”，造成了作品的一种谐趣，使作品增加了活跃的气氛。
对古人不及今人的诚敬，是作为伟大思想家鲁迅的一个特色。无论从早期的进化论和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鲁迅总认为是今人应该胜于古人的。特别对那些流毒不浅而在人们心目中悬着一副庄严妙相的古人来说，鲁迅则偏要在他头上一拨，嬉弄一下，这时所谓“油滑”，便有特殊的美学意义，用滑稽来揭破“崇高”的假面，使作品显出一种特有的喜剧美感。
《故事新编》是一部从思想到艺术都有独创性的作品，其中充满着作者痛苦或愤怒的笑声，它虽然只能产生于那个时代，但它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将是长存的。
198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