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鸦片战争开其端，由辛丑条约的签订而急转直下的国势颓败的厄运，使每一个爱国志士的心里，燃烧着一种忧心如焚的危亡感。“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维新运动中的英雄谭嗣同的悲怆的长叹，成为当时时代的心声，激起了持久的强烈的共鸣。而后来鲁迅的显示着他青春抱负的著名抒情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则正是这种历史的爱国激情的回响。
鲁迅曾经醉心于科学——医学救国的梦幻。然而，当他明白，“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都是毫无用处的，而“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时，就决定投身于文艺运动了。鲁迅说，“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后来鲁迅还说，要以文艺转移人的性情，改造社会。“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卷四，511页)因此，鲁迅第一篇半是译述半是创作的小说便是取材异域的《斯巴达之魂》，鲁迅第一篇文学论文便是“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摩罗诗力说》。鲁迅毕生的业绩，有三分之一是介绍、翻译外国文学。鲁迅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即使从文学角度来看，其意义也远远超出于文学形式上的革新，而有助于现代化精神在中国文学中的确立。但是，鲁迅介绍外国文学，一个更重要的动机，乃是为了爱国主义。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鲁迅对外国文学的介绍，有这样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 寻求反抗侵略、反抗强暴的精神力量；
二、 寻求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
三、 倾向于与当时中国同一处境的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
一
鲁迅曾经怀着深厚的爱国感情，赞美“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卷八，3页)然而，在“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的侵略下，成了“人得而挞楚鱼肉之”的“孤儿”。所以鲁迅说：“非左操刃右握算，吾不知将何以生活也。”(卷八，3页)
1903年4月，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在张园开会，发动拒俄运动。消息传出，留日学生响应，成立“拒俄义勇队”，并通电袁世凯，以“俄祸日迫，分割在即”，要求开赴东三省抗拒沙俄侵略者。陈天华血书数十通，分邮国内学校，群情激愤。《浙江潮》第四期载有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致清政府的公开信，其中提到：“昔波斯泽耳士以千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据守突阵战死，全部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何以吾数百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正是在这样的爱国浪潮中，鲁迅译述了《斯巴达之魂》，这篇小说描写公元前480年波斯王泽耳士进攻希腊时，斯巴达王黎河尼佗率领军民赴援并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殊死抗敌终于英勇战死全军覆灭的故事。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舆榇以待强敌”。小说着力写了两个因病没有参加这次战役的战士。其中一个听说自己的军队频频失利：“踊跃三百，勇魂早浮动盘旋于战云黯淡处”，最后听到“刃碎矣！镞尽矣！壮士歼矣，王战死矣！”于是这位壮士便“攘臂大跃，直趋战垒”，慷慨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位战士一回到家，便受到妻子涘烈娜的责备，问他为什么要生还？“生还者非我夫，意其鬼雄欤。……愿归者其鬼雄。”那位战士说：“前以目疾未愈，不甘徒死。”这次回来，“以爱卿故”，然而立即遭到了涘烈娜严厉的申斥：“其诚言耶！夫夫妇之契，孰则不相爱者。然国以外不言爱之斯巴达武士，其爱其妻为何若？而三百人中，无一生还者何……君诚爱妾。愿君速亡，否则杀妾。呜呼，君犹佩剑，剑犹佩于君，使剑而有灵，奚不离其人？奚不为其人折？奚不断其人首？设其人知耻，奚不解剑？奚不以其剑战？奚不以其剑断敌人头？噫，斯巴达之武德其式微哉！妾辱夫矣，请伏剑于君侧。”于是涘烈娜便悲壮地拔剑自刎于其夫身旁。后来这位战士仍以身殉国。
鲁迅说：“读者得勿疑非人情乎？然斯巴达固尔尔也。激战告终，例行国葬，烈士之毅魄，化无量微尘分子，随军歌激越间，而磅礴戟刺于国民脑筋里。而国民乃大呼曰，‘为国民死！为国民死！’”。《斯巴达之魂》显然是一阕浩气磅礴的爱国主义的战歌，鲁迅在小说的“前言”中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在这里，震响着那个时代的强音。
正因为从爱国主义、反侵略的立场出发，鲁迅赞扬了德国诗人爱伦德(1769—1860)投身于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说他“以伟大壮丽之笔，宣独立自繇之音，国人得之，敌忾之心大炽。”(卷一，70页)赞扬了另一位德国诗人和戏剧家台陀开纳(1791—1813)慨然投笔从戎，为祖国捐躯的伟大精神，说他的诗集《竖琴长剑》“无不以是精神，凝为高响，展卷方诵，血脉已张。”(同前)诗人的这种爱国主义激情，使鲁迅愈益坚信文艺有振奋民族精神、激励人心的作用：“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同前)并由此认为诗的力量、文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此岂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或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同前)鲁迅也正是首先从文艺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能动作用中，汲取了力量，加深了以文艺改造社会的信念。
为鲁迅多次提到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23—1849)，也是首先从爱国主义角度被加以介绍的，鲁迅说他“不为利役”，仅知为自由歌唱。“比国事渐急，诗人知战争死亡且近，极思赴之。自曰，天不生我于孤寂，将召赴战场矣。吾今得闻角声召战，吾魂几欲骤前，不及待令矣”(卷一，97—98页)，于1849年7月31日在战场失踪，以身殉国。他在是年春写的《作战》一诗，说：“奋勇作战的狂热在我的心头沸腾，我沉醉地吸入了烟熏血污的气味，我向着死亡前进，率领着我的军队！跟着我，战士们，跟着我，匈牙利人！”表现了非凡的献身热诚。鲁迅后来在《野草·希望》中说：“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鲁迅介绍的波兰密克威支(1798—1855)、斯洛伐支奇(1809—1849)、克拉旬斯奇(1812—1859)三位诗人，都有爱国主义诗篇，如密克威支的长诗《格罗苏那》，鲁迅说：“此篇之意，盖在假有妇人，第以祖国之故……则一切事，无不可为者也。”(卷一，92页)勃兰兑斯曾说这首长诗“以清新的诗句叙述了立陶宛的一个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勇敢女性的古老传说，其中毫无晦涩或伤感之处；形式是清新的，精神上的冲击力量是强大的。”诗剧《死人之祭》是密克威支的代表作，其第三卷尤为精彩，充分表现了对侵略波兰的沙皇俄国的仇恨，特别是康拉德之歌：“吾神已寂，歌在坟墓中矣。惟吾灵神，已嗅血腥，一噭而起，有如血蝠(Vampire)，欲人血也。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卷一，95页)诗人以浪漫主义手法抒写了蔑视天意命运冲决一切罗网的爱国复仇精神，实在是感人至深的千古绝唱。因此，鲁迅认为：“报复诗华，盖萃于是，使神之不直，则彼且自报之耳。”(同前)无论在爱国的立场上，还是改造社会的立场上，鲁迅后来都吸取了这种精神。
斯洛伐支奇、克拉辛斯基也都是爱国诗人，“莫不追怀绝泽，念祖国之忧患”。由于他们爱国主义诗篇的遗响，使波兰爆发了1830年起义和1863年的革命。他们的精神常在！
伟大的英国诗人拜伦是鲁迅最为倾心的诗人，鲁迅说：“有人说，G。 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在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象。”(卷一，220页)可见，鲁迅是首先从反抗侵略反抗强暴的爱国主义立场介绍拜伦的。
拜伦说：“若为自由故，不必战于宗邦，则当为战于他国。”这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扩展的形态。拜伦先是帮助意大利的烧炭党，谋求意大利的独立，以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马志尼说：“意大利实大有赖于拜伦。彼，起吾国者也。”(卷一，220页)1821年3月，在土耳其的统治压迫下，希腊爆发了反对土耳其封建领主的革命，1823年，他们请拜伦援助希腊独立，拜伦慨然赴行，希腊独立政府委以总督重任，终以劳瘁，次年病死军中，希腊举行国丧仪式，鸣炮37响，以纪念这位只活了37岁的伟大诗人。鲁迅在论到拜伦这种精神时说：“吾今为按其为作思惟，索诗人一生之内，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卷一，81页)
爱国主义一方面是反抗强暴，另一方面是推己及人，同情和援助弱小民族，正是在这点上，拜伦特别投合了鲁迅的情怀。鲁迅说，有些人自恃“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鲁迅把这些人唤作“兽性爱国之士”。而鲁迅的理想则是：“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由俱足。”(卷八，33—34页)
即使对世上早有定评的大诗人，如果他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有意无意地为侵略者张目，鲁迅也毫不容情地加以批评。例如普希金，鲁迅赞扬过他文章的富丽，然而，他后来“立言益务平和，凡足与社会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诵”，对他“美其国之武功”，鲁迅颇多微辞。按普希金在1831年波兰抗俄时，曾作《俄国之谗谤者》和《波罗及诺之一周年》两诗，前者说：“你们在叫嚷什么，国外的论客？你们为什么用诅咒来威胁俄国？……”以反对国际舆论界对俄国侵略政策的不满。后者有这样的句子：“我们的旗帜，在纪念波罗金诺的日子，又在华沙城的破口上飘扬，而波兰有如那溃败的大军，血腥的旗帜委弃于尘土——暴乱平伏了，不再作声。”可以想见普希金对沙皇侵略政策的辩护。这样的“爱国”显然鲁迅是反对的，相反，鲁迅认为俄国的另一位大诗人莱蒙托夫“亦甚爱国，顾绝异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凡所眷爱，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而及高加索土人。”(卷一，91页)正是从正确的爱国主义而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标准出发，鲁迅对这两位诗人作了明确的褒贬。
鲁迅反对侵略别国，然而十分强调自卫的立场。他说：“夫吾华土之苦于强暴，亦已久矣，未至陈尸，鸷鸟先集，丧地不足，益以金资，而人亦为之寒饿野死。而今而后，所当有利兵坚盾，环卫其身，毋俾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卷八，33页)鲁迅虽然对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表示崇仰，但早在1908年，鲁迅就批评过他的不抵抗主义：“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载使全俄朝如是，敌军则可以夕至，民朝弃戈矛于足次，迨夕则失其土田，流离散亡，烈于前此。”(卷八，32页)二十年后，鲁迅从社会上有不同阶级的情况说明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空想性。而且，鲁迅从世界各民族的盛衰兴亡中，得到了这样一个使人震惊的结论：“故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鲁迅全集》卷一，69页)因此，鲁迅从爱国主义出发，介绍外国文学时就赞美反抗侵略、反抗强暴的雄声。他描写这些诗人和作家，大都像执着兵器不辞流血的斗士。他推崇拜伦居于摩罗诗人首席，其意也在于此。
二
从爱国主义出发，介绍外国文学时，当然不止取其反侵略的一义。鲁迅曾说，在强敌压境、濒临危亡的中国近代史上，还由于自己们的“昏昧乏识”，减弱甚至消磨了斗争的意志，“不知其家之田宅货，凡得几许。盗据其室，持以赠盗，为主人者，漠不加察，得残羹冷炙，辄大感叹曰：‘若衣食我，若衣食我。’”(卷八，3页)这就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甚至比敌人的长驱直入更为可怕，因为首先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
一个民族的衰败，除了外敌入侵，往往还由于缺乏一种振奋自强的精神。没有出息的人总是在过去中讨生活。恰似“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这样的怀古论者，“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而真正要振兴中华的，必须“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鲁迅说他“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就为了这样的目的。(卷一，65页)
由于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的统治，“民声寂寥、群志幽”，不少人犹如昏睡在铁屋子里。当时有一篇文章说：“吾国民之魂，乃不可得而问矣。梦魇于官，辞呓于财，病缠于烟，魔着于色，寒噤于鬼，热狂于博，涕縻于游，痁作于战，种种灵魂，不可思议。而于是国力骤缩，民气不扬，投间抵罅，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而籀其府，而徘徊其都市，则商黯其色，工悴其容，农喘其喘，士淹其气。”因此，从爱国主义出发，介绍外国文学，增进民德、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赞扬了以拜伦为首的摩罗诗人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即“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他们“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后世人心，绵延至于世已”。(卷一，66页)当时中国民族正需要具有这种“精神界战士”的特色的文学，以唤醒沉睡的灵魂、被扭曲被摧残乃至失堕的灵魂。
鲁迅在介绍拜伦时说他“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而不知道瞻前顾后。而那个时代的英国，“虚伪满于社会，以虚文缛礼为真道德，”有自由思想，不苟流俗的人，便谥为恶魔。拜伦遂索性在自己所作的诗剧《凯因》中说：“恶魔者，说真理者也。”(卷一，81—82页)由此也可见其率真善抗的一斑。
拜伦的作品，我们在鲁迅作品中找不出步趋的痕迹；然而拜伦的思想，对鲁迅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拜伦思想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对被压迫者不同于高高在上的同情，而是采取平等立场上的帮助，人溺己溺，鲁迅说他“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卷一，80页)这也正是鲁迅对待被压迫者的基本态度。我们在鲁迅的小说里看到，他对闰土、阿Q、祥林嫂、爱姑乃至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人物的态度，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便使他的作品的深度远远超越于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作品，那些作品往往居高临下地在那里施舍同情，对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并无切身的感受。而鲁迅则与作品中主人公有着命运与共的感情。总之，他要求被压迫者奋发自强。因此，鲁迅的作品更能打动人心。拜伦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卷一，82页)鲁迅说他“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同前)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同样为鲁迅所终身服膺。鲁迅的“韧性”战斗，鲁迅在“遗嘱”中说的“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鲁迅的一生“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毛泽东语)，都可以追溯到这种思想渊源。
鲁迅对雪莱，也认为他是“抗伪俗弊习以成诗”；对果戈理，则认为是“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特别是果戈理那种揭露“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本领，深为鲁迅所赞赏。鲁迅从爱国主义出发，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也善于通过平常的人，用平常的事、平常的话，来深刻地显示出世俗的无聊的生活。
鲁迅在早期介绍摩罗诗人，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们反抗强暴的精神，一是他们改造社会的毅力。在以后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方向上，就是沿着这样的径路进行的。在改造国民性弱点的前提下，鲁迅有时则特别致力于改造社会的作品的翻译。
例如鲁迅早期译的俄国象征主义作家安特列夫的小说《谩》，就充满了反虚伪的精神。小说描写一个人受着谎言的欺骗而成为狂人，从此，“谩”的观念象毒蛇一样啮着他的心，他执拗地追求真诚。他结识一个女子，然而对他也缺乏真诚，他将她杀了，而人世间的谎言依然存在。他希望从上帝那里祈求真诚，亦不可得。小说结尾写道，天地间不可能有真诚，谎言如浓雾迷漫，我们只要吸一口气，同时就会吸进谎言。这使我们感到撕裂心胸的痛苦。这篇小说虽然写得悲观一些，但是也反映了旧社会的某些本质。鲁迅后来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可见鲁迅翻译安特列夫这篇小说是有所针对的。鲁迅翻译的安特列夫的《默》、迦尔洵的《四日》以及后来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工人绥惠略夫》，都是针对旧社会的弊病的。
《工人绥惠略夫》被鲁迅称为是“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它写改革者不被群众所理解，警察追捕时，被正是他为之奋斗帮助他们改善命运的普通百姓报告警察将他逮捕了。它写出了人间的冷漠。鲁迅曾说自己的翻译动机：“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吧。……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压，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象的。”(卷三，336—337页)
直到晚年，鲁迅还翻译了契诃夫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因为它使人笑过以后便发现问题；以及果戈理的《死魂灵》，因为他有“千锤百炼”的“讽刺”，“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
在鲁迅看来，“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卷四，432页)为人生也就是为了提高国人的觉悟，为了爱国主义。当然，鲁迅后来翻译法捷耶夫《毁灭》这样的革命作品，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不过将爱国主义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境界。鲁迅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卷十，336页)
为了改变国民性的弱点，鲁迅还翻译了外国的文艺性的社会评论，例如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等。厨川白村“尝以为‘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所以对于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卷十，231页)鲁迅翻译他的“世评”的动机很明确：“因为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象之故罢，他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卷十，250页)正因为从爱国主义出发，鲁迅在读到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中《北京的魅力》这篇时写道：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国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鲁迅不胜感慨，他说：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卷一，214—215页)在这里，使我们分明感到鲁迅的一颗跳动着的滚烫的爱国的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鲁迅正是希望从外国文学中，找到治疗旧中国社会弊病的药石。鲁迅曾说摩罗诗人能够“起其国人之新生，大其国于天下”(卷一，99页)，这也始终是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第一位的目标，文学上的借鉴还在其次。
三
有同志曾认为鲁迅“在翻译选题上比较混乱”，并举鲁迅介绍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为例，认为这是鲁迅“思想上陷于苦闷彷徨”的一种表现。这种说法是没有看清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社会背景和他的主要动机。为了爱国主义显然是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贯穿线索，反抗入侵的外敌和改造内部社会是其两个方面。即如阿尔志跋绥夫的被认为最悲观的小说《工人绥惠略未》的介绍，也是为了医治旧中国人心的麻木，已如上述。
正因为鲁迅介绍外国文学是为了振兴中华，所以在取材和选题上有一个明确的原则：第一，就是找与中国情况大致相同的国家的作家作品，“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卷一，220—221页)“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卷四，551页)第二，找最能激起当时中国读者共鸣的作家作品，不一定是正负盛名的作家，鲁迅说，当时除拜伦以外，“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密克威支——引者)；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fi Sandor(裴多菲——引者)；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至于“Hauptmann， Sudermann， Ibsen(霍普德曼、苏德曼、易卜生——引者)这些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卷一，221页)又说：“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诃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卷六，219页)第三，从反对阶级压迫建设新社会的角度选择作家作品，鲁迅说：“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卷七，389页)又说：“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卷四，460页)
鲁迅这种出自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介绍外国文学的用心，曾遭到了资产阶级文人的非议和讥笑，林语堂讽刺鲁迅说：“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鲁迅针锋相对地回答道：“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卷六，356页)这便充分说明了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爱国动机，鲁迅说：“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卷一，224页)三复斯言，也是对我们的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