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工人阶级和爱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和北京有数十万工人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不幸这个运动为买办资产阶级所叛卖。鲁迅在《忽然想到之十、十一》中指出，在反帝运动中，必须同时注视国内的动态：“上海的英国捕头残杀市民之后，我们就大惊愤，大嚷道：伪文明的真面目显露了！那么，足见以前还以为他们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对不敢正视现实的“民气论者”，他提出了要求充实实力，不能徒托空言；对讳言旧中国缺点的自大狂，他主张“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除”，由此可见，本篇写在“五卅”反帝运动的巨大历史背景下，是对我国几千年来压迫阶级传统思想的批判(这种传统思想已经反映到文艺方面)，是他自称为“启蒙主义”的思想的体现。
二
本文大致上可分四段。
第一段(即第一自然段)，是引言。“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正视现实是改造现实的前提。存在决定意识。如果对客观存在不敢认识不能认识，那如何会有正确的意识？改造现实的设想、计划势必落空。鲁迅说：“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矫枉过正，未免是偏激之谈。这是鲁迅初期思想局限的残余，那时他把部分落后群众的思想是当作国民性来批评的。恨铁不成钢，鲁迅十分痛心传统思想对人民群众的毒害。他批评的客观意义是积极的，适应着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任务。
第二段(即第二至第十自然段)，这是本文反复论证的重点。首先批评了旧中国的文人“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孔家店兜售的“非礼勿视”就成为对一切“闭上眼睛”派的罪恶渊薮，他们想出种种逃路来，那方法便是：“瞒和骗”。
反映到这类传统文艺上，凡有缺陷，终得补救。高鹗续作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终使“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所以鲁迅说：“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乾净者矣。”(《中国小说史略》)这正是《红楼梦》续作者高鹗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的表现。等而下之，像元杂剧《小张屠焚儿救母》之类，一定要去附会“作善降祥”的古训，使文艺成为封建道德乃至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的说教。即使是彰明的史实，如岳飞被害，则谓前世夙因；关羽战死，则曰死后成神。总之，是不敢正视现实。
这种“瞒和骗”的传统思想，反过来便为历史的惰力，“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不足忧悲似的。”这实际上是证实了封建统治阶级正以“瞒和骗”为逃路，流风所及，贻害百姓。根子是在上面。统治阶级的思想侵入一部分落后的群众中，鲁迅十分痛心这种现象：“沪汉(按：“沪”指1925年“五卅”惨案，“汉”指1923年“二七”惨案)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实际上，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这现象，似乎还不能笼统地归结为“瞒和骗”这一传统思想所导致。但是鲁迅在批判这类消极现象时，却表现了对“沪汉烈士”的无限敬仰，认为这类行为是对工人阶级革命烈士的亵渎。
第四段(即第十一、十二、十三自然段)，鲁迅批判了“瞒和骗”的传统思想和文艺，最后他提出了正面的见解。“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花，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这段话以通俗生动的比喻说明了生活与文艺的辩证关系，至今看来还是正确的。十分可贵的是，鲁迅在谈到生活与文艺的辩证关系时，注意到了作家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他总结了历史上“瞒和骗”的传统思想和这类文艺的反面经验，因此，他强调提出，作者必须摆脱这种因袭的传统思想才会有真正的文艺。他呼吁：“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这种呼声，正好体现了文艺作用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特别意味深长的是，用“瞒和骗”来制造赝品的作者，不管他写什么题材，如何慷慨激昂，义形于色，都逃不了鲁迅的炯炯目光。当国民军北伐前夕，钻在其中的野心家、阴谋家蒋介石及其走狗文人，也曾高唱过冒牌的“革命文学”，在“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之类，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到处听不见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看起来文艺的内容形式都变了，但作者的思想没有变。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在这里，表现了鲁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所以，他认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鲁迅如此强调作者的世界观和立场，这是完全符合文艺作为观念形态的规律的。鲁迅考察文艺的这种鞭辟入里的反虚伪精神，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更显出辉煌的战果。没有革命作家的意识，徒然挂起“革命作家”的招牌，其作品不过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甚至是“和在食物中间”的“砒霜”。
鲁迅最后断言：“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的手法和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鲁迅以自己的作品作出了榜样，鲁迅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闯将。“鲁迅的方向，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三
鲁迅根据已往和当时的生活经验，从人生到文艺种种现象中，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内容，提出了一个具有战斗意义的命题：无论对生活，对创作，都要采取“睁眼看世界”的唯物主义态度，而不能陷入“瞒和骗”的唯心主义泥淖。作为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前提，都要求敢于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否则，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就很容易滑到“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上去。
在本篇中，鲁迅将历史的分析与现实的分析相结合；又使现实的分析与文艺的分析相结合，加强了主题的深度和广度。
在本篇中，鲁迅在揭穿传统思想的骗局时，合乎逻辑地得出了正视现实，“睁眼看世界”的结论；当揭穿传统文艺中的“大团圆”式的骗局时，就合乎逻辑地得出必须“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结论。
本篇在艺术上，以引文从容进入正题，娓娓而谈。间作诙谐讽刺，往往使人绝倒，如说：“我并未实验过，但有时候想：倘将一位久蛰洞房的老太爷抛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将不出闺门的千金小姐拖到旷野的黑夜里，大概只好闭了眼睛，暂续他们残存的旧梦……”对闭着眼睛派的讥讽，十分形象而又生动，使人忍俊不禁而又觉含意深刻。
在本篇中，一进入论题要害处，作者激于义愤，往往情不自禁，大声疾呼。鲁迅的驳论性质的文章往往随着论题的深入，感情也雷奋飙发，动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