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配合北伐进军，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占领上海；3月24日，由共产党人林伯渠同志等参加的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二军攻克了南京。而当时蒋介石则不但按兵不动，并且希望上海工人和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北伐军与北洋军阀的鏖战得胜以后，然后由他来收“渔人之利”，抢夺革命的果实。
鲁迅这篇文章正是在北伐胜利的高潮中，同时又是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前夕，用列宁的观点，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从而提出了要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性的目标，即必须永远进击敌人，直到最后胜利。
二
沪宁的克复，固然使革命的人民沉浸在欢乐的庆祝中，一向关心北伐进展情况的鲁迅，当然也不例外。但是鲁迅却想到更多、更远。他想到了参加北伐军的青年，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人会不会受蒋介石这样的新军阀的欺骗；想到了辛亥革命后的复辟逆流，包括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篡权等等，这使他仿佛觉得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他想到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李大钊烈士的殉难……
鲁迅虽然自谦这是“胡思乱想”，“离题有千里之远”，其实，在庆祝沪宁克复时想到了这些，而不一味陶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正表现了鲁迅的远见卓识，他已经善于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来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如何巩固和发展胜利的方针。鲁迅不仅从历史的经验中看出了阶级斗争的反复性和长期性，从而提醒革命者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清醒的头脑，一鼓作气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他还看到了当时现实中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地继续进行：“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即使像后方广州，反革命的影响也远没有消除。回头看历史，不乏复辟的先例；注目于当前，反革命的危险依然存在。于是，沪宁的克复，就向鲁迅提出了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胜利面前怎么办？
鲁迅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讴歌胜利的表面现象上，而放眼于被胜利所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上。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鲁迅求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引用了这样一段列宁的话回答了胜利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经历过许多斗争，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鲁迅，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引证列宁的这段话，使人感到特别深刻和亲切。鲁迅的心情是与伟大的革命导师共鸣的，他情不自禁地赞扬说：“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并进而指出，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鲁迅说：“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
鲁迅从研究当时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形势出发，对列宁这段名言作了深刻的阐发。第一，“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辛亥革命的失败便是最好的例证。正如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慨乎言之的：当时“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当革命者陶醉于胜利的时候，反革命者却正在加紧磨刀。就在鲁迅写本文的一个月前，即1927年3月间，蒋介石唆使他的走狗屠杀赣州总工会领导人，解散拥护国共合作的南昌国民党部，唆使特务流氓上街狂叫“打倒赤化分子”；悬赏亡命之徒暗杀共产党员。这就充分证明了鲁迅提出这样的警告具有可靠的现实根据和可贵的预见性，它正是针对阶级斗争动向而提出了对敌斗争的革命措施。
第二，防止投机者的潜入。鲁迅曾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三闲集·铲共大观》)因此鲁迅十分警惕到这一点：“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这就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于是，“恐怕研究系(按：北洋军阀时期的反动政治团体)也要讲革命”。当时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在1926年底，《现代评论》就变了论调。“现代评论派”正闹着“土耳其鸡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的把戏，“一群正人君子，……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而已集·通信》)这就是说，先前投靠北洋军阀的“现代评论”派，现在南下来投靠新军阀蒋介石了。当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撕去假面，因此，“现代评论”派也就“都革命了，浩浩荡荡”。但是富于阶级斗争经验的鲁迅，对这些投机革命的家伙，一向怀有戒心。他将他们1926年底的言论与同年三一八惨案时的言论一对照，就真伪立辨，投机气味熏人。正如鲁迅所说：“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鲁迅还以佛教为例，喻示根本违背革命利益、破坏革命纪律的投机者的潜入，只能使革命走向失败。鲁迅后来回忆这一点时说：“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三闲集·在钟楼上》)这里说到的“给一处做文章”，也正是指给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所做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篇文章。鲁迅警惕的正是由于革命的发展，参加革命的人数的增加，致使投机者的潜入，从而将革命“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悲剧，正如同鲁迅的伟大的政治小说《阿Q正传》中所展现的那样，待到革命的对象都自封为革命者时，这场革命也就改变了它的性质，结果革命的基本群众反而成为篡夺革命政权者的迫害的对象。鲁迅的警告，显然凝聚着他自身的丰富的斗争经验，是阶级斗争中的规律的或一方面的总结。鲁迅这样的警告和预言，不久就被蒋介石“四一二”的血腥屠杀所证实。
第三，“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因为这显示了革命的威力，但是如果用辩证法的矛盾转化规律来看，“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这是因为，“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簿，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这样的思想鲁迅在写作本文的约一个月前所写的《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黄花节的杂感》中曾经一再表达过，他认为革命的后方必须时刻想到革命的前线；“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庆祝革命的节日，也必须加紧工作，“为着后来的人们”“培养幸福的花果”。否则，庆祝，陶醉，讴歌只能成为消蚀革命意志的麻醉剂。从革命到不革命到复旧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一切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因此，鲁迅提出的从庆祝，陶醉，讴歌革命的胜利到革命精神的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复旧的转化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体现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鲁迅运用列宁的观点，分析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动向，他的结论是：“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这实在是至理名言。这是鲁迅所提出的著名的“打落水狗”精神的强调和发挥。与此同时，鲁迅再一次强调了革命专政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因为反革命的专政从来对革命者十分“苛酷”，务必“赶尽杀绝”而后快。如果革命者取得胜利以后，不能以革命的专政来防止反革命的复辟，那末，政权是不会巩固的，革命的人民也会再一次遭殃。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只能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因为这类说教适足以庇护坏人，放蛇归壑，使他们暂得喘息，以便卷土重来，反噬好人。因此，能否对敌人保持进击的精神，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当然，这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
三
全文仅一千五百字，却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命题。文章从庆祝沪宁克复时刻的浮想联翩开始，从回顾历史的阶级斗争经验到展示现实的阶级斗争动向，引出了列宁的这段重要的话，作为贯穿全文的主导思想。鲁迅以自己特有的斗争经验，特有的思想方式，尖锐地把握到当时斗争的情况和趋向，并以自己特有的文风和修辞取喻方式，对列宁的话作了印证和阐发，从而提出了当时斗争的战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