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篇以历史人物评论为形式的政论。谈的是金圣叹，矛头所指是当时的现实。因此，为了求得理解，不能不先谈一谈当时的政治背景。
自从蒋介石建立了法西斯的独裁统治起，直到这个反动政权的崩溃，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财阀，在20年左右，竟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达200亿美元。当时工农群众的生活日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工资锐减，最低者仅一角钱一天；工时增加，有些工人的工作量竟高达16小时；失业问题严重，据国民党政府自己估计，1930年全国至少有50万失业工人，实际上远远超过这数字。广大劳动农民，更是身受剥削压榨，挣扎在死亡线上，据不完全统计，仅1929年至1932年，陕西，河南，贵州，甘肃，四川，山西等省饿死的灾民就有1620万人，真是哀鸿遍地，白骨累累。鲁迅本篇，借谈金圣叹为题，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吏——“坐寇”之鱼肉人民，作了猛烈的抨击，并指出了被压迫人民应该自己起来斗争的道路。
金圣叹(约1608—1661)明末长洲(今江苏省吴县)人，本姓张，名采；后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尝言天下才子书有六种：一，《庄子》；二，《离骚》；三，《史记》；四，杜诗；五，《水浒》；六，《西厢记》。据无名氏《哭庙纪略》、《辛丑纪闻》载：清朝顺治十八年，学官弟子百余人哭于孔庙，准备逐去吴县县令任维初。抚臣朱国治叱左右捉拿，捉到11人。经过审讯，供出金圣叹，于是将金囚解到省里。在受刑时，金圣叹口呼先帝(指清朝顺治)。审理此案的四个满族官员大发脾气，说：“现在康熙皇帝刚登皇位，你口呼先帝(即已经死去的皇帝)，是要诅咒康熙皇帝么？”于是，先吃了20个嘴巴，又押入监狱。到7月13日，斩于江宁三山街。据王东叙《柳南随笔》记载：“闻圣叹将死，大惊诧曰：‘杀头，至痛也，藉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
金圣叹虽被清王朝抄家斩首，但从临刑时“口呼先帝”一节来看，其实他倒是忠于官府的。他虽因评点水浒等书而出名，实则上他对农民起义是污蔑的，鲁迅借对金圣叹的批判，生发开去，把矛头转向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压迫人民的揭露，最后，指出由于阶级斗争的启示，对被压迫人民来说：“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二
本篇大致上可分四段。
第一段(即第一自然段)，从要害处落笔，劈头就讲出关键问题，以为将金圣叹列为清朝文字狱所牺牲的要角，“其实是很不合适的”。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鲁迅将金圣叹的“哭庙”与1931年7月北京新月书店分店曾一度遭查抄、《新月》月刊被没收事件联系起来，可谓一箭双雕。关于这宗公案，鲁迅在1933年4月17日写的《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一文中曾有过详细生动的描述。然而金圣叹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因此“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其实他对新朝何尝不忠心耿耿，与“诸生”“讦吴县令不法事”，颇想为大清王朝有所贡献的，受刑时还高呼“先帝”，表示他的忠于大清王朝的苦心。然而主子不但没有赏赐，却为此丢了脑袋，所以鲁迅说：“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第二段(即第二自然段)主要讲金圣叹“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因为，“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的确，他这种理论，李卓吾、袁宏道辈都早已发明，例如李卓吾就将《水浒传》与《史记》比附，认为都是“发愤之所作”(见《忠义水浒传》序)，袁宏道的《听朱生说水浒传》：“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七)试与金圣叹所谓：“某尝道《水浒》胜《史记》”(影印金圣叹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卷三：《读第五才子书法》)比较，显然此说并非金圣叹首创，因袭之处灼然可见。金圣叹批小说，“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是和他维护封建王朝的立场分不开的。《水浒》的作者虽然也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羁绊，但是，在描写水浒英雄的挣扎反抗，却激起人们“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恩格斯语，见《给敏·考茨基的信》)客观上除了皇帝以外对反动官僚都有所揭露和抨击。但金圣叹恰如“论语派”的幽默一样，往往“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在评点中显出了帮忙和帮闲的嘴脸。又如，金圣叹认为宋江权诈，乃于《水浒》写宋江自称忠孝处，特别标出，硬说“作者正深写宋江权诈，乃至于忍欺其至亲，而自来读者皆叹宋江忠孝，真不善读书人也！”真是主观得可以！金圣叹对《水浒》等小说，在文字上虽极口称道，说是作者“绝奇本事”；但对内容的总的评价上，仍站在封建阶级的反动立场，污蔑《水浒》英雄“失教丧心，诚不可训”。所谓“失教丧心”，指的是失儒家之教，丧“仁人”之心。这完全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所谓“诚不可训”，就无异一笔抹杀了《水浒》的内容。例如他要删去“招安”以后的文章，也是“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以即使从金圣叹赖以出名评点的所谓“才子书”来看，也可以说明，他不但不敢对封建正统思想立异，其实倒正是忠心耿耿的卫道者。他的评点索隐，留下的消极影响可谓极大。鲁迅说的“余荫”是反语，实际上是流毒，“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第三段(即第三自然段)。上面两段，一是对金圣叹的人评；一是对金圣叹的文评。从本段起，犹如峰回路转，文章由借金圣叹一点因由而转入主题。
先说金圣叹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由此可以看出“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这样，金圣叹就与当时人民持着相反的立场，“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这是伏笔。从这里起文章就掀起波澜，再一转：“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这样就更进主题一层。何以怕“流官”呢？因为“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真是形象得很！因此，“官”与“寇”就很难分别了。鲁迅对流传于民间的“成则为王，败则为贼”这句成语，下一转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自来封建帝王，犹如“坐寇”，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实质。
但鲁迅的分析又深入一层，说明旧中国的百姓能够喂饱“坐寇”，使“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他们就感到“如天之福”了。因此，旧中国的百姓“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因为，对自己是一样的榨取和剥削。这段话，说得真是深刻极了。说明旧中国的历史，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笼罩在人民头上的是剥削和榨取的大罗网。
第四段(即第五自然段)，照应前文，回到金圣叹批《水浒》上去。“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就缚，他们想不懂。”这表明，金圣叹的维护封建正统法纪的观点与深受荼毒和迫害的老百姓的观点是尖锐地对立的。被压迫人民渴望的是把这一套封建成法打个落花流水。在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以前，即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大军登上政治舞台以前，中国的老百姓——主要是农民渴望采取的都是“劫富济贫”式的农民起义，以打击严锢的封建统治。因此，别有用心的金圣叹虽然删去了《水浒》的后半本，但是“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虽然他们不明白这正是水浒英雄的悲剧。
接着，文笔又陡然一转，斗争的矛头又刺进了一层。以“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这样揶揄的词句作为揭露反动派新的罪行的开端。作者不直接议论、控诉，而是引了一首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然后紧密结合当时的现实，以讽刺的口吻加以发挥。
且看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剥削，不是“官来如剃”吗？当时的“汽车飞艇”，其价值远过于封建时代的“大轿马车”，而“租界和外国银行”这些“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足够存放剥削得来的大量财物，因此，对老百姓，“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例如四大家族通过各种渠道对人民榨取，然后折成美金英镑，存放外国银行，就是一个实例。“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再次点明了国民党反动派正是这样的“坐寇”，同时用反语讽刺和反击了当时反动派对工农革命力量污蔑为“流寇”的无耻攻讦。
最后，是一篇的警策，是全文的灵魂，是画龙点睛之笔，是合乎逻辑的结论：“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阶级斗争中的一条规律。恰如鲁迅所说：“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花边文学·倒提》)人民正是从曲折的斗争道路中认识了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无敌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崩溃，不是最有力的证据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正是鲁迅当时所看到的人民的力量壮大的结果。
三
本文以历史人物评论的形式来抨击时事，斗争的锋芒直刺国民党的大小反动官僚，尤其可贵的是以铁的逻辑论证了人民的力量。
本文善用绕笔，移步换形，曲折多变，如评价金圣叹后引出“流寇”两字，又从“流寇”谈到“流官”，从“流官”谈到“坐寇”；在曲折多变中又回顾前文，照应全局，开拓出新境。如第四段又谈到金圣叹之评《水浒》，以及“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类戏”，接着却又一个转折，另辟蹊径：“不过这还是先前的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文章再翻掀起波澜。因此，篇幅虽短，却百转迎环，处处回抱，缭绕旋折，耐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