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后期的杂文，熟练地运用辩证法，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因此，不但命题新鲜，持论深刻有力，在分析问题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文风也更加无不可施，活泼跳荡，跌宕多姿。这些特点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中，表现得特别鲜明和集中。
一
鲁迅认为，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选本就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选本容易片面性，为选家的观察问题的主观性所蔽。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例如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也见于《续古文苑》)，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而无粒’(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
陶潜的遭遇也是一样。选家大抵只取他的《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于是，“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是，如果顾到看问题的全面性，那么，在他的全集里，就会看到“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这就是说，他还有缠绵的一面。但如果依此判为风流才子，那又失之片面了。因为，他的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所以，鲁迅归纳的结论是：“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更加抑扬，更离真实。”他还举了个浅近的例子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象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这就是说，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实例，但是，用个别的实例来代替全体，从鲁迅上述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荒谬来了。所以列宁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 黑格尔说：“观察事物的本身，一方面要从事物的普遍性去观察，另一方面也不要脱离事物，不要抓住次要的情况、实例和对比，而是要唯一地注意这些事物，并且把它们的内在的东西导入意识。”(《逻辑学》)
这就是说，应当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加以观察，客观事物是互相联系和具有内部规律的，如果不能客观地如实地反映这种联系和内部规律，仅仅根据一些实例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割裂起来，以部分代替全体，那么，就会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就不能全面地来观察事物，就会陷于主观性和片面性。
对任何作家作品，即使就其某一方面发表意见，也必须胸有全局，了解他的全面，评论才能恰当，不致以偏概全，割裂这一方面与其他方面的关系。
鲁迅所举的选本的易偏，选家的易蔽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问题必须全面性的辩证方法。
二
与那种拘于选家成见的选本相仿佛，同样容易犯主观性流弊的是“摘句”。“摘句”容易与全诗割裂，比如唐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如果推为“诗美”的极致，证成“醇朴”或希腊艺术般的“静穆”，那就远离真实了，因为这首诗的主调是颇近“衰飒”的。即使就这两句来说，也不脱试帖的俗套，以“曲终”结“鼓瑟”，“人不见”点“灵”字，“江上数峰青”做“湘”字，算不上“诗美”的极致的。
那么，希腊艺术是否就都“静穆”呢？
鲁迅说：“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语言艺术如此，造型艺术是否独独“静穆”，就很值得怀疑了。因为时代的风格总是相联系的。
诘难者也许要问，你看那些希腊雕像，棱角全无，一片平和，眉宇间好象在做甜蜜梦，极怕众生扰攘，难道不能算是“静穆”吗？
鲁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土财主，买了一个周鼎回来，土花斑驳，古色古香。但是他却叫铜匠把土花铜绿擦得一干二净，一切“雅士”听了当然无不失笑。鲁迅说：“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象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
鲁迅说，就是由于这一启示，改变了他衡量古代美术的眼光的，“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鲁迅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是十分重要的，给我们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特别对历史上的文艺的评价中，应该看到它在当时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后人附加的成分。有人却不是这样，丢开本来面目，把后人附加的成分当作历史真相，那就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
黑格尔说：“认识……认为在自己面前真实存在着的东西就是不以主观意见(Setzen想象)为转移的现存的现实。”列宁对这段话大加赞赏，批注：“这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这就是说，认识任何对象，必须摆脱一切主观的想象，而如实反映现存的现实。把后人附加的成分当作历史真相，实际上把想象代替科学了。这是既违反唯物论，又违反辩证法的。
因此，鲁迅认为，“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虚悬”就是唯心主义，“极境”就是形而上学，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来对待文艺现象，当然会背离实际，陷入“绝境”的。 所以，鲁迅的结论是：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要认识事物，只有认识事物的矛盾性。但是，一个事物的矛盾性又与其他事物的矛盾性相联系的，只有了解到它们的全部总和，对这一个事物才会有恰当的认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只有对这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有所把握，才能对这个人有恰当的了解。然而，即使这样做了，还不能保证主观认识就全部符合客观实际，还只是“较为确凿”。鲁迅在这里留有余地，并没有把话说死，这正是他的辩证法的修养。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再论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鲁迅与列宁的这个意思是相符合的。这是研究一切客观对象唯一的科学方法，当然也是研究文学的唯一的科学方法。
三
既然任何事物(人的思想、表现思想的著作)都是矛盾所组成。自身处于矛盾中，又与其他矛盾相联系，因此，只有从矛盾入手，才能了解一个人的思想、著作。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认为，倘要编集，“如果多少和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是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所谓‘榛楛弗剪’，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这是充满辩证法的观点，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越是能全部展开这样的关系，就越是能加深对其中每个事物的认识。
在编集时如果兼录反面材料，更有着特殊的效用。即使反面材料所起的消极作用，从辩证法看来，它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积极的作用。例如，30年代叛徒杨人曾发表过《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鲁迅指出：“揭起小无耻之旗，固然要引出无耻群，但使谦让者泼剌起来，却是一利。”鲁迅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和“有一弊必有一利”可以相互转化的。“小无耻之旗”的弊在于“引出无耻群”，然而“利”却也埋伏在这里。假使不能“引出无耻群”，还不会使“谦让者”猛醒而泼剌起来的。
“谦让者”即妥协者是不懂辩证法的。他们编起集来，大抵悔其少作，美其名曰：“爱惜自己”。章太炎晚年手自编定的《章氏丛书》，驳难、攻讦、忿詈之作都不收，鲁迅说他大约认为“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可算得是“谦让者”了。然而得到的是眼前报，国民党党棍吴稚晖反过来却说章太炎过去对他是“含血喷人”，还讽刺他得到国民政府的优遇。曾经现战士身的章太炎将甲胄抛弃了，敌人于是拔出剑来。这是辩证法的惩罚。
四
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对立面的统一。发展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进行的。因此，要把握一种事物或历史现象，就要了解对立面双方。尽管古人不懂得辩证法，但是不妨碍他们猜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力图想按照客观情况办事，这样，他们就接近了辩证法。因为主观辩证法无非是客观的辩证法的反映，它原为生活中所固有的。
鲁迅说：“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知道全般是很重要的。全般就包括着矛盾，包括着对立面双方。因此，要知道全般，一定要了解矛盾的各方。
战斗的作者，社会上一定有敌对。他的攻讦驳难之作，都是有所谓而发的。如果抽去了那一面，就显得他无的放矢，好像在那里放空炮。“一任鬼蜮的伎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因此，如若要研究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是必须研究鬼蜮伎俩的。
鲁迅是很懂得这一点的。在台静农编辑《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时，本来要将法国罗曼·罗兰称赞鲁迅的一篇文章收入的，鲁迅却不同意，他建议将这换一篇谩骂攻击他的文章，即陈源的《致志摩》，在那里边，陈源对鲁迅是极尽诋毁之能事的，例如说鲁迅是“刑名师爷”，“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说鲁迅的文章，只能放进“应该去的地方”。如果有谁认为鲁迅偏激，就应该看看这个论敌的跳踉的。因此，鲁迅在自己编集时，就很注意收录反面材料的。
鲁迅说，“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的几分懵懂的。”研究一个作家战斗风格的特点，该包括研究形成它的条件的。只有懂得形成它的条件，才会真正懂得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风格。如果不研究鲁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研究他的论敌的那一套攻心的战术，是无法说明他的杂文的战斗风格的。这也是“知人论世”的方法论。
鲁迅的结论是：“我以为以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
五
在一切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都不能平均看待。在矛盾的两方面中，其间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因此，在分析矛盾时，切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分不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模糊了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
《琅嬛文集》的作者张岱，他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标榜中立，好像很是公平。他之论东林，认为“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他之严责东林，认为东林也竟有小人，是不可轻恕的事。相反，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倒大可推崇了。他的逻辑是：“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一则蒙丑，一则可嘉，岂不是抑此扬彼是非颠倒了。结果乃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中立云乎哉？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应该是：“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
张岱的错误的认识根源是缺乏辩证法，要好，就是绝对的好，一有缺陷，就一无是处了。他不知道世界上任何事物的纯，总是相对的；不纯，则是绝对的。在纯与不纯的矛盾中，当然还要分清那是主要方面，那是次要方面。如果认为任何事物纯与不纯的矛盾，都是半斤八两，那就又陷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了。鲁迅说：“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张岱虽然自以为客观，标榜中立，但是由于头脑里缺乏辩证法，也就不能如实地反映按照辩证规律运动的实际，就得出错误的结论了。鲁迅所揭示的这一规律，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必须遵循的准则。
六
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掌握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从大处分清是非。鲁迅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老百姓能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不是思辨的产物，而是实践教给他们的。
鲁迅引了《大美晚报》的一则“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关闭在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鲁迅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老百姓就是这样，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实践来分清是非黑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实践来检验，当然比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更能认识真理，更容易掌握主要的矛盾方面。
封建时代的张岱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鲁迅下一转语：“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的真正的基石。只要有人民在，总会爆发出革命的火种的。
但是，应当珍惜这火种，避免无谓的牺牲，所以鲁迅说：“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这样立论就避免了任何一种片面性的。
七
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鲁迅熟练地掌握辩证法以后，他就更加深化了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他看到了事物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他看到了对立的矛盾无不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他看到了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中本质的实在性，他能够更自觉地从不管怎样虚幻和难以捉摸的假象中去捕捉本质，……有人说，鲁迅后期的杂文为什么写得这样活，思想的活跃，文笔的活跃，节奏的活跃，是那样仪态万千，富于变化。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辩证法。我们发现，他的思想常常在那里绕弯子，往往几百字一篇短文，有好几个弯子。这不是他故弄玄虚，而是他的思想反映了客观辩证法的结果。鲁迅的文章中的所谓绕弯子，实际上表现了“概念的相互依赖”，因为，在反映客观辩证法的头脑中，一定会出现“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一个概念内另一个概念的转化，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转化”，总之，“每一概念都处在和其他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组成它们的辩证运动，这就是观念的辩证法。鲁迅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这短短一句，就表现了两个弯子，两层意思。火种是石引起的，因此，只要有石在，就会有火种。这里，石是最主要的，最本质的东西。石只要在一定条件下，就会爆发出火种。这里，出现了思想上第一个弯子；但是，“不要再请愿”，就是要珍惜火种。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果徒手请愿，只能徒然牺牲，使火种熄灭。这样，思想又转入第二个弯子。石、火种、请愿这三个概念都在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都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
有人说，鲁迅的杂文难懂。除了时代背景，社会经验以外，就在于他的思想深刻性。如果读者想不到这样深，就觉得难懂了。思想深刻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复杂运动。因此，即使要研究鲁迅的杂文的艺术，也不能单单从外在的形式方面去找根据，必须看到它的体现辩证法思想的内容对形式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