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
在中国文学家中，鲁迅是最赋有思想家的气质和特征的。由于鲁迅的思想常常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表现，为文名所掩，往往使人们容易忽视他作为思想家的一面。事实是，鲁迅即使不用文学形式而用理论形式来表述他的思想（例如他早期的论文便是如此），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突出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他是属于中国为数不多的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之列的。
鲁迅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发动了全面彻底的攻击，揭示了“愚民政策”的危害性和启蒙主义任务的长期性；他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教训中，提出了改造旧中国必须坚持韧性战斗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之符合中国国情，一直为尔后的历史所证明；鲁迅在后期，还对反映在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勇敢的批判，他是文化战线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代表。鲁迅十分重视实际，提倡睁眼看世界，他对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观念作过坚持不懈的批评，他是伟大的唯物主义者；鲁迅又善于发现矛盾和分析矛盾，他嘲笑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他对中国民族的辩证法有过出色的贡献，以致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说他“给世界的哲学添了彩色。”以上的每一项成就，都可以使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居于领先的位置，何况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思想家。
如果我们对思想家的鲁迅认识不足，那么，我们对文学家的鲁迅就不会有深刻的理解。
曾有人反对称鲁迅为思想家，说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论上建设的能力”，“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又有人认为鲁迅没有创造“体系”，所以够不上称为思想家。显然这都是皮相之见。杜林不是最善于创造“体系”吗？在当时“德国，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难道也可以称他们为思想家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科学的思想体系的伟大意义。
我们只要想想鲁迅所处的时代，各种矛盾纷繁起落，各个阶级聚合分化，各种政治事变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要求解决，形形色色的敌人打到你眼前，于是，像鲁迅这样“战斗的思想家不断地应付着许多遭遇战，就只好让教研书式的‘体系’著作，留给书堆里的编纂者去做了。然而后者常只能复述，却少独创。”
鲁迅心中盘桓的当然不是什么“幽远的问题”。他说过“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遥远，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但是，鲁迅决不是黏着生活表层的改良主义者，只是表明他一开始就养成了重视实践的品格，这种品格，使他后期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鲁迅着眼的正是在于如何改变世界。从改变世界的目的出发，力图正确地去解释历史中和现实中的实际问题，这就使鲁迅的思想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具有生气勃勃的动人力量，能够反作用于现实生活，从而在中国思想史上，树立起一座体现近代民族精神的丰碑。
一
作为思想家，鲁迅在政治上早期追求过空想社会主义的“人国”，在前期（“五四”时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寄希望于“民国”，终于“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到后期，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这里有一种前后一贯的思想任务，就是要使人民从封建主义压迫和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的思想，实践已证明了它的正确。反对军阀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都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封建主义的幽灵，甚至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会被林彪“四人帮”之类召唤出来肆虐，足见它的顽固性和长期性。
在鲁迅的时代，要使人民从封建主义毒害下解放出来，推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愚民政策所造成的蒙昧，小农经济小生产习惯所形成的保守性，都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惰力，强化了封建主义的存在。于是，鲁迅接触到了一个为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提高人民群众觉悟的问题。
鲁迅从两方面进行了这一战斗任务。一方面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及封建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希望被压迫人民从这种毒害下解放出来。
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清王朝的民族压迫，中国近代史上最突出的课题是反帝、反清。在反帝、反清的掩盖下，思想领域的反封建被降到了几乎不为人所注意的地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舆论宣传虽然也注意到了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如说：“欲脱君权、外权之压制则必先脱数千年来牢不可破之风俗、思想、教化、学制之压制。”但是他们的批判却极其无力，根本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最激进的革命派也还不能完全割断对封建文化思想的羁绊。他们常常将革命的宣传附会封建儒家的道统，以致留下后来与封建主义妥协的无穷隐患。在20世纪初期，鲁迅写过几篇社会政治论文，提出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改革政治，呼吁科学与民主，重视发扬人的个性，召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用瞿秋白的话来说，它显示了“伟大的天才，有敏锐的感觉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可是当时不被人所注意，“差不多完全沉没在浮光掠影的粗浅的排满的论调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响。”
中国反封建思想严重的先天不足所导致的悲剧性的后果，将是永远值得总结的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近百年来，即使是被誉为“先进的中国人”，也避免不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洪秀全从小生产者的农民的狭隘利益出发，把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在政权建设中，不但因袭封建等级制度，甚至借助于封建帝王的权术来巩固自己的“天国”。龚自珍、魏源这样的比较有远见的思想家的维新思想，尽管思想解放了一些，但也不能摒弃封建正统的老路。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埋伏了日后复古主义的种子，他自己则“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谭嗣同对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观念的攻击是猛烈的，最后仍不免幻想有个好皇帝来解民倒悬。严复是当时介绍西学贡献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但他认为中国“民不足以自治”，解决的办法还是回到君臣之道。启蒙的最终归宿只能依靠“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为鲁迅所师事的章太炎，在他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有着不少封建毒素，从主观空想的卫护民主出发，结果却瞩望于拿破仑式的独裁，他在《与袁世凯书》中说：“今中国积弱，俄日横行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诚有其能，岂独吾辈所乐从，孙黄亦焉能立异也。”于此可见端倪。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特点，由于对反封建的忽略而引起对民主的漠视，即使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未能免除这个局限。他说：“中国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孙中山的出发点是，因为外国的专制比中国厉害，所以要争个人自由，中国没有世袭制，学优则仕，专制不如欧洲，所以毋需强调民主自由。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认为“自由平等”对“人民没有切肤之痛”，不必提倡；即使提倡，他们“一定不来附和。”是的，束缚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习惯于家长制的统治，他们对争取民主表现得比较冷漠，可是，正因为如此，就更加重了启蒙主义的任务。
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忽视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一次以反封建为主题的民主启蒙运动，这就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后果。一直到五四时期，才真正揭开了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新的一页，而鲁迅，正是在这场启蒙运动中，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建立了前无古人的殊勋。
鲁迅将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的思想统治归结为“吃人”两字，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发现。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层出不穷地搬演过真的吃人的悲剧，借用封建礼教的名义间接地吃人的事，更是充塞在几千年的中国宇宙之间。吴虞在读了《狂人日记》之后发现：“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地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可是，因为“从来如此”，就没有人去理会。鲁迅借用狂人的嘴怒喝道：“从来如此，便对么？”封建主义受到了带有新世纪特色的理性的审判。
在中国思想史上，在十七八世纪的启蒙思潮中，李贽喊出过不以孔丘的是非为是非；唐甄甚至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至于戴震的“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的“以理杀人”论，以及近代谭嗣同对“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的指控，都在不同程度上激动过人心；但是，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像鲁迅那样强烈的影响。
因为鲁迅所攻击的分明是整个封建主义的制度。他指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挣得过人的价值，整个封建主义统治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这虽然带有历史循环论的局限，但是，对封建统治的否定是空前彻底的。他指出：“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他号召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鲁迅所揭示的不仅是纵贯几千年的“吃人”的历史，而且揭示了包括被压迫者也无意参加在内的到处布满的“吃人”的罗网，所概括的内容这就远为深广了。在这里，同时开拓出一个启蒙的主题。
用“吃人”这个通俗的哲理概括动吭一呼，并且借助于文学的形式描写了许多“吃人”的悲剧，这就更使这种战斗的思想不胫而走，广为传布，起到激动整整一个时代的人心，成为动员反封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少有比拟的。
鲁迅反封建思想的另一特色是始终以生活实践为出发点。鲁迅认为凡是阻碍生活发展的，不管是怎样的宝贝，必须统统踏倒。这种极而言之的强调，虽然会给某些人作为漠视古老传统的借口。但鲁迅的价值观念是明确的，他要为新的生活开路而不是拖住生活。他的这种具有摧枯拉朽一往无前的气概，使得这种反封建思想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
二
在鲁迅的反封建思想中，与前代思想家不同也比同代思想家突出的，就是他深刻地指出了愚民政策的危害性，坚持了启蒙主义的长期性。
使鲁迅感到无限隐痛的是封建意识已侵入群众之中。在《狂人日记》中，只因为狂人有了反封建的觉醒，不但象征统治者的赵贵翁仇视他，“路上的人”也都反对他，明明是被压迫者，“给知县打枷过的”，“绅士掌过嘴的”，“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却全没有对狂人“这么怕”，“这么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封建统治是天经地义，“从来如此”，他们误以为反对封建主义就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公仇。
在鲁迅的许多小说里，群众都不了解革命的意义，对相互之间的痛苦漠不关心。阿Q的被奴役蹂躏的痛苦以至他的被枪毙，都成为未庄闲人谈笑的材料；同是属于劳动妇女的柳妈，却参加了致祥林嫂死命的精神虐杀。这不能不使鲁迅十分感慨：“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再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这不能看作鲁迅前期的思想局限。
“愚民的专制使人民变成死相”。死相当然便于统治。正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所说的：“广大人口所表现的这种冷淡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国会贪污成风的大靠山，而且也是俄罗斯暴君制的强大靠山。”
鲁迅对被统治阶级的“治绩”造成的冷漠状态用形象的笔墨写出来，达到了使人惊心动魄的效果；不仅如此，他还苦苦地探索了这种“国民性”的病根。
对“国民性”的关注并非始自鲁迅。近代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对此都非常重视，严复就认为“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他提出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认为新国家必自新民始，否则，虽有“明主贤相”，“其人亡则其政息焉。”章太炎也十分重视民德，但是他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宗教增进民德他们大都以改良主义为归宿。
“五四”前夕，与鲁迅同其忧愤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陈独秀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即着眼于此。李大钊研究的结果是：“吾民族思想之固执，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于是，“一群之思辩知能，遂若萎缩而勿振”，一遇“豪强”，“取之以盗术，胁之以淫威，绳之以往圣前贤之经训，迟之以宗国先君之制度。锢蔽其聪明，夭阏其思想，销沉其志气，桎梏其灵能，示以株守之途，绝其迈进之路，而吾之群遂以陵替。”显然也是对国民性弱点进行了针砭。
鲁迅对国民性弱点的探讨和针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把它看作社会改革成败的关键。这固然表现了启蒙主义者的特色；但他从启蒙主义着手所进行的有效的斗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鲁迅致慨于中国“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一再表示“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的希望。”所谓“旧文明”，也就是愚民文化。鲁迅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当然，不改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要大规模地改革国民性是行不通的，这观点在鲁迅后期已作了纠正。但是，将群众的觉悟始终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不仅体现了鲁迅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特色，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决定这种“国民性”的我国经济和政治的落后。毫无疑问，在提高群众觉悟以后，会加速对经济和政治的改革。因此，在鲁迅后期，对“国民性”的理解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以后，他还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来的‘启蒙主义’。”
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对“精神胜利法”的发现，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和社会心理史上的重大收获。“精神胜利法”为阿Q的标志又不仅仅为阿Q所独有。“精神胜利法”是特定的时代民族失败情绪和阶级失败情绪的混合物，体现了当时国家日益衰落的特征。
近代中国由于物质基础的薄弱，便转向精神方面寻求出路。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它的消极的一面便是看轻物质基础，无限夸大精神因素，乃至堕入“有闻其言，孰不腾笑”的境地。
不能正确地处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将精神因素推向极端，便会产生它的畸形产物——“精神胜利法”，因此，鲁迅的这一启蒙思想的成果决不会因为阿Q时代的逝去而成为历史的陈迹，失去它针砭的时效。
鲁迅对愚民政策所导致的奴隶性和排他性有着痛切的感受。在他晚年所写的《故事新编》的《理水》中，写了“下民代表”要去见官以及见了官回来传旨一节，对奴隶性极尽讽刺之能事。鲁迅说过：“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对别人痛苦的隔膜，发展为排他性——一种利己主义的表现形式。生活中常见的是“推”。鲁迅说：“生活的压迫，令人烦冤，胡涂中看不清冤家，便以为家人路人，在阻碍了他的‘路’，于是乎推。……这类人物一阔气，出来的时候是要‘清道’的。”
过去常常认为，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是他前期思想局限性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国民性即民族性，是一个大于阶级性的概念，它指不同阶级处于同一民族因而形成的某些共同的思想行为、风俗习惯、心理素质、性格特征。正因为如此，鲁迅即使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也并没有放弃“国民性”的提法，只是将这一概念安放在物质基础上，将它的形成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鲁迅在1936年3月4日的一封信中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鲁迅在这里阐述造成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原因，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二是游牧民族入侵后那种成吉思汗式的统治方式。前者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保守心理正好迎合封建家长制的绝对统治，为愚民政策的推行准备了温床。因是之故，广大农民在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以前，对民主表现得不十分热心。后者则强化了奴隶性的传统。
中国的国民性固然有其与自然斗争和异族斗争中所产生的勤劳、勇敢、刻苦、耐劳的一面，但也有其在承受外界压力下精神上心理上被损伤的一面。不承认后者，决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鲁迅的启蒙主义的伟大特色之一，就是大胆地正视现实，提出了使人感到震惊的“国民性的弱点”，以促其改善。这是在鲁迅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觉醒的表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
中国经济的落后，物质基础的薄弱同样制约着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使他们处于先天性的软弱无力的蒙昧状态，辛亥革命的失败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启蒙。作为一位重视实际的思想家，尽管鲁迅自谦对政治并不在行，但是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的深刻性是超过许多人的。
鲁迅提出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农民的问题；没有严格分清敌我的问题，以及对封建势力的软弱妥协态度。辛亥革命失败的第一着是袁世凯上台。袁怎么会上台的呢？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流了许多革命者的血，将袁世凯浮上总统宝座的。”他一上台，便大杀革命党人。是杀错了人吗？不，在袁世凯这一面，是并不杀错的。鲁迅指出，问题出在革命派“看错了人”，误以为“北洋大臣真的变成革命家了。”
革命者如何不致“看错了人”，乃是政权建设中的首要问题。鲁迅的告诫是值得深思的。如果仅在少数人“看”，是难免“看错”的。在一片“非袁莫属”声中，对袁深致怀疑者，其实也是不乏其人的。当时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致孙中山书中说：“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覆无常之人耳。……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关键在于“对于任何人都宽容”，“说是‘咸与维新’，不打落水狗了”。鲁迅总结的经验是：“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否则，“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鲁迅为此所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伟大的历史文献，它所揭示的原则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将是永存的。
鲁迅还指出，辛亥革命除了战略上的失败，“党人实力没有充实”，孙中山没有党军，而“改革最快的还是火和剑”。在这里，思想家的鲁迅是与革命家的鲁迅同在的。
鲁迅的理论是实践的产物而不是思辨的产物，这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最可贵的特点。正如神话中的安泰一样，他从大地汲取力量。这就为什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能分辨当时革命阵营内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指出：“不注意研究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他接着号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如果说四十年代这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潮有它在30年代的思想渊源，那么，鲁迅也正是这一启蒙运动的先驱。
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书本上讨生活的革命者就产生过脱离实际的倾向，他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现状却处于“朦胧”状态。于是“左”右摇摆起来。鲁迅指出：“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加以运用”便产生“左”的教条主义；相反，单在客厅里讲社会主义，关在玻璃窗内研究问题，一碰到实际，立刻就撞碎了，又不敢正视革命中的血污，便容易导致右倾。两者的思想根源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
无视于革命的实际，自以为激烈，彻底，其实自己正在远离革命。“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难道这样的例子我们在生活中还见得少吗？
鲁迅不是神，他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不早，然而为什么真理常常在鲁迅一边，就因为他与纸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是从生活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空想出发。鲁迅的伟大还在于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并不脱离实际，这就增添了他后期的思想力量。
正因为鲁迅一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根据当时旧势力根深蒂固的情势，总结了著名的韧性战斗的战略思想。这种战略思想，就是“既抗战而又自卫”，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改变，使自己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使对方的有利因素转化为不利因素，从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这与后来毛泽东同志所主张中国革命必须避免急性病，要采取稳扎稳打的长期方针的战略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也可以这样说，鲁迅已经朴素地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的雏形。这种“英雄所见略同”是不奇怪的，因为都是从实际出发而得到的结论。
周恩来同志对鲁迅的这种“韧性”的战略思想予以极高的评价，他称鲁迅为“最好的战斗的战略家”。他将鲁迅与郭沫若这两位伟大人物做了比较研究后指出：“真正的差别是鲁迅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
事物发展到极端会产生它的对立物，即黑格尔所谓“事物的自我超出”。失败，挫折，屈辱，压迫也会产生它的对立物——韧性的战斗。鲁迅的这种战略思想，是近百年来流血牺牲所付出的代价的结晶，在中国思想史上应该感到它的分量的。
四
鲁迅由于对实际生活的重视，在前期便萌发了由实践导致的唯物主义，作为他的唯心史观的抗毒素，保证了他的思想认识路线的健康发展，为日后掌握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问道：“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一切认识的基本原则呢？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鲁迅为了获得真知，提倡睁眼看世界，反对“瞒”和“骗”的传统思想。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成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由这种“瞒和骗”的思想，便生出“瞒和骗”的文艺；再由这文艺，使人们“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因此，“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在这里，鲁迅以文艺为题，提出了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
鲁迅对以“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就是冲破这种传统思想的辉煌成果，也是坚持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
前面说过，中国由于客观上物质力量的薄弱，使人们转向精神世界，求援于精神力量。有时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未能摆正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鲁迅对“民气论”的批判贯串着他的前后期，实质上是他在哲学上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他说：“中国历来独多民气论者，到现在还是如此。”鲁迅认为，如果仅恃民气，忽视民力，一鼓再鼓，终于要弄得再衰三竭。因此，他提出：“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气时，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晚年时，鲁迅在《故事新编》的《非攻》中，还坚持了对这种“民气论”的批判。
即使在前期，鲁迅也十分重视物质的生活资料对人们的精神作用。他说：人们的议论，“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恩格斯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才能从事一切精神活动。鲁迅在这里已经迫近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
在后期，鲁迅曾批评过那种劝人“安贫乐道”的滥调。在一篇当时上海中学生会考获得优良成绩的《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中，说什么“……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飨不断，捉襟肘见”也无妨，因为那时“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结论是：“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从这个被愚弄的中学生的文章里，可以看出当时反动势力是如何利用夸张精神压抑物质而为加紧剥夺张本的。所以鲁迅管这种说教为“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鲁迅指出：“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鲁迅这一批判，乃是站在彻底唯物主义立场上，对历来反动势力愚弄人民的唯心史观的清算。
鲁迅对旧社会的批判所以有力，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坚实，都应该归功于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鲁迅思想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产生而不是从飘浮的空想中产生的，所以它提供了一个时代的客观世界的某些规律性的认识，足供后人借鉴，能够保持恒久的吸引力量。
五
鲁迅对辩证法也有伟大的贡献。
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的矛盾在人们头脑中的产物。越是在风云激荡矛盾纷繁的时代，越是容易出现辩证法的思想家。
然而辩证法不能不受阶级立场的制约。老子是古代著名的辩证法思想家，他的没落奴隶主立场使他的辩证法完全缺乏进取的一面，形而上学地看待了用柔的命题，流于退婴之弊。鲁迅批评他说：“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然而，“奈何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反本。使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苓落”，鲁迅以自己的进化发展的辩证法与之对立。
鲁迅早年曾自述受过韩非的影响。韩非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强调“争”的精神，但是他否定矛盾的同一性，看不到事物的相对平衡。鲁迅批评他“峻急”。
至于鲁迅曾反对儒家学派的某些调和矛盾的言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鲁迅是从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中为自己的辩证法开辟道路的。在近代又是怎样呢？
在近代中国，由于客观世界的矛盾激烈，不能不使一些注目现实的思想家承认“两异相之大动相搏时期，短兵相接，新陈嬗代”（梁启超）“两则有正有负，正负则有异有同，异则相攻，同则相取”（谭嗣同）。但是，梁则认为“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者”；谭则认为矛盾“但有变易，复何存亡？”既然如此，就用不着去解决矛盾。对这种相对主义所导致的取消主义，鲁迅不止一次地批判过，因为鲁迅认为无是非就无爱憎。
在近代一些思想家中，有人虽然看到矛盾或者具有了一些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但是却提不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因为他们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
鲁迅早在１９０７年前后就根据他的进化论的发展观，结合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把握了对立的矛盾，并且从中引申出斗争的绝对性、平和的相对性的规律。鲁迅说：“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故杀机之眆，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鲁迅根据自己辩证逻辑的推理，还把握了对立面转化的形态——否定之否定的规律。鲁迅以“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表述了这一规律的雏形。
从这样的散发着战斗气息的辩证法出发，鲁迅得出了惊心动魄的结论：“故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殇亡苓落，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
这是民族自觉的声音。它表明，中华民族即将走完近百年屈辱的行程，调和矛盾的折中主义将让位于真正的战斗的辩证法，而为辩证唯物主义日后的传布准备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著名哲学家艾思奇说：“如果我们要写一部中国近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史，那么，鲁迅先生在前面一段话里所表现的思想，应该成为最重要的一章：‘平和之名，等于无有’，这样鲜明的斗争意识的表现，从中庸和平的中国民族中间产生出来，这不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变吗？这不是启示着中国民族的新纪元的号声吗？在这里，鲁迅先生代表着新中国的要求，而与旧中国宣布了营垒分明的战争了。”如果鲁迅没有早期的辩证法的思想基础，就不会有后期的成熟的辩证法思想。而这种辩证法思想，正是他后期作品的精神力量的核心。恩格斯说：“辩证法是运用概念的艺术。”鲁迅杂文之所以使人百读不厌，引人入胜，主要在于他娴熟地运用了辩证法。
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列宁所论述的辩证法诸要素，在鲁迅后期杂文中，几乎都能寻绎出它们的表现形态，这不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未有，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罕见的。
鲁迅特别注意到了观察问题的全面性，事物的矛盾的相互联系及其转化，因此使他在后期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例如在旧时代，老百姓正是在无路可走之中，“仅存的路，相信了自己的力量。”又如：尽管力量暂时处于弱小地位的人民，但是向强大方面的转化却具备了历史的必然性，因为“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再如：利弊得失之间都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从反面的东西中也可以引出它的正面的东西来。鲁迅说：“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命运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这样，“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我曾多次说过，鲁迅的《“题未定”草（六至九）》是完全可以作为哲学论文来读的。它的笔法虽然类似蒙田的《随感录》的从容洒脱，内容却远比其深刻。鲁迅总是把任何事物的发展作为一个过程，“革命无止境”，他把自己的一切言行都作为进化的链条中的中间物，这就避免了陷入神化别人和神化自己的形而上学。
在鲁迅研究中，对鲁迅的辩证法思想研究得还很不够，这就往往妨碍我们对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的认识，也不能深化对鲁迅杂文的研究。
六
作为思想家，鲁迅的文章体现了“社会批评”的特色。人生论虽然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但是，对普通人民思想情绪的研究常常排除在他们视野之外。鲁迅在这方面的努力，正好填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空白。
鲁迅曾引温伯雪子的话：“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接着鲁迅说：“这是的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陋于知人心”，即使在当时新派知识分子中也不例外。历史学家朱希祖是与鲁迅一同在东京师事过章太炎的同学，他曾说到“人们用假名是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许广平对此颇表赞许，认为“这也有一部分精义，”是倡导“敢作敢为”的精神。鲁迅却大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朱立论“最偏的一部分。”鲁迅说：“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须又作别论才是。例如子房为韩报仇，从君子看来，盖是应该写信给秦始皇，要求两人赤膊决斗，才算合理的。然而博浪一击，大索十日而终不可得，后世亦不以为‘不负责任’者，知公私不同，而强弱之势亦异，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否则，“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因此，鲁迅认为，朱希祖的“评论世事”， 实在是“迂远之至者也。”鲁迅用调侃的口吻说：“朱老夫子生活在平安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负责与否，没有大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之谈，仅可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者也”，朱希祖的非难假名论，可算得“明于礼仪，陋于知人心”的一例。
鲁迅的思想正好异是，洞晓世事，熟谙人心成为他一个显著的特点。鲁迅总结了许多阶级斗争的经验，揭露了形形色色的假面，研究了人在社会关系中各种各样的言行和心理状态，这是在任何书上都没有的。通过这些，鲁迅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的精神面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读鲁迅的著作，就不懂得昨天的中国，当然也就不会更深刻地理解今天的中国。
作为思想家，鲁迅还有一个特色。他思想里有一种“野性”，即瞿秋白所说的因为他是吸了狼的奶汁长大而终于回到了狼的怀抱。家庭的没落使他从小就呼吸着农村底层小百姓的空气，他到晚年还从女吊这类民间戏曲里汲取精神力量。他说过，在“豪猪”社会里，要抵御侵袭，必须“拼出背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与传统思想决绝的态度。他认为学者如果不问世事，正中了旧社会的计。因此，在肉搏黑暗时，他主张“掷去了（学者）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为此，他曾蒙上“学匪”的恶谥。然而鲁迅正是以这种旧社会异化的精神杀回马枪的，从而他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就大放异彩。
我们这里还没有谈到鲁迅的自我解剖精神，在中国还很少有一位思想家这样无私地剖析过自己的灵魂。在一本文集的后记里，他说到如何无情面地解剖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这样他就把自己放在与读者平等的地位，进行了感情的交流，为传布自己的思想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当然，这种精神更主要的是保证他不断进取。
正如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鲁迅也避免不了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用超时空的观点去要求实践所没有赋予鲁迅的东西。重要的是鲁迅的思想乃是中国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对立物。因此，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具有全民族的意义。
《上海鲁迅研究》第1期198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