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礼论，基本上是继承来的，经典上的饮食养民说，并非儒家的发明，因此我们看 《诗经》，到处都是“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我有旨酒，以燕嘉宾之心”（《小雅·鹿鸣》）、“君子有酒，旨且多”（《鱼丽》）、“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南有嘉鱼”、“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湛露》）、“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斯干》）、“彼有旨酒，又有佳肴”（《正月》）、“或湛乐饮酒”（《北山》）、“献交错，礼仪卒度”、“既醉既饱，大小稽首”（《楚茨》）这样的描述。 人民吃饱喝足了、君王与官员也都能饮酒作乐，代表政治清明；否则便是衰世。这样的想法，儒家承袭于经典，其他人读经典，自然也学得到，因此，老子论政治，便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又说：
△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三章）
△圣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
△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三十五章）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八十章）
这里显然典守周朝之礼的老子也同样采用了以饮食论政的方法。无奈后世注老者于此缺乏理解，于是老子说圣人之治应使人民虚其心实其腹，注者便大发宏论曰：“实腹二字，譬如神清气足，理备道全，圣人腹中，包藏天地，涵养万物”（宋常星 《道德经讲义》）、“常纳气聚下腹丹田，温暖真气，可化阴浊之气，能通关逆运通窃，转法轮”（静宜子 《太上道德圣妙尊经》）、“腹者能纳物者也。能纳物，则贵难得之货矣，贵难得之货，则民为盗矣”（王安石 《老子注》）。凡此等等，诠释老子均不中窍。可见后世解老者也犯了与儒家后学类似的毛病，对于古人由饮食谈道论政之传统十分陌生。
不过，也不乏能洞达其义趣者，如杜光庭 《道德真经广圣义》 卷二八载：“乐，音乐也。饵，饮食也。言人家有音乐饮食，则行过之客皆为之留止。如帝王执道以致太平，亦为万物归往矣”；“此举喻也，言人君执大象而天下之人归往，亦如人家有音乐饮食则行过之客皆为留止。”此对老子义谛便颇能掌握，且透显了饮食政论中所蕴含的“徕民观”。
所谓徕民观，即是孔子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意思，与 《易经》“大烹以养圣贤”同意：一个国家如果政治清明，天下人都会归往该处。孔子所表达的，就是这么个想法，孟子反复说王者若推行仁政则民众将“如水之就下”般地归往之，也是此意。而人民之所以愿意归往，最重要的判断指标，是孟子所说的：使民众养生送死无憾，亦即老子此处所云：“乐与饵，过客止。”西方政治学中较少见此种徕民观，较常见的乃是“属民观”，致力于界定何种人属于国家或政权，何种人有在此政权内享受权力之权，人民与其归属政权之权利义务关系等。中国的政治学，则不这样谈问题，故 《诗经·大雅·公刘》 赞美公刘始迁于豳，因为能让大家饮食饱美，所以大家就都归附他：“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歌颂饮食徕民，而不强调其体制法度及权利义务之分配与行使问题，中西政治观之差异，极为明显。
由这里看，儒道两家是相同的。但此处自古以来即有争议，同样在杜光庭所引的文献中，即有人主张“乐以声聚，饵以味聚，过客少留，非长久也，是以蘧庐不可以久处，仁义观之而多责，故人君体道清静，淡然无味，始除察察之政，终化淳淳之人”，“饵以美口，食毕而众离。虽留止于一时，故难期于永久，唯无为理国，则众归而不可离”，并不认为以饮食徕民是最好的办法。这个观点，在 《庄子》 外篇中的 《胠箧》 便已出现了，它援用 《老子》 第十章之说而发挥之，说：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矣。今遂致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
庄子或其后学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相对于儒家而说他们有另一套饮食观。故儒者强调知味、重视饮食甘美，庄子却发挥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之义，说“古之真人，其食不甘”（《大宗师》）。孟子推崇易牙善于烹调，庄子则举了齐国另一位善于庖膳的俞儿说“于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骈拇》）。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庄子则说列子悟道之后，“归，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应帝王》）。不但跟儒家远庖厨的态度相反，亲自下厨替老婆煮饭，且根本不讲究美食，吃的跟猪吃的一样。足证儒家是美食者，庄子则不然，所以 《齐物论》 先是质疑美食之美并无普遍性：“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且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然后又在《胠箧篇》 主张不必追求美味，只要自甘其食，自安其俗即可。
这样的态度，亦可通贯于庄子其他的主张，例如不讲究美食，与其推崇隐士是相符的。隐者如许由，说：“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逍遥游》），则是自安其味之外，尚要自安其位，如此则不可能“以割烹要汤”。再者，儒者虽也说饮食须有节制，不可纵欲，所以孔子对哀公问，谓君王须“食不二味”（《礼记·曲礼上》，又见 《哀公问》），又在许多典礼的设计中凸显“太羹玄酒”的地位，太羹玄酒皆淡乎无味，以此为至美之味，正显示儒者也有“味尚质”的想法。但是，老庄毕竟对味更有戒心，故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秉国者不应提倡，庄子也说“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为生之害。循此而发展来的政治观，自然也就会主张不养之养。《在宥篇》 载黄帝往见广成子：
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尔所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尔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日以荒矣。”
黄帝主张饮食以养民，广成子反对，提出不养之养之道，后文更借云将与鸿蒙的对谈，云此乃“心养”。心养者，罗勉道 《庄子循本》 谓乃“以无为为养”之意，故鸿蒙曰：“心养，汝处无为而物自化。”儒道两家政治观的差异，由此对比来看，也是极为明显的。
同理，庄子主张人民自甘其食，美其俗，老死不相往来，亦与儒家“以酒食合欢”的态度迥异。用诗来说，儒家论政之大旨，在于“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小雅·绵蛮》），所谓保民而王。道家则近于鼓腹而游，唱着“帝力何有于我哉”的 《击壤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