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假若我们格外重视家庭，把家庭生活视为最主要的生活形态和内容，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脱离生命历程的观点，而改由家居生活方式及其意义的角度去看，究竟我们应该让生活变成什么样。
这方面，《礼记·内则》 是很可参考的。该篇大略可分为四个部分：一内则，二养老，三饮食，四育幼。内则部分，则又可分之为四：一说子与妇事奉父母舅姑的礼节，二为舅姑对待子妇的礼仪，三是家庭通礼，四是夫妇之礼。合并这些礼来看，可以发现它非常重视家庭生活中人与人相对应的关系，希望能营造出一种彼此尊重、相互亲睦，但却各守分位的生活方式。
后世凸显它所代表之生活意义者，莫若清世祖所定的 《内则衍义》 十六卷。此书分为八纲三十二目：孝之道（事舅姑、事父母），敬之道（事夫、勤学、佐忠、赞廉、重贤），教之道（教子、勉学、训忠），礼之道（敬祭祀、肃家政、守贞、殉节、端好尚、崇节约、谨言、慎仪），让之道（崇谦退、和妯娌、睦宗族、待外戚），慈之道（逮下、慈幼、敦仁、爱民、宥过），勤之道（女工、饮食），学之道（好学、著书）。
由此纲目观之，内则已经完全女性化了。生活，绝不如莫洛亚所云，为一社会性的男人之生活，而是完全以家庭为其场域，在家庭中成就其生活之价值与意义。这种生活又被界定为女性的生活。因此全书从“事舅姑”开始，接着谈相夫、教子、主家政、睦亲族之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说此书乃“用以修明阃教”，确实不错。
这本书也可以澄清一些有关中国女性地位的误解，例如大家老是批评中国是父权社会，而女性只立于从属者的地位。这样的批评当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女性地位得看是从什么角度看。社会生活，以男性为主，是毫无疑问的；家庭生活，则由这本书恰可证明它是以女性为主的。
《礼记·内则》 原本并不如此，但在社会实际的家庭生活运作，男性事实上仅成为一种名义上的存在，女性才掌有实质家庭生活的经营权。用今天的情况来比喻，丈夫犹如董事长，名义上公司是他的，家庭以他为家长；妻子却是总经理，家中一切均由她来打理，所谓“肃家政”之意，即是如此。以古代的情况来类拟，则是君与宰相的关系，“相关”之“相”，所指明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而我们别忘了，儒家之学，正是以“相”自许的。《论语·先进》 记载孔子和子路、公西华、曾皙、冉有谈到每个人的志向时，公西华说他的志向很小，只希望在宗庙祭祀或诸侯会见时，能够端正其袍服，站在君王旁边“为小相焉”。后来曾皙私底下问孔子：据公西华所说，好像并不想去主持国政？孔子回答得很好：“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宗庙祭祀和诸侯会见这些事，正是邦国大事，公西华说愿为小相，如果这叫小，还有什么叫做大呢？借用这个比喻，则我们也会发觉儒家对于主持家政的主妇，亦有相同的态度。因为主妇主中馈，而儒家所说的宰相，亦即是在整个国家“调和鼎鼐”的大厨师；主妇肃家政，儒家亦认为此即是为政，《论语·学而》：“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所以，若有人说妇人相夫之道只是小道，非为邦之大道，孔子一定会说：“噢，彼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换言之，依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架构来看，让女性作为家庭生活的主宰者（注意宰相的宰字）或经营者，实不存在限制女性、贬抑女性之问题。反倒是儒家所讲的那一套治国为邦之道，因真正落实之处是在家庭，故原先针对为邦而说的内则礼仪，才会逐渐女性化，成为由女性在家庭中操作的生活经营法则。
在这套生活经营法则中，女性并不只是服务性的，她也常是意义的给出者，例如教子、训忠、爱民、宥过。而且自己必须好学，必须有著作。如此方能点染生活世界，使生活不只是一堆琐屑的柴米油盐与日常起居。
古书中，凡论家居而标举格言，近乎母亲之教子女者，皆属此类，如明周是修 《纲常懿范》 二十卷、清秦坊 《范家集略》 六卷、王士俊 《闲家集》、彭绍谦 《闲家类纂》 二卷、秦爽云 《秦氏闺训新编》 十二卷等都是。
汉魏南北朝所形成的世族门第礼法门风，原本就是这类生活的实践者。唐末世族崩溃以后，一般家族就靠着族规家训来延续这套生活教养与知识。但因男主人往往出外应考、谋官、求职、做生意，所以宗族里主要传承这套生活礼仪以及道德伦理规范的，即是妇女。故宋以后，凡言统宗收族、编撰族谱，必尊欧阳修之谱例，而欧阳修 《泷冈阡表》 中描绘他早岁丧父，由母亲教导他学习父亲的仪范那一幕，正是这个结构中最具解释力的一幅图像。明周是修 《纲常懿范》 自序称“闲居，感其母彭氏教以忠孝之大端”而作此书，即为欧阳修故事的翻版。父亲，都是“不在场”的。这是生活而以家庭为其场域时极可能出现的一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