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生活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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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世俗生活的超越

纵观这些佶屈聱牙的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具有一种“诡谲”的策略:他们都对我们的具体生活感到不满,希望改善;但改善之道,并非走向理念世界之彼岸、圣界,而是就日常生活进行改造或转化。改善日常生活之力量,就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既使人沉沦,又能使人超拔。既要回到日常生活,又要超越日常生活。

这里就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日常生活既使人沉沦又使人超拔,对文化生命既起正作用,又形成不好的负功能。这种矛盾性质,恰好显示了当代世俗大众文化或世俗大众日常生活的特性。

首先,大众文化的发展,就其构成对传统艺术的抗议和反抗而言,在客观上起着一种对于传统艺术的“去正当化”的效果,也是后现代主义反传统文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个强大社会推动力。反过来说,后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由于不断地削弱和否定传统文化的正当化地位,亦为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打开方便之门。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的发展可说是后现代主义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大众文化往往是被边缘化或被排挤在社会中心位置之外的一般群众之文化创造活动,也是它们向传统文化挑战,并宣示其自身独立性的一个表现。大众文化在创作过程中,经常不自觉地采用后现代反文化的原则,以与传统文化分庭抗礼。正因为这样,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在客观上不但同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相平行,而且也直接有利于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

然而,大众文化乃是大众盲目进行自由创作的一种产物,又难免受到社会和文化总体结构中各种统治势力的宰制。而这种状况,又常使大众文化脱离其创作初期的自律性和独立性,使它在形成后不由自主地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附属体。

在晚期资本主义西方文化进入全球化的阶段,由于现代科技和各种媒体力量的加强渗透,使大众文化更无法逃脱被控制的命运,使它在性质上和创作方向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使后现代主义不能不进一步加强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和警觉性。

早在四十年代,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原则还处于萌芽的阶段时,在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著作中,就已经对于大众文化深受统治阶级权力运作宰制的性质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外,一般学者也多认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导致后设叙述体系的崩溃,促进无中心和破碎化的叙述结构的蔓延,以及叙述在多元和多方向维度上的发展;同时,大众文化的发展,也使得集体性和个人性的特质向不稳定的方向发展,导致集体和个人特性的多元化倾向。这些多元、多向之不稳定发展,事实上形成了严重的虚无感。方向太多,又支离破碎,实际上就令人没有方向,价值失去依归,只能追逐流行,依附于群众。此外,论者大抵也认为大众文化的发展进一步模糊了艺术各个层次的区别、模糊了专业性的精致高级文化同粗糙的大众文化之间的界线。

换言之,由大众文化与艺术发展的关系来看,便可发现世俗大众文化既促进了艺术和后现代文化的发展,又对它形成伤害。文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亦可做如是观。

因此,文化批判便是两面的:一方面以日常生活批判传统的理型、系统体制、规范、抽象化一般化的准则,一方面则又要批判日常生活之盲目意志、异化、虚无感、烦忙。

这就形成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第二个特点。以海德格尔来说,前面曾提到他如何借由讨论“此在”的日常生活结构来批判传统人文主义。但他并不是推翻人文主义而要人关注到日常生活,乃是更要超越日常生活。他在 《存在与时间》 中曾以“烦”来界定“此在之存在”。他说:一般物均只是存在者,就像桌子椅子那样存在着。人却能于其存在之际,自己显现自己、规定自己,故人有别于其他“存在者”,而是“此在”。但人这种此在的实际生存却寓于烦之中。“因为在世本质上就是烦。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可以被理解为烦忙。而与他人在世内照面之共同此在一起的存在,可以被理解为烦神。寓于某某的存在是烦忙,因为这种存在作为‘在某中’的方式,是被它的基本结构(即烦)规定着的。……烦,作为源始的结构整体性,在生存论上先天地处于此在的任何实际行为与状态之前。”

之所以如此,是因“‘此在’为‘能在’之故而在。这样的能在,本身就有在世的存在方式。故在‘能在’中,从存在论的意义看来,就有和世内存在者的关联。烦总是烦忙与烦神。”

他的话也颇为诘屈难解。大意盖谓:人的存在方式不同于其他物,人并无桌子椅子那样的现成本质与规定,而是要在具体的此世存有中显现出他自己来。因此他本身只是一种可能性,必须在具体的“此在”中方能显其“本质”。可是人之在,是在这个世间的;既在此世,则他便被烦所界定,在烦之中。例如人的可能性往往被别人或自己限制在本分、适宜、众所周知、可达成、可忍受的范围内,于是此种日常的烦忙状态,便削减了许多人生的可能性,让人安安定定地处于现实的东西中。人越沉湎于这些烦忙之中,就越封闭了他的可能性,越倚赖他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来“养活”他。一旦如此,人也就盲目了。

海德格尔引用克· 布尔达赫 《浮士德与烦》 一文的寓言,说:有一天,女神烦在渡河时见一胶土,便将它取来捏塑。适逢丘比特神走来,烦就请他赋精灵予此胶土。丘比特欣然应命。但随后两人却为它该用谁的名字命名而争执起来。不料土地神又冒出来,说它既是用土捏的,自应以土神台鲁斯之名命名。幸而农神来做裁判,谓土神既给了它身躯,应可得到它的身体;丘比特提供了精灵,则它死后该得到它的灵魂;而烦既率先造了它,那么,只要它活着,烦就可占有它。至于它的名字,就叫 homo,因为它乃是由humus(泥土)所造。

这则寓言意谓人是泥土与精神的复合物,而且人活着就有烦忧、烦恼、烦神、烦忙。人只要“在世”,就与此一源头保持联系,被它统治。

接着,海德格尔又由此讨论到“时间性”的问题。谓烦的存在论意义就是时间性。因生命即是在时间中由生到死,“此在”就是这个“之间”,故此在既烦忙着沉沦于世界,又为时间所促迫,对时间烦忙:整天计算、思虑着这件事“随后”就要发生了、那件事“先”得了结、“当时”错失某事、“现在”必须补上……此种烦忙的日常性生活,其终结便是死亡。因此,“此在”亦即“向死亡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