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儒学内涵之探讨及儒学的现代性辩护，近数十年来，可谓汗牛充栋，成果斐然。尤其以当代新儒家之表现最为可观。
所谓“当代新儒家”，主要是指由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所开启，而后由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在香港、台湾发皇的一个新的儒学当代运动。近二十余年来，它们对大陆儒学之复苏，也有极大的影响。
当代新儒家之主要努力方向，在于阐明中国哲学之特质，特别是从心性论、形上学方面，说明中国哲学之价值。认为中国哲学不仅足以与西方传统并立，且其伦理精神更有胜于西洋哲学之处；而面对当代社会，它又具有调节现代人“丧失心性”的危机以及可以开出民主与科学之作用。
新儒家学者，著述宏富，对中国哲学之阐释，功力深厚，且能与西方哲学传统做细致的对比研究，故其成绩，殊非泛泛。
可是，新儒家对中国哲学文化的阐释不管多么深入，他们所介绍的中国艺术精神、道德的形上学、天人合一境界、既内在又超越的思想形态、无执自由的心灵，都好像与我们现在每天过着的具体社会生活很难关联起来。我们一切食、衣、住、行，都强烈显现着现代性，都市建设、生活环境、职业工作，也都与古代迥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分裂的。具体生活在现代，只能在意识内涵上遥思古人。那些传统哲学所含之精神价值，确实只是精神性的存在。余英时先生乃因此而说当代社会中儒家思想只是一种“游魂”，无躯体可以附丽，在具体生活中无法落实践履之。
所以当代新儒学，事实上大抵仅以一种学术思想的方式，存活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中，跟社会上大多数人之作息、生活方式、伦理行为不甚相干。
造成这种结果，当然是因社会结构整体变迁使然。但我以为当代新儒学本身也助长了这个形势。他们面对现代社会，只以“存仁”、“复性”的方式补救之，希望现代人仍能重视归根复命的重要性。这当然十分重要，但这是弱势的保存，并不敢企望让儒学重新回到具体生活中去。儒学遂因此仅能是游魂了。
而且，新儒家的义理及表述方式，充满了学究气，其语言非一般民众所能理解。如牟先生说的“智的直觉”、“良知的自我坎陷”、“道德的形上学”、“道德主体性”、“纵贯系统”、“横摄系统”等，一般硕士生也听不懂，遑论庶民！儒家义理遂于渐昌隆于上庠讲坛、学报专刊之际，愈来愈晦隔于匹夫匹妇，非寻常人士所得闻。偶或闻之，闻也闻不懂。
再者，整个新儒学的诠释，也显得偏宕。由于新儒家深受陆王式孟子学之影响，偏重于从个体生命说，讲尽心知命以上达于成己成德之学；讲究的是心体活泼的鸢飞鱼跃，直契天地之大化流行。为学者，欲寻孔颜之乐处，以“心斋”达致美善合一之境界，却甚少考虑化民成俗之问题。儒家的实践性，落在个体甚或主体道德实践上者多，着在社会实践者较少，故论到生命德行之美，皆堪欣赏；想谈谈风俗文化之美、开务成物之道，辄遂默焉罕言。
以牟宗三先生论朱子为例。当代论朱子学，牟先生自为巨擘，《心体与性体》 三巨册，朱子独占其一，用力之勤，吾人唯有叹服而已。然而牟先生论朱子就极偏。所论只涉及朱子参究中和的问题及有关 《仁说》 之讨论，欲以此确定朱子上承伊川，所开之义理系统属于横摄系统，而与孔孟明道五峰陆王之纵贯系统不同。故依牟先生说，朱子学虽亦为内圣成德之学，然置诸中国儒家心性学的传统中，实非集大成者，仅是“别子为宗”。
不管这个论断对不对，我都觉得：如此论朱，实仅论及朱子内圣学之一偏。但朱子学绝对不仅是要人内圣成德而已。朱子对井田、经界、封建、社仓、税赋、礼制方面，多所究心，以礼为本体，更深具哲学意蕴，重在开务成物。朱子与湖湘派学者间的论辩，亦不只是参究中和的问题和 《仁说》 而已，更关联到彼此论礼的歧异。牟先生为其学力及视域所限，论儒学仅能就形上学与伦理学方面立说，丰于仁而啬于礼，故于儒者开务成物、行道经世之学，较罕抉发。论朱子，亦复如此。其用心，在于立人极，教人逆觉体证仁心觉情，而存养于道德践履中，这是我们明白且能深有领会的。但识仁之功多，而究礼之意少，偶或论之，亦皆摄礼归仁，于礼俱为虚说。对于宋代儒者如何借其性理之学开物成务，实均不甚了了。而不知朱子之所以能兼汉宋之学，元明清诸朝且视其为孔子之后唯一的集大成者，绝不仅因他在性理学方面的表现；仅由性理学上争辩其是否为正宗，其实也不甚相干。
这就可以看出新儒家的诠释有其局限，并未充分开发可以作用于现代社会具体生活的资源。
牟先生论阳明学也一样，十分偏宕。
阳明学于明末清初备受攻击，批评者或谓其为禅学，或以亡国之过相责，谓其袖手谈心，无裨实际。故当时有一股讲实学之思潮，即起于这种意见气候中，批评讲心学的人都不重实际，所以他们才要来关注实际问题，讲经世致用之学。牟宗三先生推崇阳明，固然绝不同于清朝人，但只从本心良知讲阳明学，不知也不重其经世的那一面，跟清朝人又有什么分别？
且牟先生论阳明，有个著名的论点，即“良知的自我坎陷”。此说之所以提出，就是因为依牟先生看，阳明讲的道德良知无法直接开出民主科学，所以必须要把良知自觉地否定掉，转为有执，才能开出知性主体，从而发展出现代的民主科学来。
此说争论极大，或谓此说仅具理论意义，缺乏可操作性；或谓其理论未必可通。我则以为这根本就把阳明学弄错了，良知教本来就可开出事功，不需坎陷才能开之。阳明本人的事功，不唯在宋明理学家中罕有其比，就是讲经世之学的，如永嘉学派或清初所谓实学学者，又有几人比得上他？而且良知与经世致用本来一体，不能打为两橛。王学，无论阳明本人或其后学，亦辄不忘经世。故若由经世这个角度看王学，便完全无需牟先生那个理论，亦可以补充过去只由内证本心良知那一面去论王学之不足，看到王学与朱子学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