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理论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解放，而人的解放理论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6页。这里的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更不是思辨哲学，它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哲学理论，只有这样的哲学，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把它当作是自己的精神武器。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基础之上的哲学才能是正确的、现实的、革命的，这样的哲学只能是人的解放的哲学。因此，马克思宣布：“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德国不彻底的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页。马克思关于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理论不是仅仅适用于德国，这里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马克思论及的就是关于思想革命（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思想革命、思想解放或哲学革命对无产阶级革命而言是何等的重要，马克思为此费尽了毕生的时间和精力。
马克思认为，与以往的阶级思想解放都是在阶级对立运动中进行的不同，无产阶级思想解放是在与一切对立阶级进行彻底决裂的运动中进行的，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私有制否定另一种私有制，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彻底否定私有制，实现社会所有制。因此，无产阶级思想解放不像以往的思想解放只是用一种宗教思想取代另一种宗教思想；用一部分人的自由观、正义观、民主观取代另一部分人的自由观、正义观、民主观；用一部分人的道德观取代另一部分人的道德观，它在宗教观、自由观、正义观、民主观、道德观上的革命将是全面的、彻底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思想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是同资产阶级一道去反封建专制的，是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压抑着人们的意识形态上的传统，迫使他们有时去完成不直接符合他们的物质利益的历史行动”。［俄］И.С纳尔斯基、Б.В波格丹诺夫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金顺福、贾泽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34页。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某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的口号或纲领，比如，“协商论”、“自由”、“平等”、“博爱”。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无产阶级的确受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幻想的迷惑，当然这也是受当时的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马克思分析说：“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等级集团，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独立发展的阶级或阶层。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8页。人民在反封建中冲锋陷阵，而资产阶级只是袖手旁观并取得了自己想要的胜利果实。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就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协商论”实质是德国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相互勾结以防备革命的“避雷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8页。“协商论”表达了1848年革命中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反映了它的立场的两面性——“渴望进行某些反封建的改革和害怕人民革命”。［俄］И.С纳尔斯基、Б.В波格丹诺夫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金顺福、贾泽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40页。德国资产阶级穿着“最广泛的民主”的外衣把自己的利益打扮成整个德国人民的利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分析个体利益和全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指出统治阶级借用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名义以便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因此“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85页。
在1848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则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一举取得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自由民主，但“它的阶级立场却被虚幻地装扮成了为全体法国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俄］И.С纳尔斯基、Б.В波格丹诺夫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金顺福、贾泽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41页。以致“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像他们在临时政府本身安插了一位工人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一样。……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身旁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肩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4—385页。由于革命条件和无产阶级的不成熟，“无怪乎巴黎无产阶级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6页。“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出于误会才造成各阶级的分裂，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作‘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7页。对于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拉马丁，马克思在《英法在意大利的调停》一文中作了辛辣的批判：“拉马丁体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自己的幻想，体现了它所编造的关于自己的夸大的、虚幻的、热烈的想象，体现了它关于自己的伟大的幻想。有什么不可以想象的呢！像从自己的皮囊中放出风来的伊奥拉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译者注一样，拉马丁也解开了自己的袋囊，放出了一阵风，轻轻地一吹就把一切空中的幽灵、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漂亮话——一切民族友好团结、法国会使一切民族获得解放、法国为维护一切民族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等等轻浮的词句吹向东方和西方。可是他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16页。
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的确具有虚幻的普遍性和欺骗性，因为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存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8页。除此之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从来都只是对资本而言的，一旦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如农民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在这些方面有进一步要求时，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就暴露无遗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就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7页。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有限度的，是以不破坏它的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为限度的，这是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无产阶级不可能依存于资产阶级而谋取自身的解放，因为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但对资本而言，资产阶级是绝对不能容忍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写道：“工人的解放——即令只是空话——也已成了新共和国不堪忍受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1页。因为无产阶级要解放，归根到底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马克思认为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的六月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8页。因为这次斗争事关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所以“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8页。在《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一文中，马克思总结了1848年革命的影响及其重大的历史意义：“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们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1848年的六月、十一月、十二月是欧洲各国人民的意识在失望和觉醒的历程上的几个巨大的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62页。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的提高最重要的是必须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马克思分析认为：“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5页。
在革命实践中，无产阶级将进一步看清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这有助于他们的意识的觉醒。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意识要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增长，还必须摆脱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进一步表明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革命理论作为自己革命行动的指导思想，必须有自己的革命纲领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
无产阶级的思想解放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开辟了人类思想解放的自觉过程。真正的思想自觉和真正的思想解放应该是建立在彻底认识事物规律的基础之上，在没有认识事物规律的基础之上，我们对社会的批判大概只能漂浮在现象之上，就像费尔巴哈对异化问题所作的道德批判那样难以深入社会问题的本质，也会像空想社会主义所作的那样不可能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以人的解放为根本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科学地认识了人类社会规律的基础之上，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迎来了第一次最彻底、自觉的思想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