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无产阶级尤其要让德国无产阶级认清资产阶级的面目，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抱有幻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要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地位，理解自己受困苦受压迫的根源，无产阶级只有进行革命运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才能解放自己，共产主义将是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正如恩格斯于1845年夏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充评述》一文中对该书所作的自我评价：“我主要是描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性，而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说明无产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完全合法的，是要用英国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来戳穿他们的花言巧语。我写的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8页。
只要把恩格斯在该书中的主要观点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唯物史观的发现问题上，恩格斯多次把功劳归于马克思，这并不只是恩格斯的谦虚之词，而基本是一个事实。第一次是1884年10月15日恩格斯在致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坦言道：“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7页。第二次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坦言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恩格斯在简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之后，说道：“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7—258页。第三次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的申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第四次是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说得更为清楚的是马克思比他更早发现了唯物史观：“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5页。通过下面的分析将会看到，恩格斯说得一点也没有错，1844年至1845年的马克思比恩格斯的的确确“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的不过是太明显的事实，客观地说，恩格斯在这本书中并没有涉及唯物史观的前提、基础、历史的本体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的分析，与马克思所阐述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分析还是有距离的。
根据这些要件可知，我们已无必要提及和分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了，因为，它根本不是经济学手稿，从而唯物史观不可能从中萌芽，相反，《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可能是唯物史观的第一次运用的产物。我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唯物史观辩证法的确立，具体论证详见本章§§§第五节唯物史观辩证法的确立。那么，在此之前，马克思必须确立辩证法的唯物史观的基础。在我看来，唯物史观萌芽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唯物史观的初步研究成果体现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之中，正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已经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才实现了由旧唯物主义向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才得以从对费尔巴哈的迷误中走出来；也因此马克思实现了与费尔巴哈的彻底决裂。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有可能成功地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所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只是唯物史观的第一次自觉运用。除了内容之外，这一时期符合其他条件的文献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我认为唯物史观起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但是现在主流观点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基础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同时存在着误解所致。在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唯物史观内容之前，我们得证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基础不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可以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的误解中，尤其是在《神圣家族》里所认为的费尔巴哈的“一切天才发现”中得到证明。
在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马克思非常推崇费尔巴哈哲学，多次认为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并且认为费尔巴哈有三个伟大功绩，其中一个是“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6页。同年8月11日，马克思致信费尔巴哈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给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74页。紧接着在《神圣家族》中把许多功绩归功于费尔巴哈，比如认为费尔巴哈揭露了黑格尔“体系”的秘密，摧毁了概念辩证法，用现实的人摒弃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人。马克思比较习惯于用排比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儿也不例外，他说道：“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页。紧接着又写了一段著名的话：“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竟然以为这些都是“费尔巴哈的一切天才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涉及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命题：一是唯物史观的前提“现实的人”；二是唯物史观的历史本质——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现在我们知道这两个命题根本就不是费尔巴哈的。这里的疑问之一：创造历史的是现实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等观点为什么能够称得上是“一切天才发现”？疑问之二：这个“一切天才发现”究竟是谁的发现？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要回答疑问一其实很简单：理由一是，“现实的人”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这些观点与以前的所有历史观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尤其与思辨的历史观根本不同。黑格尔从抽象的自我意识的人出发，把历史当作是“思维的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也与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人以及历史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批判费尔巴哈则是后来的事情。马克思首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给予费尔巴哈以无情的批判，指出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自然人，缺少革命和批判精神；接着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的人“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照样不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费尔巴哈那里历史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因此，“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在历史观上，费尔巴哈照样“陷入唯心主义。”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马克思是过于迷信费尔巴哈，但却已经与费尔巴哈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从“现实的人”的出发去探讨人的历史问题，不可能是费尔巴哈本人，现在看来显然就是《神圣家族》中涉及费尔巴哈那部分的作者。
理由二是，提出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由于把人的活动在本质上看成是劳动的、实践的（这个观点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先提出来的），因此，历史在本质上也自然被看成是劳动的、实践的。从现实的人出发，展开人的实践活动，就能够描绘出人类历史的“能动的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锁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把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理解为人的劳动过程，那么只要分析人的劳动过程，就可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和他自身意识的关系，可以分析社会生活的各种结构，等等，进而发现人类历史的规律。正是这些观点解决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历史的本体论问题，所以这些观点被称之为“一切天才的发现”就是当之无愧的。
对于疑问之二，人们至今认为在《家族》中涉及费尔巴哈部分的思想是恩格斯的，因为署名作者是恩格斯。关于在《神圣家族》中涉及费尔巴哈部分的署名作者尽管是恩格斯，但我认为它的真正作者是马克思、其思想也是马克思的，决不是恩格斯的。这个结论的依据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看法，当时恩格斯与《神圣家族》中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写道：“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 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9—330页。显然，恩格斯的看法与《神圣家族》中的观点是相矛盾的。当时离《神圣家族》付梓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如果是恩格斯自己的观点，那么恩格斯为什么不要求马克思马上进行更正呢？难道真是恩格斯在这里有意自相矛盾吗？对恩格斯而言，唯一的可能是他在写这封信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那部分的样稿，也不知其中涉及费尔巴哈那部分的观点。因此，恩格斯是不知道这个矛盾的，不然的话，以恩格斯的性格以及对马克思一向的态度来说，在信中不会以这样硬生生的方式去指出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人这个多少有些让当事人马克思感到难堪的问题来。但马克思肯定知道这个矛盾问题。让人疑惑不解的是：马克思为什么没有作出更正？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无论署名是谁，这个思想只能是属于马克思的。即使在恩格斯的“善意”的提醒下，当时，马克思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从“迷误”中醒悟过来。所以，才会出现应该归马克思更正的他也没有及时给予更正的“奇特”历史现象。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这期间多次对费尔巴哈作出类似的高度评价，而恩格斯则没有类似的评价，这也从侧面进一步印证这个观点是马克思的。
第二个理由是，1845年3月7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而且，你的［风格］也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
第三个理由是，即使《神圣家族》中所说的一些唯物史观的天才发现不是马克思本人的，但这些天才发现，例如，“现实的人”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等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早已拥有了，而且关于唯物史观的内容远比《神圣家族》中丰富得多、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