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子的生平史迹
《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齐人孙武所著的古代军事理论名著。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人，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据史学家推算，他生活的年代大约与孔子（前551-前479年）同时。孙武出生于齐国军事世家的田氏家族，其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完，因避乱，公子完逃到齐国。齐桓公闻知其年轻有为，让他担任了管理百工的工正之职。公子完在齐国定居后，因陈与田在古代音同义通，故又称为田完。田完的五世孙即是孙武的祖父田书。田书因伐莒立有战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孙武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加剧、兼并战争激烈而频繁的时代，也是各种学术思想及流派兴起、发展的时代，加之孙武军事世家的出生，使得他从小就受到浓厚的军事战争知识的熏陶，也受到各种进步的社会思潮的影响。
大约在公元前532年，齐国的贵族田、鲍、国、高四族之间发生了较大的矛盾与斗争。孙武是田氏的后裔，在贵族阶层的家族斗争中，当然应站在田氏一边。其他家族对田氏的危害与打击，必然也危及孙武。面对这种复杂而险恶的形势，孙武却不愿纠缠其中，做卿大夫之间倾轧斗争的牺牲品，因而产生了投奔他国、另谋出路的念头。
大约在公元前518年，孙武离开了齐国，到了春秋末期崛起的南方强国——吴国。作为普通的云游之士，孙武在吴国避隐深居，一面浇园种地，一面潜心钻研兵书，写作兵书。同时他也在观察吴国的政治形势，等待施展自己才能和抱负的时机。
在隐居期间，孙武结识了由楚国流亡至吴国，在吴王宗室公子光门下做宾客的伍子胥，两位流亡异乡的年轻人很快成了知心朋友。从与伍子胥的交往中，孙武了解到公子光是一位具有卓越的才能与胆识、性格倔强、谋略过人的王公贵族，不禁对他产生了钦仰之情。公元前515年，伍子胥得知公子光图谋击杀吴王僚后，便向公子光推荐了勇士专诸。在伍子胥、专诸的帮助下，公子光成功地策划了刺杀吴王僚的行动而夺取了王位。公子光自立为王之后，号为“阖闾”。阖闾雄心勃勃，立刻致力于巩固其统治的大计。他一面改变作风，勤俭治国，发展生产，一面广揽人才。阖闾首先启用了伍子胥。在伍子胥等大臣的辅佐与治理下，吴国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国力也在不断增强。孙武看到吴国百业俱兴、欣欣向荣的景象，心中十分兴奋，自然地产生了在吴国施展其军事才能的强烈愿望。为了在日后得到阖闾的赏识，他抓紧时间完成了十三篇兵法的写作。
吴王阖闾在政权得到巩固、国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以求称霸一方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吴王十分清楚，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战胜在当时已十分强大的楚国。为此，他十分渴求得到一位良将的辅助。这时，伍子胥向他推荐了孙武。伍子胥在吴王面前极力称赞孙武将是真正可以“折冲销敌”的大将和人才，于是吴王召见了孙武。孙武以他的十三篇兵法进献吴王。吴王研读之后，提出要孙武以宫女来演示一下怎么训练军队。孙武说：“宫女多不严肃，恐怕认真演练起来，君王会后悔。”阖闾当时只想以兵法做做游戏，同时也戏耍一下宫中的妇人，没想到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因此答应孙武说：“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于是，孙武便和吴王约定了练兵的时间，并挑选了一批宫女。
当约定的时间到来时，孙武与吴王同时来到吴宫的苑囿中。孙武把选来的180名宫女分作两队，以吴王宠爱的二名妃子担任两队的队长，并指定了负责执行军法的人。随后，孙武站在指挥台上指挥二队宫女向右操练。鼓声响起之后，宫女们觉得新鲜、有趣，都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没有听从孙武的指挥。孙武见此情景，自责了自己的规定不明确，又把军法军令和操练要领仔细交代了一遍，还特意训示了两位队长，要求她们带头听从号令。交待完毕后，孙武亲自操槌击鼓，发令向左前进。两队宫女仍然嘻笑不已，视操练如儿戏。
孙武面对着宫女们的嘻笑，严肃地说：“规定不明确，说明不清楚，这是将帅的罪过；既然已经反复地说明了，你们仍不执行命令，那就是下级士官的罪过了。”说完孙武问执法官，不服从军令应该判什么刑，执法官答道：“斩首。”于是，孙武下令处斩左、右二位队长。吴王在看台上看到要杀自已宠爱的妃子，大为惊骇，急忙派人传下命令说：“寡人现在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姬侍候，寡人就会食不甘味，还是不要斩首吧！”孙武严肃地说：“臣既然已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说完便杀了两个队长示众，并用另两名宫女担任队长，继续进行演练。宫女们这时便不敢再将操练视如儿戏了，随着鼓声的响起，宫女们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下站起，都合乎规范要求。于是，孙武向吴王报告说：“队伍已训练整齐，君王可以下来视察。这支军队君王无论怎么调遣都行，就是赴汤蹈火也不成问题。”吴王示意请孙武回去休息。孙武听了这话，知道吴王怒气未消，便淡然说道：“君王似乎只是爱好兵法的词句罢了，并不想真正去实行。”说完，便回到自己的馆舍。
吴王失去了二姬，好几天心情不悦。伍子胥向吴王进谏说：“用兵是件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是不可当作游戏的，现在君王欲讨伐强楚以求争霸诸侯，正求贤若渴，而孙武又是不可多得的将兵之才，要想远涉千里作战，非孙武不行。”经过伍子胥的开导，吴王抛却了杀姬之恨，亲自去挽留孙武，请他充当统帅三军的将军。孙武见到吴王后，也向吴王谢了罪并解释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是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用众以威，责吏从严，只有三军遵从法令，听从指挥，才能克敌制胜。”吴王听了孙武的解释，不仅怒气烟消云散，而且深信孙武确实是难得的将兵之才。此后，吴王便经常与孙武一起讨论治军治国之道。
当时，对于吴国来说，楚国是十分强大的对手。吴王阖闾在发展生产、增强国力的同时，经常与孙武、伍子胥等人一起商议如何加强战备，谋划破楚大计。伍子胥就如何加强战备的问题，向阖闾提出在国都附近建筑坚固的城堡来防御邻国的侵略，同时建议将吴军编为三军，轮番骚扰楚国，以疲惫楚军；而孙武则加紧训练吴国的军队。孙武训练军队时认真刻苦，使用真正的锐利武器，因而使士兵经受了实战的考验，培养出了勇敢顽强的精神；在军队的管理方面，孙武接受伍子胥的建议，调整了吴国军队的编制，将吴军改编成三军，加强了陆战奔袭的训练，以适应战争的要求。公元前512年，阖闾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清除余党，决定要将在自己发动政变时投奔徐和钟吾（今江苏宿迁县东北）未回的二位王室公子掩余和烛庸追杀掉。阖闾下令让徐和钟吾将他们两人拘捕送给自己发落，但这两个小国没有从命，而是将二位公子驱逐出境。二位公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向敌国楚国。楚人得此二人后，如获至宝，把他们安顿在养（今河南沈丘县东南），同时还为他们筑城，并将城父与胡（均在养之东）的土地给二公子，作为他们的封邑。吴王阖闾十分清楚，楚国此举的用意是想利用二位公子，把养邑作为牵制抵抗、进攻吴国的前沿阵地。因此，吴王决定发动攻克养城的战争。
阖闾以孙武为将，下了攻克养城的决心。这一仗是孙武初试身手的一场战斗，因此，孙武在战前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孙子认为，养城一战，阖闾的目的一方面是擒杀掩余和烛庸二公子，消除自己政治统治的隐患；另一方面还在于清除淮水北岸的楚军势力，为日后破楚入郢扫清障碍。因此，孙武向阖闾提出了“肆楚疲楚、攻克养城”的战略方针。在战术实施时，孙武将吴军分编成三军，同时将战斗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为佯攻潜、六（今安徽六安县一带），同时伐夷（城父）。孙武以第一军兵力佯攻伐夷来拉开攻克养城的帷幕。吴军从本国出发，向城父进军。在佯攻不克后，吴军便兵锋一转，南下渡过淮水，直驱五百余里，攻打潜、六二地；当楚军的增兵即将到达时，吴军便撤退待命，不与楚军正面交锋。
楚军见吴军撤走，便将部队驻扎在南冈（今安徽潜山县）。孙武这时调动他的第二军人马自淮水而上，疾行军数百里直扑楚之战略要地弦邑，将弦邑包围。这样，楚军不得已再次派援军急救弦邑。当楚军即将赶到弦邑时，孙武见已成功地调动了敌人，便命部队撤退待命。
由于吴军的两支部队成功地调动了敌军，使敌人疲惫不堪，士兵士气沮丧。这时，孙武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行动。他命令吴军的第三军投入攻克养城的战斗。吴军一举攻下养城，擒杀了二公子，取得了胜利。
从这场战斗中可见，孙武兵锋初试，即已显示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孙武是站在争取早日破楚入郢的战略高度指挥这场战斗的。因此，孙武力求在运动中去寻求有利的战机，以争取全胜。这场战斗的胜利确立了孙武作为吴军不可多得的军事指挥者的地位。
孙武指挥吴军初战告捷后，吴王阖闾便想乘胜进入楚地，攻打郢城。孙武和伍子胥都感到时机尚未成熟。这时的吴军一方面师劳兵疲，另一方面，吴军背后还有楚国的盟国越国威胁着自己。阖闾经孙武、伍子胥分析后，觉得颇有道理，便命令吴军收兵回国了。
吴军回国后，孙武一面命令军队抓紧时间休整、训练，一面与伍子胥等武将文官们一起商议如何对付背后的越国。越国是楚国的盟国，在公元前544年，越国便开始参加以楚为首的攻打吴国的战争。三十多年来，只要楚国发兵攻吴，越国便总是出兵配合，呼应楚国的行动。因此，吴国君臣都十分清楚，越国将是吴国争夺霸业，攻克楚国的劲敌。公元前510年，阖闾为早日制服越国，以消除日后攻楚的隐患，决定攻伐越国。战前，阖闾派人去越国与越王允常谈判，希望越国站在自己一边，从吴伐楚，越王允常拒绝了。这一年，根据当时星象学的“测定”，天上的岁星恰好与地下的吴越两国相呼应，这种岁星与国家呼应的现象“表明”，两国都可受到天命的保佑，但是两国中如果谁先动兵，就会反受其害。鉴于此，吴王阖闾对是否用兵伐越举棋不定。这时，孙武以他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批驳了天命观。孙武指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因此，他劝说阖闾为缩短破楚争霸的历史进程而行征伐之事。孙武的观点，得到了吴王的首肯。于是，阖闾、孙武、伍子胥等一同率领吴军突入越国境内与越军作战，大败越军。吴军的胜利，使越对吴的威胁降到最低程度。
经过几年的吴楚战争，吴国已将自己边境的一些楚国的势力铲除或控制。这时，孙武、伍子胥开始与吴王阖闾一起谋划大举进攻楚国的计划。孙武鉴于大别山以东江淮之间的豫章地区还在楚国的控制之下，因而决定先摧毁这道阻止吴国将来长驱直入楚国的障碍。于是，在公元前508年，孙武出色地指挥了吴、楚豫章之战。
在豫章地区附近一带，还存在一些独立的小诸侯国。这些国家每年都要向楚国交纳大量的赋税，才能获得楚国暂时的保护。孙武利用这些小国对楚国的不满，使桐国背叛了楚国，同时争取了舒鸠国为吴所用。孙武设下了一个诱敌之计。他让舒鸠人到楚国对楚人说：“吴人很害怕楚国，他们说，若是楚国攻打吴国，吴国只能用代楚国讨伐叛逆的桐国的方法来讨好楚国。”楚令尹囊瓦果然经不住坐收渔利的诱惑，率领楚军去讨伐吴国。楚军进入豫章后，便观望吴军“伐桐”的行动。孙武见敌人中计，便一方面将吴军舟师开往豫章南部的江面上，做出要讨伐桐国的架势，继续迷惑楚军；另一方面，孙武暗中指挥吴军主力，将其调至豫章地区中段的巢城附近集结，等待有利战机的出现。最后，楚军驻扎豫章达数月之久，征讨吴国没有任何成果，又不见吴军攻打桐国，以致于士气丧失，军心涣散。吴国主力这时突然进抵豫章，将楚军包围，只留一个缺口，对楚军发起了猛攻。楚军措手不及，拼命朝缺口逃窜。吴军乘势掩杀楚军，大获全胜。回师时，孙武又指挥吴军一举攻克了巢城，活捉了楚公子繁。这一仗，孙武以其诱敌、骄敌、待敌的谋略大获全胜，帮助吴王阖闾打通了入楚的通道，为吴国破楚入郢的战略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
豫章之战后，吴、楚之间的形势对吴国愈来愈有利。吴、楚之间长期争夺的一些军事要地，基本上都被吴国占领；楚国统治阶级内部亦矛盾重重，经济萧条，政治腐败，军队疲惫，士气沮丧。而正当此时，蔡国国君蔡昭侯来到吴国，请求吴王出兵楚国，以报自己被楚无理囚禁三年之仇。吴王阖闾觉得攻打郢城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召来孙武、伍子胥，共同商讨伐楚大计。
孙武此时也感到伐楚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他见吴王破楚心切，便和伍子胥一起认真研究了破楚的构想。首先，孙武、伍子胥决定动用全国的兵力与楚军进行战略决战，同时联合唐国和蔡国，“三国合谋伐楚”，以保证战斗的胜利；其次，孙武在深入研究了吴、楚之间的地形之后，以“避实击虚”为原则，确定了千里破楚的进军路线；最后，为避免攻打坚城郢都，孙武选择了柏举为决战地。孙武提出，以蔡、唐军队作先导，以舟师沿淮水西上，经由黄邑（今河南潢川县）、弦邑，然后舍舟登陆，自豫章地区西北边沿地段南下，沿大别山的交汇处大隧、冥阨、直辕三隘口进入楚国腹地，渡过清发水（今涢水），穿过雍澨地区，再渡过汉水，即可直通郢都。这条线路由于避开了楚军主力，而且有利于沿途合唐、蔡之军攻楚，因而得到了阖闾的赞同。
吴军经过充分的准备，于公元前506年秋九月举师伐楚。吴军按孙武的既定线路，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余里，直奔汉水，威逼郢城。
吴军的行动，完全出乎楚国的意料。楚令尹囊瓦和左司马沈尹戌匆忙调集军队到夏州（今湖北武汉市汉口）以西的汉水南岸布阵防御，与吴军隔汉水对峙。左司马沈尹戌看到吴军来势汹汹，便向令尹囊瓦建议说：你依托汉水阻击吴军，不使其渡过汉水，以保证郢都的安全；我立刻去方城，调集那里的主力部队抄袭吴军的后路，毁坏吴军舟船，阻塞三关，断其归路。到那时，你再渡过汉水从正面进攻吴军，我率军从侧后袭击，一定能大败吴军。囊瓦同意了他的意见，派沈尹戌北上调集援军，自己在汉水与吴军对峙，等待援军到来。可是，在沈尹戌出发后，武城大夫黑和大夫史皇的一番话使囊瓦改变了主意。武城大夫黑指出，吴国多水军，楚军则多用皮革包制的战车，因而不宜在水中久浸，我军利在速战。大夫史皇也认为，如果沈尹戌把淮河吴军船只毁掉，回军阻塞三关隘口，截断吴军退路，他就会独得战功，声望也会盖过令尹了。因此他也劝囊瓦速战。囊瓦听了二位大夫的话，利欲熏心，便置既定战略于不顾，开始指挥楚军渡过汉水与吴军决战。
孙武开始见楚军与自己的军队对峙不战，便推测到楚军将调集方城的军队夹击自己。当他正在策划如何诱使敌军过河决战时，手下向他报告说楚军即将渡过汉水与吴军决战。孙武大喜过望，指挥军队先摆出决战的架式，在小别山交战一场。吴军与楚军刚一交战，孙武就指挥吴军佯败后撤，从小别山到大别山，孙武都指挥吴军边打边退，引诱楚军一直追到了预定的决战地——柏举。
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九日，正当吴军与楚军在柏举列阵对峙，准备决战时，随军作战的吴王阖闾对于决战时机是否成熟突然产生了怀疑。这时，阖闾的弟弟、吴将夫概认为，这时吴军士气旺盛，而楚军一直处在勉强应战的地位，而且楚令尹囊瓦一向不得人心，如果这时发起进攻，楚军必然溃逃，这时吴军再以主力投入战斗，必将大获全胜。但是，吴王阖闾仍然不同意发起进攻。夫概记得孙武十三篇兵法中所言：“料敌制胜……上将之道也……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孙子兵法·地形篇》）他以此为依据，认为做部下的应把握时机，见机而行。于是，夫概率领自己的五千人马向囊瓦的军队发起了猛攻。孙武见夫概已率先发起猛攻，便赶紧抽调三千多名精兵增援夫概，同时调集主力随后掩杀楚军。楚军一触即溃，主力随之大乱。孙武指挥吴军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大败楚军。楚令尹囊瓦弃兵逃奔到郑国，史皇等人战死，柏举决战以吴胜楚败而告结束。
囊瓦所属残军战败后，由苏延率领向郢城方向溃退。孙武指挥吴军实施了战略追击，到清发水（即涢水）追上了楚军。吴王阖闾正要下令攻击，吴将夫概又以孙子兵法所言的“令半济而击之”来阻止了阖闾。阖闾接受了夫概的建议，待楚军半渡清发水时，才发起攻击，因而大败楚军。
楚将苏延率领的残兵败将马不停蹄地西逃，而连连获胜的吴军亦在孙武的指挥下紧追而来，吴军在雍澨地区追上了楚军，将囊瓦的余部彻底地击溃了。这时，孙武向西望去，只见汉水绕城而过，渡过汉水，郢都几乎近在眼前了。然而，就在这时，左司马沈尹戌的援兵也自北南下，赶到了雍澨地区。原来，沈尹戌从方城外调出楚军主力后，就依先前商定的作战计划率军抄袭吴军的后路。途中，他得知囊瓦率军贸然渡河决战的消息后，就临时改变了计划，想率军南下，以便抢在吴军前面守备郢城。在雍澨地区，两军相遇。双方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吴军士卒身陷死地，皆拼死作战以求生；楚军在沈尹戌的指挥下，也挺戟挥戈，浴血奋战。双方经过三场激烈的战斗，最终吴军获胜，楚军主将沈尹戌阵亡，属下大败而逃。
雍澨一仗结束后，吴军已基本消灭了楚军的主力，攻陷郢都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的事了。十一月二十九日，阖闾、孙武、伍子胥率领吴军攻陷了郢都。吴王终于实现了破楚入郢的夙愿。
孙武指挥的这场破楚入郢之战，历史上亦称之为“柏举之战”。在这场战争中，由于孙武事先创造了大举袭楚的有利条件，选择了有利的进攻方向，成功地避开了“攻城”这一最大的难关，因而能使吴军最终顺利地进入了郢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吴军占领楚国的都城后，阖闾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鼓励吴军在郢城中大肆掠夺，因而引起了楚人的不满。公元前505年，楚大夫申包胥到秦国求援，借来了秦军配合楚军对吴作战。秦军打败了吴将夫概所率军队，使夫概受到阖闾的痛责。夫概便偷偷溜回了吴国，自立为吴王。在种种不利形势下，阖闾、孙武、伍子胥等率吴军撤离了郢都回到吴国。
吴军撤兵后，秦、楚联军终于收复了郢城。此后，楚国渐渐地走向衰落。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吴国已经不再把楚当作强敌，转而与齐国、越国、晋国争夺霸主地位。
随着孙武辅助吴王西破强楚创造的辉煌，孙武显赫的名声达到了顶点，同时孙武似乎也走到了功名的尽头。此后，孙武的名字便从各种史料中消失了。人们猜测孙武从此便远离了各种争斗，隐居于江南的青山碧水之间了；也有人认为孙武可能是在伍子胥被吴王夫差错杀以后才隐居山林之中的。总之，孙武从此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不再理会谁胜谁负，谁输谁赢。然而，他的兵法著作却留传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二、孙子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的影响非常深远。三国时的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也受到世界上众多的外国军事家的重视。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美国的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制约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有其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可见，《孙子兵法》以其对战争规律的科学总结和对战略战术所作的精辟论断，不仅受到了中国军事家的推崇，而且得到了外国军事家们的极高评价。因此，我们在向普通读者介绍《孙子兵法》原文和介绍孙武生平的同时，介绍一下孙子的军事思想也是十分必要的。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书的奠基之作。孙武在这部军事学圣典中，系统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
首先，孙子对于战争胜负有着十分科学的、整体的认识。他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安危，因此，必须慎重地对待。孙子认为，进行战争要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等各个方面出发，立足于国家的全局，认真地分析战争的利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交战前，要通过这种对交战双方利弊的分析，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为了阐述战争与国家全局的关系，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详尽地论述了战前进行“五事”、“七计”的衡量和比较的重要，并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要求战争的决策者必须在战争前首先分析敌我双方的各种基本条件，从而把握战争的全局。除此而外，孙子认识到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军队与国家（国君）的密切协同。孙子认为：国君应做的事是修道而保法；国君不可“怒而兴师”，不可以随便干预军队的事务。如果国君“不知三军之事，而司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其结果只能是自乱其军。可见，孙子对决定战争胜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一点，有较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其次，孙子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孙子认识到，战争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同时，战争还会给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的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子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1．兵贵胜，不贵久。战争需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其“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为了尽量减轻战争对于国家经济造成的负担，就应当争取速战速决。2．取粮于敌。孙子指出，国家在战争中会因为远道运粮而导致贫困。因此，战争中应当就地征粮，以解决粮食的补给问题。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孙子指出，为弥补战争中物质供应以及兵源的不足，可以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使用，对俘虏的敌军士卒给予优待，让他们为我所用，以补充自己兵源的不足。从以上三点可见，孙子2500年前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就已有相当的认识了。
还有，孙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战争会给经济造成破坏，这是战争不利的一面；然而，军事家孙子在那个时代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有害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有利的一面。战争的胜利能实现政治目的，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能够暂时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战争的最终取胜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开明的政治观点、能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治主张，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孙子在兵法中将“道”列在“五事”的首位，指出国君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令民与上同意”。孙子还说“善用兵者，修道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可见，孙子不仅认识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同样，他也认识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以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论述了战争的胜负与主观、客观之间的关系。孙子一方面指出，战争的胜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战争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做到“先为不可胜”，因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里，孙子指出，战胜敌人的关键之处在于客观条件，在于敌人是不是有隙可乘，我方能做的事只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捕捉有利的战机；另一方面，孙子又指出，在战争中如果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那么，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因此，“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这里，孙子又论述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指出人们如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能成功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那么，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不利的条件也可以变为有利条件。孙子总结出了胜败之间诸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子的军事思想时时处处闪烁着哲学的智慧与光辉。
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战略战术原则也是备受人们推崇的。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对于战略战术的总结主要有：
1．避实击虚。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指出，战争中兵力的布置是战争指挥者依照所掌握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其兵力必定是有强有弱。我方在作战中应当避开敌人兵力强大的部分，而重点进攻敌军兵力薄弱的部分，这样就能夺取战斗的胜利。这一点，孙子在其兵法《虚实篇》中有精辟而形象的阐述。孙子说：“夫兵形像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同时，对于如何实施这一作战原则，孙子也提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如集中优势兵力，攻其所不守；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总之，这一原则的关键是集中力量，寻找弱点并迅速出击。
2．致人而不致于人。
《孙子兵法》的另一作战要点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即调动敌人，让敌人依照我的意图行事；“致于人”，即被敌人调动。孙子指出，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要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没有主动权，便会被人牵着牛鼻子走，就会陷入被动、消极防御甚至处处挨打的境地。而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则能改变不利的形势，让敌人“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这一点是取胜的必备条件。
3．先胜而后求战。
孙子在其兵法的首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由于孙子认识到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因而他提出了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的观点。孙子提出，在战争前，应认真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弱点，力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善于作战的人，总是打有把握之仗，而不打无把握之战。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古之所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这些话的意思、立意均在于此。
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指出，在战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知己知彼，才能去实施避实击虚之计，才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终战胜敌人。同时，孙子还指出，要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就必须舍得花大力气去探知敌情，掌握敌情，这是进行“庙算”的基本前提。
5．以正合，以奇胜。
孙子在其兵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奇正”的命题，即在作战的战术部署中，兵力部署以承担正面作战的为正，进行侧击、包围、迂回的为奇；担任箝制敌人主力的为正，列阵对敌、明攻的为正；承担突击的为奇，采用机动、偷袭或特殊战法的为奇。孙子提出，作战必须有“正奇”的变化，要“以正合，以奇胜”，才能最终赢得主动。孙子的这一军事思想，已为后来众多的军事家所运用。以此战略战术为指导而赢得战争胜利的战例几乎俯拾皆是。
6．识众寡之用者胜。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总结出了兵多与兵少的不同用法。孙子一方面指出了兵力的多少在作战运用时的一般规律，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是使用兵力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孙子又说：“兵以诈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他指出，打仗、用兵应视不同的情况而灵活地使兵力分散或集中，在我方兵力不如敌军时，要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样，在局部造成“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一”的相对优势，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孙子在他的兵法中总结了兵多与兵少的不同用法后，指出：“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可见，孙子提倡兵力的部署要以敌我力量的对比为依据，在作战中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从以上孙子提出的战略战术中可以看出，孙子战略思想的精髓在于他的“避实击虚”的观点，其军事战术的立足点在于如何卓有成效地打击敌人。孙子强调必须在对敌情、作战地理条件等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选择适宜的作战形式，出奇制胜。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对后世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