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的外交立场具有强硬和灵活的两面性：一方面同意谈判，另一方面不将牺牲自身的既得利益作为和解的代价。在他的头脑中，当时美国的欧洲政策是成功的，这可以从苏联最近在芬兰受到挫折以及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所显示的独立性上得到体现；但在面对柏林问题的时候，马歇尔认为摆在美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是留在柏林或者就要眼看自己的欧洲政策失败。\[美\]福雷斯特·C.
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312页。马歇尔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受到多种固有思维的影响。首先，对苏外交中的“零和思维”。他认为美苏之间的关系犹如一个“力图维持现状的人”在与一个“要颠覆现状的扩张主义者”打交道，他长期以来一直认定，苏联在东德地区的行动是为实现自身对整个德国的单独统治作准备。Avi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97.其次，马歇尔认为德国对于苏联的扩张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曾在1948年2月20日给驻英大使道格拉斯的一封电报中指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德国尽管不可能重新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一种像以往那样重要的角色，但可以通过与其他大国的结盟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因此它一旦进入“东方轨道”将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FRUS，1948， Vol.2，pp.71-73.再者，长期的军人身份也铸就了马歇尔独特的冷战观。他虽不笃信武力，但却坚定不移地认为冷战不是让美国成为基督教的卫道者，而是建立在一种军事、经济、心理基础上的大国力量平衡。Avi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92.
上述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马歇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作为对美国柏林政策的总结，他在7月2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不会在任何受到强迫和威逼的情况下，放弃自身在德国和柏林的权利与责任；同时也将积极通过各种可能的对话和外交途径使问题得以解决，从而避免战争的爆发，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华盛顿不会在压力下退缩。Publi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48，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p.413， note 1.至此，美国政府大致奠定了针对柏林封锁事件的对策基调。
在华盛顿紧张商议对策的同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却在如何回应苏联14日复照问题上显得很焦急，他认为要将应对危机的主动权掌握在西方手中就不能在这件事上过多耽搁时间，并强调应该在保持坚定立场的同时不关闭与苏联通过谈判消除分歧的大门，应该表明一种愿意和他们讨论整个德国局势的愿望，不应该在此时将争端提交联合国。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
77.贝文的这种急切的心态甚至影响到了同步进行的有关西欧防务计划的讨论。当时英法之间正在为统一西欧防务最高指挥体系以及任命最高司令官等问题展开协商，但贝文担心类似的行动会刺激苏联人在柏林问题上做出更为过激的行动，因此即便是在蒙哥马利的竭力劝说下，他还是反对立即在任命最高司令官的问题上作出决定。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580.
贝文头脑中“不能给苏联人一个过于强硬的回答以保持对苏谈判大门敞开”的思维是美方不能接受的。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和英国驻美大使福兰克斯曾分别在7月18日向华盛顿提出了两份针对苏联14日复照的二次照会意见稿，但前者认为后者出示的意见稿“似乎不是为了维护西方在柏林的权利”。FRUS，
1948， Vol.2， p.974， note
5.道格拉斯更是在21日致电马歇尔声称：“很遗憾，我们要求解除封锁的基本目标，在伦敦的一系列商议中完全被扭曲和篡改了，我真的怀疑贝文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FRUS，
1948， Vol.2， p.974， note
4.与此同时，7月20日在西柏林物资供给问题上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继五天前以强硬姿态回复西方照会后，苏联当局再次就柏林问题语出惊人，它宣布驻德苏军将向西柏林居民分发10万吨小麦以及类似的其他产品。FRUS，
1948， Vol.2， p.974， note
3.对此马歇尔当即表示：“解除西方所不可容忍的地面封锁仍然是主要目的，这一点不会受到莫斯科宣称提供食物的影响，因为苏联此举主要出于宣传目的的同时更具有双重意义，即在缓解西柏林食品压力、赢得民心的同时，借机使自己控制这座城市。”
FRUS， 1948， Vol.2， p.974.
英国态度的迷离和对手的步步进逼使华盛顿倍感左右为难。马歇尔尽管表示仍坚持与莫斯科进行直接对话，但也体会到目前二次发出书面照会存在着双重风险：一方面，强硬的照会不可避免地要对苏联顽固不化的立场进行反驳，有可能激怒莫斯科；另一方面，怀柔的照会却会忽视苏联应该为非法封锁所承担的责任，等同于在向对方传递自身立场软化的信号。国务院和驻英使馆都认为英国最近的二次照会草稿就属于后一种类型，其中甚至建议在封锁继续的情况下召开外长会议。出于维护自身坚定立场和综合英国态度的考虑，国务院表示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应该还是首先通过口头照会的方式，如果遭到了苏联的反对，再按照英国传递过来的照会草案进行陈述。FRUS，
1948， Vol.2，
p.974.与此同时，驻苏大使史密斯也在20日致电华盛顿：西方任何试图通过陆路武装护送供应柏林的行动都会遭遇到苏联军事力量的抵制，因为它们在整个德国乃至于欧洲的地位和声誉全系于此，莫斯科是不会被胁迫的。他虽然感到“微小的摩擦”不会导致一场冲突，但却认为尝试武装护送必须是在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效的前提下。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77.言下之意，当前以谈判实现和解才是正道。
7月21日，克莱和墨菲回到华盛顿参加由杜鲁门主持的讨论柏林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次会议。会议记录详见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81-89.或参见\[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43—145页。克莱曾在会前以相当乐观的态度告诉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因柏林危机而爆发战争的机率不到25%Thomas
Parrish， 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
p.215.，这样的观念也支撑着他在会上提出了“我们应该在决定留在柏林的同时，作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长期准备”的建议。当然，坚定他态度的还有其他理由。其一，放弃柏林将对筹建西德政府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会减缓欧洲经济复兴的步伐，因为复兴成功的关键有赖于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尤其是来自西德地区的产品。其二，西方盟国的有利配合，英国已经为柏林空运提供了大量的实质性资源，法国尽管因为自身资源匮乏而无法提供类似的协助，但巴黎的立场和伦敦一样依然是坚定的。其三，柏林当地各政治势力和普通民众反苏态度的积极程度令人鼓舞，那些在苏占区组成市政管理机构的柏林各政党领导人都坚决拒绝接受苏联的控制，柏林人决心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下去。其四，空运尽管无法完全满足柏林对物资供给的需要，但它对西方威信的增加却是无可限量的，这种增加是深刻的和充分的，并已打乱了苏联人的计划使其过激行为有所收敛，用克莱的话说“苏联人在两个月前显得过分自信和傲慢，之后便开始变得有礼貌并通过在空运走廊附近的减少常规飞行以避免冲突事件的发生”。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81-83.
不过在坚定和乐观的同时，克莱也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处理问题时所要面临的两大难题：第一，目前柏林的局势已经超出了各大国驻当地军政机构可以商讨的范围，必须提交回各自的中央政府；在货币问题上达成协议的任何努力都已归于失败，问题的症结在于德国的统一问题，苏联人很可能将进行谈判的价码定为“停止筹建西德政府”，而这一点是万万不可答应的。第二，和解需要过程，但空运也将遭遇天气和季节变化等不利因素的制约，因此需要对使用陆路武装护送的可行性以及军队的执行能力进行认真的评估。克莱认为苏联尽管没有质疑西方军队进出柏林的权力，但使用武装护送显然会被当作一种挑衅行为；苏联人最初的反应将是用机械和工程建立起路障，如果路障很快被清除，他们最终可能会选择武装攻击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仍存在着25%战争机率的重要原因。尽管可能得到英国对武装护送的支持，但法国已肯定不会这样做。再者，西方与苏联在德国和欧洲的驻军不但在数量上存在较大差距，更在质量上相距甚远。克莱指出：“英国军队师一级建制还未满员；法国部队师一级的建制尽管满员但装备非常差，他们的坦克装甲师仅仅配备了美国淘汰的坦克和从前纳粹军队手中缴获的坦克，并且其中只有20%可以正常使用，众多部队当中情况最好的也只有一个配备了英国武器的比利时师。从军力上看，一旦与苏联爆发军事冲突，西方将在常规对抗中明显处于劣势。”所以，克莱强调在其他所有的办法都已经用尽或无效之前，不应贸然采取武装护送。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83-85.
在权衡了上述情况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依然建议继续加强空运，同意在柏林修筑新的机场，同意克莱增加大约75架C—54运输机用于柏林空运的请求。在撤离家属问题上，陆军部长罗亚尔倾向于延续克莱原先的政策，让这些人留在柏林但作好随时疏散和撤退的准备。但马歇尔关心的是疏散和撤出随军家属对德国人心理产生的影响，并认为应该至少在柏林保留800到1000人。会议最终综合克莱的意见，同意在8月底将柏林的随军家属减少到大约1000人，而至于这些人员是否撤退以及何时撤退则由克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最后，在如何回应苏联复照或者再次照会莫斯科的问题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但确定了以和谈作为化解危机的工作重点，而且在几乎没有太多争执的情况下决定按照洛维特的观点先向斯大林提出口头照会。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81-89.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7月22日所作出的决策建议，在经过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后成为了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基本政策。该政策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第一，坚守西柏林并通过空运为城市提供物资供给；第二，利用加强空运所提供的喘息机会，寻求与苏联通过和谈的方式化解危机。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263.打个形象的比方，美国的基本政策是“用一长一短的两条腿走路”，即以外交调处为主、空运对抗为辅助，是一种“不对称的双轨对策”。
对于22日国安会的讨论结果，两位从柏林远道而来的驻德军政府领导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尽管克莱要求为执行武装护送作准备的提议由于华盛顿军方对行动后果的担忧而没有得到采纳，但他仍然对政府决策层力排空军对增加空运的异议感到满意。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p.368.他在从华盛顿返回德国的路上曾以轻松的口吻告诉记者，自己认为空运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并强调自己从政府的英明决策中看到了“一个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的好机会”。New
York Times， July 24，
1948.但军政府政治顾问墨菲的态度则不然，他对此次华盛顿之行的结果极为不满，并表示自己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准采取实际行动打破封锁。Murphy，
Diplomat Among Warriors，
p.387.他表示自己“对政府不向苏联人的封锁行为挑战而感到不解，对政府的决定将使苏联人看轻我们的能力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他甚至认为“华盛顿的‘客气’之举，将导致随后在远东的朝鲜出现共产主义的挑衅行动”。Murphy，
Diplomat Among Warriors，
p.388.其实，在当时的美国政府内部很少有人像墨菲这样有着如此强硬的立场，大多数人都认为加强空运是明智之举。之后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ion）就曾指出：空运展现了美国坚守自身合法权利的坚决态度，使苏联人不得不在“不干涉”和“发动对空运的袭击”的两难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当然莫斯科是不会主动选择后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