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美国的强硬态度对贝文本人以及英国政府并非没有触动。通过双方的意见交换，贝文越来越感到，一方面要使柏林问题的解决方式尽量符合西欧安全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有必要通过问题的处理维系甚至是加强自二战以来逐渐培育起来的所谓“美英特殊关系”。对伦敦来说，因为非实质性立场的分歧而造成对这种特殊关系的伤害显然并不值得。更为重要的是，从7月12日开始，组建北大西洋安全防御体系的关键步骤——筹建北大西洋组织的工作小组正式开始工作，出于热切期望华盛顿重新增加欧洲安全砝码的考虑，伦敦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出现有损英美关系的事情，因此愿意对美国的要求做出适当的让步。
7月22日下午，英国内阁就对苏交涉问题进行磋商并最终决定：同意用口头方式照会苏联政府，照会的对象是莫洛托夫而非斯大林。FRUS， 1948， Vol.2，
pp.981-982.英国副外长斯特朗在第一时间将内阁的上述决议告知道格拉斯，后者也在伦敦时间当晚上7点钟将该决议电告华盛顿。尽管，英国内阁的决议对华盛顿的要求作出了一定让步，但仍反对与斯大林接触。因此，马歇尔决定指派国务院负责协调柏林问题的官员查尔斯·波伦前往伦敦做进一步的斡旋。波伦在7月23抵达伦敦后立即与贝文会晤，他感到与危机爆发之初相比，后者多了许多软弱的言辞甚至指出：“你们美国人想进行一次战争，但我是不会让你们打起来的。”\[美\]查尔斯·波伦著：《历史的见证》，第347—348页。又见Thomas
Parrish， 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 ，
p.229.贝文虽然是半开玩笑地说这些话的，但话音却很自信。\[美\]查尔斯·波伦著：《历史的见证》，第348页。
波伦认为贝文的话语非但毫无根据而且极其荒诞，他可能是从辗转的传闻中听到了一些美国官员的好战言论。客观地说，美国内部除了克莱和墨菲等人建议使用武装护送来回答苏联的威吓以外，再无其他可能挑起战争的想法，而克莱等人也一再声称此举不会导致武装冲突，美军只会在苏军先开火的情况下才会奋起反抗，更为重要的是，武装护送的建议从一开始就不曾受到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坚定支持。那么，在英国政府也完全明了上述情况的前提下，其外交大臣为何会出此言论呢？波伦的看法是，贝文的话反映了英国人莫大的忧虑，他们惟恐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另一场战争。他在回忆录中评论说：“英国态度在那时和之后都对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表现出过度的怯弱，根据英国国防力量的脆弱性看来，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有利于莫斯科。英国人没有了解到，在战后的历次危机中，美国事实上从来没有想到或表示过要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保护分界线这一边的东西。”
\[美\]查尔斯·波伦著：《历史的见证》，第348页。
不过，值得华盛顿感到宽慰的是，英国对危机的基本立场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依然坚定不移。在7月24日上午与波伦和道格拉斯会面时，贝文反复强调“放弃柏林就意味着失去西欧”，并再次以强硬的语言阐述了英国政府的原则立场：（1）不会在苏联的压力下从柏林撤退；（2）不会取消或终止筹建西德政府和实行货币改革的计划；（3）不会同意在封锁继续的情况下，召开任何旨在讨论整个德国问题的四国政府层面会议。至于华盛顿提出向联合国申诉的建议，贝文表示自己大体支持该动议。不过，他也警告“通过联合国既无法提供对我们权利合法有效的肯定，也无法批准直接要求苏联解除封锁的提议，实际上只能最多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提供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贝文的表态基本圈定了英国下一步应对危机的原则，道格拉斯对此深感满意，他在当天下午致电马歇尔，“贝文的立场和英国的政策倾向没有任何问题”，希望借此驱散国务院对伦敦态度的担心。FRUS，
1948， Vol.2， pp.982-983.
7月26日，美英两国官员在伦敦利用近一天的时间再次会商。美国代表坚持由美、英、法三国驻苏大使向莫洛托夫提出共同会见斯大林的要求。FRUS， 1948，
Vol.2，
p.986.美方的理由是：其一，斯大林是苏联政策的独裁者，不通过他的任何交涉都不会有结果；其二，斯大林喜欢言谈，西方三国可以在谈话中发现苏联封锁柏林的真实目的，而类似方式运用于莫洛托夫则未必会得到如此效果，也无法弄清苏联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其三，如果三国大使与斯大林对话的要求遭到拒绝，西方倒是更有理由发出措辞强硬的书面照会。英国官员在会谈中作出了让步，贝文表示“根据美方的强烈要求，他将劝说内阁中的其他成员接受与斯大林进行面谈的建议”。BDFA，
Part Ⅳ， Series F， 1948， pp.177-179.
在联合国介入问题上，美国政府感到提交安理会比提交联合国大会更具可行性，因为安理会可以随时开会讨论而联大则实行定期开会制。FRUS， 1948， Vol.2，
p.992.贝文则认为最好将争端提交联大而不是安理会，理由是“在安理会可能出现比我们预期多的弃权票，这样就不会起到我们寻求国际社会道义和政治支持的效果；相反，我们在联大上将得到2/3多数的支持”。贝文接着质疑在将争端提交联合国之后，西方三国又该如何行事？是对苏联采取经济制裁，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向其施加压力？他不但认为前一种做法是无效之举，也不希望执行后一种措施。此外，贝文还感到武装护送会带来真正的麻烦，他认为：“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参谋部应该尽可能快地拿出行动方案，而军队则必须坚决加以执行，同时必须作好应对更大冲突的准备。”为此，贝文还表示：“英国正在进行军队复员工作，面对目前的状况，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应该停止复员，以维持一定数量的训练有素的军人。”FRUS，
1948， Vol.2， pp.986-988.
在当天的美英会谈结束后，英国内阁连夜开会讨论，并很快批准了美国提出的对苏交涉方案，仅对提交联合国的程序持保留意见。对于内阁的表态，英国政府内部也不是没有异议。例如在美英两国会议的次日（7月27日），贝文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在英国政界和军界都颇具影响力的蒙哥马利元帅的信函。这位二战英雄态度悲观地认为，政府耽误了太多的时间以至于如今以无法从柏林全身而退，因此无论是与苏联谈判还是被迫投入战争，西方都将注定失去柏林。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589.尽管遇到了一些悲观的言论，贝文还是在7月28日提交首相的报告中强调：既不要绥靖苏联人，也不要粉饰目前遇到的困境。他表示，“西方不可能撤出西柏林，这样做将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最大鼓励和对国际友人的最大打击”。对于西方无法在柏林立足的观点，贝文表示：“我们必须做好在冬季面对严峻局势的思想准备，必须面对饥饿、工业停滞和骚乱等情况，但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让苏联人意识到除非使用武力否则无法使我们投降，同时看能否通过谈判解决问题。”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589.作为对政府行为和目的的进一步说明，贝文在7月29日的下议院演讲中表示：“目前所采取的外交行动的目的是澄清我们的立场，是为了弄清楚是否存在消除谈判障碍的可能性，希望谈判能给欧洲带来和平与安全。”BDFA，
Part Ⅳ， Series F， 1948， pp.179-184.
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基本政策的确立，是一个内部协商、争论与外部协调相结合的复杂过程。就内部的协商而言，总统、国务院、驻德军政府和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陆军部等部门均有参与，各方都力争使决策依附于自身的思维。但由于总统职权的特殊性，杜鲁门在该过程中实际处于一种居高掌控地位，其他决策单位则更多是用建议影响总统的思维。但由于危机涉及问题较为繁杂，杜鲁门也只是对某些原则性的问题作出专断，而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则给官僚机构留下了较大的决策空间，总统只起到修正过激意见的作用。可以说，美国政府内部的对策制订是一种总统领导下的官僚机构之间的立场博弈。就外部协调来说，更多是协调与英国的立场和行动步调，尽管这一过程在复杂性上不及美国的内部协商，但由于影响协调进程的深层次因素是双方国家利益的硬性诉求，因而其难度丝毫不逊于前者。不过，由于冷战背景下美英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基本面大体均为反苏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安全利益维护，而双方的分歧更多是在于通过怎样的具体策略实现安全利益，因此美英之间的危机对策协调往往是以相互妥协的方式收场。当然，由于两国关系中本身存在着不对称性的相互依赖，美国在实际协调中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