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Vol.2， pp.1038-1040.
在四国谈判转移至柏林继续进行的同时，城内的亲苏势力加大了夺取城市控制权的行动。由于苏联的阻挠，原本计划于9月3日在位于东柏林的市议会大楼召开的议会会议被迫推迟。柏林统一社会党利用这个机会，与声称代表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人在议会会议厅举行会议，但参会者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是上述三个政党的成员。在统一社会党的倡导下，参会者组成了所谓的“柏林民主集团”，并选举四位代表与市政府进行谈判。由此，在当地亲苏政治团体主导下，对抗市政当局的力量实际已经形成。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185.
虽然，市议会尝试在9月6日下午重新举行会议，并特意从西柏林的警务部门征调了40名志愿人员负责在会议期间维持市议会大楼的秩序，但事实证明这些警力是远远不够的。在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示威者强行冲入议会大楼并占领了会议室，其间准备报道会议的几位来自西柏林新闻机构的记者还受到了暴力袭击，麦克风等报道器材也被损坏，而当时在场的东柏林警察却只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无法正常举行会议，很多亲西方的议员被迫迅速撤离，亲苏人员基本控制了议会。下午两点，议会第二副主席、统一社会党人格斯切克（Geschke）宣布开会，参会议员基本上是统一社会党成员以及其他派别的亲苏议员。这个残缺不全的议会迅速投票通过了统一社会党提出的《冬季紧急法案》，而示威者也在会议举行一个小时后开始离开议会大楼。会议结束后，东柏林警察在大厅出口对每一个离开人员进行身份核查，只有经过核查的亲苏人员才可放行，而其他人员则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两名亲西方新闻机构的记者以及前来维持秩序的西柏林警察志愿者。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185.尽管，被围捕的志愿者中有部分人逃脱并最终躲进了位于东柏林的美、英、法三国联络官办公楼，但他们最终还是遭到了东柏林警察的拘捕。事后根据美国联络官的描述：苏军军官命令东柏林警察冲入被围困的西方三国联络官办公楼，并在其间使用暴力造成至少20人死亡。FRUS，
1948， Vol.2，
p.1134.美英法三国驻柏林指挥官在事后对苏方默许示威者扰乱议会大楼，并公开逮捕西柏林警察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西方军政府将此定性为“一次有组织的亲苏分子骚乱”。三天后，在柏林英占区国会大厦广场，由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组织的抗议“6日冲击市议会事件”的30万人群众集会上，再次发生了流血事件。亲西方人员在集会时爬上位于英、苏占领区交界处的勃兰登堡门，扯下并焚毁苏联国旗，在随后的冲突中有1人被苏军打死，数人被击伤。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189.
除了分裂市政机构和不断发生的群体性骚乱外，驻德苏军还采取其他措施试图劝诱西柏林人疏远西方国家，例如采用绑架、暗杀等方式希望让柏林人明白自身的安全有赖于与苏联的合作；进行反西方宣传，大力宣扬西方在柏林地位的不断恶化、空运行动的暗淡前景，并展现出自身对柏林人的友善以及愿意提供物资供给的态度。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p.162-165.不过，苏方的上述行为似乎并没有对西柏林人产生多大的影响。比如他们曾试图劝说当地德国人相信今后将在生活的各方面依赖苏占区，以此来摧毁人们对西马克的信心使该货币贬值，但西马克的币值却一直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在四国谈判刚开始的8月初是1个西马克兑换2个东马克，但月底的比价则扩大为1比3.2。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166.
三、美国的对策调整与联合国的外交调处
从1948年9月1日开始，西德制宪会议在波恩开幕，筹建西德政府的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这使美国政府在应对柏林危机时需要更加谨慎。在9月7日收到驻德军政官的谈判总结报告后，国务院结合近期柏林的政治局势判定：“在8月30日指令基础上，通过军政官制订具体解决方案的努力已经失败”，谈判中出现的所有分歧都直接来源于苏联人坚持“西方已经失去在柏林合法权利”的论断。国务院感到必须让苏联对“西方在柏林的权利”这一基本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否则就意味着接受苏联的拖延战术，开始新一轮徒劳的谈判，并坐视驻德苏军对柏林市政的接管。FRUS，
1948， Vol.2，
pp.1140-1142.国务院认为在如何处理苏联的封锁、拒绝履行四国对货币的联合管制、攻击市政机构等三项行动上，必须自我克制。尽管克制可能会被解释成一种默许，甚至会被看作是西方在放弃有争议的权利，但马歇尔感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以上三个事实成为证明苏联试图剥夺西方在柏林权利的铁证。他进一步强调，应该既要求苏联人承认西方的合法权利，也要其不再采取与对德联合管制原则不符的行动，后者将是最低要求。驻苏大使史密斯更是表示如果西方的要求遭到拒绝，就将争端上诉至联合国。FRUS，
1948， Vol.2， pp.1145-1147.
国务院在9月8日致电史密斯，要求他立即劝说苏联政府修订8月30日给军政官的指令。国务院希望在原指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撤除从3月31日以来的所有交通限制、四国管制金融委员会有权控制柏林德意志发行银行的日常运作、反对苏联单独控制柏林贸易等原则。此外，国务院还希望对驻德苏军允许并协助少部分人用暴力手段扰乱市政机构履行正常职能的行为提出抗议，要求莫斯科明确承认西方三国在柏林的驻留权，以及因此在市政管理上享有平等的权利、职责和义务。FRUS，
1948， Vol.2，
pp.1140-1142.同时，国务院也认为需要在行动中注意以下原则：第一，提出抗议的对象应该是莫洛托夫而非斯大林，因为苏联人坚信西方会在盛怒之下直接向斯大林发难，这样就意味着可以在莫斯科开始新一轮的四国谈判，等于为他们向西方讨价还价又一次提供了机会；第二，抗议应该采取书面形式。FRUS，
1948， Vol.2， pp.1140-1142.
陆军部的看法与国务院相似，部长罗亚尔表示：“如果莫斯科能够就财政金融委员会职能、贸易规则、航空运输、食品支付、占领费用、维持柏林正常秩序和市政府运转等一系列问题重新向其驻德军政官发出令人满意的指令，我们愿意在柏林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的具体实施细则。”他表示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引诱苏联就分歧点与西方达成一致，另一方面是为了阻止苏联再度在莫斯科和柏林的谈判中采取“拖沓战术”。罗亚尔也强调，如果问题确实无法通过谈判得以解决，那么向联合国申诉就真的成了化解危机的必经途径。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 p.845.
与国务院相比，驻德军政官克莱主张在抗议中有意识地将重点集中在金融和货币等分歧最为严重的问题上；同时，他倾向于通过驻德军事负责人的谈判解决问题，对通过联合国实现和解不抱多大希望，并强调当前保证危机和解的关键依然是空运的成败与否。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 pp.846-847.
驻苏大使史密斯对国务院的立场，尤其是“西方在柏林的权利”问题上的要求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苏联政府不会从之前对该问题的立场上后退，恰当的做法不是申斥苏联拒绝承认西方权利，而是列举其单方面终止这些权利并实际上破坏西方在柏林地位的具体行为，例如不履行苏联领导人关于管制金融委员会职能的承诺、对交通和贸易提出新的限制、继续破坏旨在制订协议的谈判进程以及破坏柏林市政机构的正常运转等等。史密斯表示西方以任何方式继续或者终止谈判，都不会削弱苏联接管柏林市政府的能力，他强调“如果现在不能有效地和‘魔鬼’战斗，今后将可能会很被动”。FRUS，
1948， Vol.2，
pp.1142-1144.史密斯认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前的一系列举动显然是低估了我们，如果他们继续认为我们对现实是如此盲目，以至于在目前的环境下继续允许自己在柏林的合法地位愈加不稳固，并希望通过谈判中表现怯懦和忍让的姿态求得和解，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为此，史密斯在9月12日下午致电国务院建议向苏联政府声明：“柏林少数亲苏分子的侵略性和挑衅性举动却在不断加强并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制造了障碍，而这些行为显然获得了苏联的积极支持”；并同时建议在柏林采取实际的反抗行动，因为在柏林人民抵制对反西方政治势力挑衅行动的策应下，西方大使在莫斯科外交斡旋可以从中得到有力的支持。FRUS，
1948， Vol.2， pp.1150-1151.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认为，苏联所引发的柏林混乱局面可以被用作美英法三国对其进行言语反驳和行动反击的绝好例证。所以，从收到四国柏林谈判的报告开始，英国副外长斯特朗就会同美、法两国驻英大使开始制订对苏联政府的抗议照会。该照会包括两份备忘录：一个是处理柏林谈判本身的，另一个是针对最近柏林城内部混乱局势的。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142-144.对此国务院表示：不论是对恢复柏林的社会、政治秩序还是对在柏林谈判期间出现的三点问题作出确切保证，只要苏联政府两者取其一，华盛顿就同意恢复柏林军政官交涉。但贝文却不同意将莫斯科可能做出的简单回应作为恢复谈判的条件，并强调应要求苏联采取切实行动，维护四国对柏林的联合管制。他表示“虽然无法判定是否能够在莫斯科解决柏林谈判中出现的分歧，但至少存在这样的机会”，而在莫斯科交涉的同时，应该要求其命令本国军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试图推翻柏林市政府的行动。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142-144.此外，美英在抗议方式上也存在着分歧。贝文认为：“在提出抗议时不要以书面形式而应用口头陈述，前者可能给苏联人这样的印象，即他们的不合作、不友好行动已经使美、英、法感到震怒，抗议是三国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他批评华盛顿的做法“似乎很少估计到需要为自身行为所承担的风险”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142-144.。马歇尔认为英国主张的抗议方式表明，他们倾向于使问题变得模糊，并在西方处于劣势的柏林局势下给苏联人提供一个延长谈判的机会。FRUS，
1948， Vol.2，
p.1148.但在与参议员范登堡、陆军部长罗亚尔等人商议后，马歇尔权衡了“维持西方团结”与“采取英国方针路线的内在危险性”之间的轻重，最终决定采纳英国的意见。FRUS，
1948， Vol.2， p.1148.
在9月14日的会面中，莫洛托夫不仅拒绝了美英法三国大使会晤斯大林的请求，更是反驳西方的抗议是一面之词，并表示莫斯科“将需要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分析西方照会中列举的三个分歧点”，“不会在一个对苏方妄加指责的报告基础上展开协商”。史密斯等人也针锋相对地表示，除非对三个基本分歧点作出解释，否则在柏林继续进行任何谈判都是徒劳的。FRUS，
1948， Vol.2，
pp.1157-1160.他于会后致电国务院：“目前达成一致的希望十分渺茫，根据莫洛托夫的态度，苏联试图通过谈判推延时间并将破坏谈判的责任推给西方。”至于将争端提交联合国，史密斯认为此举未见得对西方有利。他指出：“尽管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我们可以获得2/3多数的支持，但大量的弃权票（整个远东和近东集团、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可能的一定数量的拉美国家）会减轻国际社会对苏联进行谴责的分量；联合国成员国中的‘动摇分子’更会受到诸如苏联主动提出供应柏林食品的建议以及莫斯科愿意继续谈判等因素的影响，反而将挑起事端、危害和平的责任扔给我们。”史密斯估计苏联代表将会在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演奏所谓的“民主交响乐”，甚至会赞颂最近的柏林骚乱，会将这些活动形容为是“在反动帝国主义压迫下民主力量的复活”。此外，史密斯还表示，随着冬季天气状况对空运负面影响的加大，苏联将继续依靠饥饿和失业来引诱西柏林的人们接受亲苏势力的控制，而西方驻军对改变这种状况则几乎无能为力。史密斯尽管做出了这些悲观的预测，却依然祈祷苏联人的答复能证明自己的上述估计是错误的。FRUS，
1948， Vol.2， pp.1160-1162.